還記得「牠」嗎？關於動物的記憶、紀念與觀看

文／龍緣之（北京清華大學哲學博士）

「在動物園內，沒有任何遊客可以捕捉住動物的眼神。」[1]

6月初，我和政治大學台史所的鄭麗榕老師一同在誠品信義店分享以「如何懷念牠：關於動物的記憶與紀念」為題的演講。此為鄭老師新書《文明的野獸》的系列活動之一。鄭老師此前已撰寫多篇文章，從「死貓掛樹頭、死狗放水流」的民間動物安葬，到圓山動物園裡的動物慰靈祭，以及人們熟悉的特定動物死後被製成標本的故事，都曾是她寫作的主題。[2]讀完這些故事的我，不禁想起在動物倡議中，是否也曾以「紀念」形式喚起人們對動物的記憶——特別是那些生前與死後，長期被社會忽略的動物呢？本文即出自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誰被「紀念」？誰在「紀念」？

「紀念」的目的，決定了我們如何「紀念」牠們。我們先看看過往較為常見的紀念的緣由。從「慰靈祭」到「畜魂碑」，這些動物或是被認為「值得追憶的」，被寄予了許多人的情感記憶或想像，又或許是人們對於動物實驗與肉食文化的贖罪。在這兩大類活動中，有的帶有溫情，有的卻是主流社會不願正視的問題。顯而易見的是，這些紀念活動的動機皆出自於人。那麼，動物呢？牠們是否在死後仍因為人的需求和目的而被形塑成特定的樣子？動物不同於「物」，但其「能動性」（agency）是否有機會在此過程中展現？還是說，多種「紀念」形式，只能成為另一種規訓、另一種僵化人們對動物「曾經存在」的理解？

寫作〈我們為何凝視動物〉的藝術史名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認為，「唯有想像中的動物不容易消失」。[3]正如我們經常能看到的那些被紀念的動物，常是人們願意不斷地回想（或是不斷重塑想像）的個別動物，如大象林旺。另外，也有一些特殊場所（如屠宰場、動物實驗中心等）設置了畜魂碑（慰靈碑），除了是對被犧牲的動物之感念，更大程度上，或許也是人們為了讓自己的感覺好受一點。

社運召喚被遺忘的動物

日漸躍入公眾視野的，則是行動主義、社運對動物生命的召喚。比如數年前在運輸過程中墜落馬路的河馬「阿河」，在大馬路（人類追求速度的現代生活表徵）上，牠諾大的身軀讓人無法回避，急欲想移除。最後阿河悲慘地死去，NGO團體仍不斷透過媒體提醒人們「牠還在」，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動物保護法》「動物展演規範修正條文」三讀通過。[4]

同樣帶有正視和意圖改變動物處境的「紀念」活動，還有藝術家們帶有儀式感的創作。杜韻飛的〈生殤相〉系列攝影作品，以收容所裡即將被安樂死的狗為主題，拍攝了牠們死前的最後面容。藝術家張力山的〈形骸孤島〉則收集了全台兩萬多隻流浪動物骨灰，促使民眾將「觀看」轉換為「行動」。

觀看遺照與撿骨，以往只發生在最親密的人之間。在這些藝術展覽裡，觀眾卻必須透過凝視和實際參與，靜默地完成哀悼，甚至將動物與人們的願望，聚合為表達民眾心聲的政治訴求（改善流浪動物政策、加強動物保護）。

近年，動保團體發起的「眾生願」、「世界動物權日」（NARD）等具有儀式感的活動亦具創意。前者藉著中元節的契機，希冀人們在傳統祭祀中，以其他方式取代動物「三牲」，正視「生存」是所有動物的本能和盼望；後者已連續兩年在台舉辦，台北場與高雄場的參與者手持動物照片，朗讀〈動物權利宣言〉，為每年「數以百億計」因人而受苦的動物（經濟動物、實驗動物、伴侶動物、展演動物等）獻花、默哀。

更具行動性的，還有在屠宰場附近的「為豬送行」。在這個原名為「Vigil」（原意為「守夜」——同樣過往僅發生於人類親友之間）的活動中，參加者手持海報和標語，在屠場門口為已飽受旅途勞頓，卻即將死去的豬表達憐惜之情，目送其走向生命的最後一程。[5]

