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女人為什麼憂鬱？從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看女性的社會角色
作者／獨立評論
文／魏慕月
《82年生的金智英》這部電影是以女主角金智英的角度出發，用一位在家中獨自帶孩子的母親的故事，描述女人在成為母親以後，面對自己的身體變化、環境與社會文化，試圖扮演各種角色下所受到的衝擊與影響。
電影一開始就是身為母親的金智英在家中照顧小孩，試圖探討一位女人成為母親以後生活及周遭一切的改變。電影裡所說的「改變」，表面上看起來討論的似乎是時間、體力、生活型態、金錢的使用等等變化，但內心最大的挑戰與改變，其實是「一個正在消逝的自己」──一種成為母親後對周遭油然而生的困惑。
這不僅是因為在現實中，母親總是被與孩子有關的事物圍繞與淹沒，也包括我們總是太習慣強調母親對孩子的影響力，至於原本的自己到底消失去了哪裡，似乎已經不再是生命的主軸。所有人關心的，只是「母親」這個的角色功能與存在意義。
《82年生的金智英》並非只是一味強調女性在婆家、丈夫傳統中受到壓迫的表現，也刻劃出現代女人面臨新的經濟條件改變、新媳婦角色期待的變化時，隱藏在延續著的傳統架構中，這種新與舊之間的孤獨感。
電影裡，沒有人希望智英不快樂。比如婆婆一得知智英經常出現失憶症狀以後，就試圖做些什麼、寄些覺得有用的湯藥給她喝；再怎樣叨擾的小姑，回家探親時也還是為孩子買了真心覺得好看、欣賞的新衣服；智英的丈夫也並非是回家只會倒頭大睡、不肯做家事的男人。這些都顯示傳統的性別文化已經逐漸改變，但為什麼智英卻仍舊感到憂鬱、無力與孤獨呢？
▎自我消失的女性
電影當中有一幕，是智英小時候跟姊姊一起討論彼此未來的夢想。這一段象徵著女人在成長的歷程中，對自由的狀態有所追求，是一種充滿可能與希望的力量展現，能夠去追尋自己是誰，並且透過有形的實踐成為自己認同的來源。
智英的憂鬱，不能只單純解釋為傳統意義上別人對她的壓迫、共謀，整部電影所探討的，也並非兩性戰爭，而是在強調：身為女人，從小似乎自然必須依循某種耳提面命、循規蹈矩的教育長大，以進入某個被規範的安全、安定狀態。我們也經常用是否結婚、是否得到男人的寵愛來評斷一個女人的價值，例如「婚後不用工作能在家就是好命」、「賺得不夠多，至少她找個好人家嫁了」、「她可是醫生娘！」這些話彷彿都在微妙的暗示著女人：「妳不用太堅持自我、不用在意自己是誰，只要妳能乖巧、溫柔、漂亮，得到一支夠大的婚姻庇蔭傘，一切就夠了！」
女人從小需要面對各種層層疊疊的自我約束，無論是身體行為或心理界線。像是「說話不要大聲，要像個女孩子」、「吃東西不可以這樣」、「腳要放下來、不要爬上去」；長大以後，自我價值也容易被認為需要透過別人賦予，如果沒結婚，就會被「為什麼嫁不出去？要留在家當老姑婆嗎？」等詢問淹沒，有些人甚至會對著已婚的女性朋友用半開玩笑的態度說「結婚了還打扮那麼漂亮是要吸引誰？」這樣的文化經常隱藏在生活中的暗示，不見得人人都能意識到，有時我們也會不自覺的這樣對待自己與他人。也因此，女人天生擁有的身體、思考與自主性都更難被看見，常常需要更聲嘶力竭的去表達、去追求。
▎母親與憂鬱，不應只是被當成單一疾病化的標籤看待
在《82年生的金智英》故事中，我們可以看見：不同的人生階段、生活中不同的時間點，都隱藏著對女性角色可能的歧視與價值挑戰。儘管一個女人決定了成為母親、決定了獨自在家帶小孩，這些她面對家庭、出於自我的決定，仍然需要面對各種社會期待的眼光。有時候，新角色與新決定會被迫用不同的身份、對話出現，包裝在傳統架構的延展中，沒那麼容易被發現。
如果你結了婚、生了孩子，想要請育嬰假在家帶小孩，面臨到的是工作中可能無法順利升遷的挑戰。如果專心拚搏工作都不回家，別人也會懷疑你扮演妻子、母親的角色是否稱職？社會常常強調母親的重要性、功能性，卻容易遺忘母親自己是誰、一個人除了是母親，也可以有其他的多重角色。一位母親的憂鬱，可能來自於被自己與周遭聲音淹沒的無力感、對新角色的自我懷疑、對身旁人的期待與壓力，對於如何能成為一個「夠好的母親」的困惑、照顧孩子時的挫折與疲累，以及擔心拒絕或流露出無力可能就要飽受批評的失能感。表面上淹沒的是現實的時間、生活的空間和經濟能力，實際上真正消失的，是那個「一部分被掩蓋而漸漸流逝的自己」。
女人面對多重角色與樣貌時，經常容易察覺到各種期待，也因此時常對自我特質感到矛盾、困惑，時而迎合，時而懷疑。儘管「強悍」放在女人身上，常被社會賦予負面形象，但強悍與堅定是人在探索自我、挑戰極限的時候，能夠帶領自己啟動力量的珍貴特質，只要是人，都應該努力地探索，試著接受自己內在擁有的