上述這些活動促使人感懷「因人而出生、因人而逝去」的動物，更包括那些尚未死去的，以及尚未出生的生命。這是人的贖罪，正如「為豬送行」不單是為了非人動物（豬），更是做給社會大眾（人）看的；這是一種對動物卑微生命的致哀，也表達了對社會漠視動物苦難的不滿。

從展出流浪狗遺照、為流浪動物撿骨到「為豬送行」，皆是最初提到的主流意識形態下的「紀念」活動所排斥的，更是許多人不願面對的現實。這些活動的本質是反思性的。相較之下，政府或業者（動物實驗產業、經濟動物產業）所組織的「紀念」，則具有社會規訓的功能，是動物倡議者並不滿足的既定社會秩序。

是紀念，更是規訓

在這裡我舉兩個較為極端的例子。第一個是警犬「菲生」的故事。在北京警察博物館籌備之時，館方認為警犬標本可作為永久紀念物，選擇了戰功赫赫的「功勳犬」菲生。「毛色鮮亮，神態逼真……這是給退役功勳狗的特殊獎勵，在專家們看來，這狗真是生的偉大死的光榮。」處死菲生之前，原本照顧牠的警犬繁殖支隊隊長楊肇斌痛不欲生，「在狗籠前一夜未眠，留下一地煙頭」。[6]

另一個相似的例子，是1993年的中國電影《犬王》。在這部虛構的劇情片中，導演姚守崗為了拍攝一場炸彈在軍犬口中爆炸的鏡頭，安排了一頭立有功勳的軍犬演出。為了達到影片效果，軍犬活生生地在鏡頭前被炸死。[7]電影觀眾不僅看到牠生前的最後身影，「觀看」本身，甚至成了合理化這種殺戮與展演的一部分。

無論是標本的展出或是影像回顧，這種被設定的「紀念」，不見溫情，反而可能令人感到痛苦。正是因為，這種「紀念」的目的與珍視動物生命是悖離的，它顯示的是一種完全不一樣的對於生命的理解及感受，赤裸地直指人類文化中的殘酷面向，甚至剝奪了任何嚴肅地哀悼牠們的可能性。

這兩個發生在中國的案例，甚至引起了非動保群體的忿怒。一個更廣為人知的例子，是2011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上，由魔術師傅琰東的「年年有“魚”」金魚列隊表演，讓數隻金魚依魔術師的指令列隊前進、表演各種組合隊型，引發社會熱議和不滿。媒體評論指出：「幾條小小的金魚竟然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反響，竊以為已然超出了“虐魚”的範疇，而是另有深刻的社會背景和社會心理。很多人心裡都有一條春晚金魚，他們從金魚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甚至找到了社會的影子。……金魚的命運遭遇了人為的操縱，牠們已經淪為魔術師表演的道具和為人類製造“安定祥和”氛圍的工具……看到金魚就想到了自己，難免有人會由此生出幾分“惺惺相惜”的共鳴。 」[8]

如此看來，這些對動物或是生前的生命、或是死後的身體的操作，是不是皆帶有著對作為人的觀者「殺雞儆猴」的味道呢？從一個帶有反省性的立場出發，這些活動不僅令一部份的人反感，也喚起心理層面的恐懼，與對人類惡行的忿怒。

「影像再現」是種雙面刃

然而，觀看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事。
科技哲學中的「觀察滲透理論」（theory-laden，指科學的觀察是「已被理論滲透的」，或說是「載有理論的」），在社會科學領域同樣具有啟發性：當觀察者擁有什麼樣的世界觀時，他就會基於那樣的認識方式（理論），看到他「想」看到的「事實」、得出相應的結論。而當觀察的主體換人時，所謂的「事實」又會基於新的觀察者的世界觀，而被「看到」、描述為不同的事物。因此，「觀察」的過程和結論，乃是被觀察者本身既有的「理論」所滲透的。不同的人，可能擁有完全不同的結論。[9]在動保組織揭示的種種殘酷現實面前，關愛動物的人們看到的是令其難過的影像，在其他人眼中，卻可能是令人興奮，甚至激發欲望的載體。

究竟，如何適宜地呈現動物的處境，才能達到動物倡議的最佳效果呢？

藝術轉化的重要性

透過藝術和創意的轉化，是否可能更好地引導觀者對動物處境的理解與同情？

我認為是可能的。在此試舉兩個例子。在位於日本埼玉縣的丸木美術館中，近期展出了館方委托製作的「紙芝居」創作〈微小的聲音〉（ちっちゃいこえ）。[10]丸木美術館由長期繪製原子彈爆炸主題的丸木俊、丸木位里夫婦成立，展出他們知名的「原爆圖」、「水俁病」、「南京大屠殺」等巨幅系列作品。繪本畫家Arthur Binard則自丸木夫妻多幅「原爆圖」作品中截取觀者容易忽略的元素，如受爆人群身邊的貓狗身影、剛出生的人類嬰孩等，重繪為一幅幅畫作的主角，傳達「包括動物在內的所有由細胞組成的生命，都是戰爭的受害者」之信息，以此展現人和動物的平等性。

日本插畫家Rumico則以《動物與戰爭》一書為靈感來源，創作了〈可愛救世界〉系列插畫。[11]動物在人類戰爭中，或是作為工具（戰馬、戰鴿等）、實驗動物（如上述之軍事承包商利用豬的例子），或是受害者（可以〈微小的聲音〉為例）的事實，有時令人難以直視。

Rumico因此選擇了以柔和的筆觸，描繪動物的單純和樂觀。即使是身上有繃帶、像個殘破的布娃娃一般的兔子和老鼠，也積極地求生、愛玩、嚮往著和平。這些畫作顯示了動物既可愛、又可憐的一面（日語的「可愛」かわいい與「可憐」かわいそう也非常接近），意圖喚起觀者的同理心。

動物園—人與動物關係的墓誌銘

Rachel Poliquin等研究者認為，人們對動物毛皮和骨骼的收集和保存，彷彿是在建立一種「沒有呼吸的動物園」（breathless zoo）。反過來想，動物園會不會也是一種「有呼吸的標本館」呢？[12]

「你去過動物園嗎？」、「你喜歡動物園嗎？」一部名為《你想住在動物園嗎？》的影片導演林晉寬，對台灣民眾發問道。當導演進一步詢問「你覺得動物園的動物快樂嗎？」「你會想住在動物園嗎？」許多人進入了沉思。

動物園展示和對待動物的方式，以及動物經常表現出的刻板行為等非自然狀態，經常引發人們的反省，近年來更是動物倡議經常討論的議題。透過對《文明的野獸》一書的閱讀，我大膽的設想，動物園展示所強調的人對動物的「愛」，是否根本上僅是對動物的佔有、控制和支配？

我認為，動物園為人們展現了多重的對自然世界的想像。首先，是一個受到規訓的世界（此亦是鄭麗榕老師書中不斷涉及的問題，在此不再墜述）；其次，是一個充滿人類幻想的世界，那個既如傅柯（M. Foucault）的「全景敞視」概念下的監獄，又如全景圖（panorama）一般的超現實空間。在動物園，人們以為可以用視覺統攝世界各地的動物。

最後，動物園展示的是一種無遮蔽的、去魅的世界。它既是傅科闡述過的自我監禁之空間，更使動物成為「一種已完全被邊緣化的東西」（伯格語）。[13]透過對展演動物的觀察，人們會領悟到，許多動物早已自我放棄。

為了讓遊客騎乘老虎、付費照相，浙江台州溫嶺動物園員工在遊客面前訓練老虎。在此過程中，馴獸員不斷地以威嚇等方式，讓老虎完全不敢反抗人類，維持照相的姿態。

也許，在動物福利和法律較為進步的國家中，展演動物的處境較為不同，但從研究東京上野動物園的《野獸的本質：東京恩賜動物園的帝國與展覽》，到主題為圓山動物園史的《文明的野獸》，兩本書都揭示了動物園作為「人類宰制其他動物的表徵」之一。[14]我因而常以「霸凌」（bully）概念反思動物園：人們對動物的「霸凌」，體現在由施暴者（如馴獸師）、受害者（動物）和旁觀者（遊客）構成的三角結構中。如果旁觀者無法為受害者發聲、同理心機制被環境所壓抑，一次又一次地無法發揮作用，乃至旁觀者轉而認同施暴者言行，那麼，他很有可能將逐漸「以不公正為常態」，在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中加入「施暴」的行列。長此以往，更將養成「漠視受害者需求」的慣性。[15]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柯慈（J. M. Coetzee）在其獲獎演說（後改寫為小說）《動物的生命》中，以猶太人集中營比喻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真正的恐怖在於，不僅兇手們拒絕設身處地地為受害者著想，別的人也一樣……換而言之，他們斷絕了內心的溝通。」[16]伯格則指出，獨自前往動物園的人，只能感受到自己的孤獨。[17]快樂，往往來自於共感，我們也許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伯格的話。在動物園中，人們永遠難以實現「人與動物和諧相處」的幻想。

在現代生活中，多數人僅有貧乏的與少數動物交往的機會，在不干擾野生動物的保育原則之下，動物園成為許多人拉近與動物的空間距離之渠道。無怪乎，伯格寫道「現代動物園是為一種與人類歷史同樣久遠的關係所立的墓誌銘。」[18]從動物慰靈祭、畜魂碑，到此處所謂之「墓誌銘」，關於動物的觀看、記憶和紀念，如要掙脫出既定的權力關係和社會規訓，仍需要更多真實信息的傳播、藝術化的引導，鼓勵人們培養關於動物生命的個人體會，最終吸引社會大眾對「人與動物關係」進行反省

[1] John Berger著，劉惠媛譯，〈為何凝視動物？〉，《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6頁。
[2]鄭麗榕，從「死貓吊樹頭，死狗放水流」到為愛寵做棺材——歷史中的動物安葬故事
[3] John Berger著，劉惠媛譯，〈為何凝視動物？〉，《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3頁。

[4]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動物圈養展示、表演管理的潰敗！阿河枉死！無數被圈養、展示的動物仍無法律可以保障其福利〉，2016年2月3日。
[5]蔡育琳，〈台灣首次為豬送行台北Animal Save〉，關懷生命協會。

值得注意的是，「為豬送行」對應屠宰業者和運送人員的方式和態度。由「救救港豬」團體發起的香港「為豬送行」，就準備了純素的點心送給運送豬隻的工作人員，在釋出善意的同時，更體現了人和非人動物都是倡議團體關懷的對象。

[6] 引文來自百度百科，「菲生」故事在中國引起社會廣泛回響，受到媒體和民眾的注意，然而其真實性亦不可考。

[7]〈導演拍電影為求真實炸死軍犬網友罵其冷血〉，重慶時報，2008年12月02日。

[8]喬志峰，〈那幾條金魚為何牽動人心〉，光明網-光明觀察，2011年2月16日。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5e4ktZvdU

[9] 關於「觀察滲透理論」可進一步參考：http://cscsnet.hkbu.edu.hk/articles/kwan1_f.html

[10]「紙芝居」（kamishibai）是日本傳統民間藝術形式。說書人的解說伴隨著一幅幅畫作在簡易的箱子中輪流展示，宛如一個流動的小劇場；丸木美術館網站中關於本項目的頁面：https://marukigallery.jp/1925/

[11]插畫家網站http://rumico-carnival.shop-pro.jp/

Anthony J. Nocella, Colin Satler等，Animals and War: Confronting the Military-Animal Industrial Complex，Lexington Books，2003.

[12]轉引自鄭麗榕，《文明的野獸：從圓山動物園解讀近代臺灣動物文化史》，新北市：遠足文化，2020年，第300頁及332頁。

[13]傅柯，劉北成、楊遠纓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出版，1992年；John Berger，〈為何凝視動物？〉，《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2頁。

[14]I. J. Miller, The Nature of the Beasts: Empire and Exhibition at the Tokyo Imperial Zoo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15]可參考筆者對「霸凌動物」的進一步說明：「2019反霸凌動物教師培力暨教案設計工作坊」梯次一（關懷生命協會報導）

[16]J. M. Coetzee著，朱子儀譯，《動物的生命》，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第40-41頁。

[17]John Berger著，劉惠媛譯，〈為何凝視動物？〉，《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6頁。

[18]John Berger著，劉惠媛譯，〈為何凝視動物？〉，《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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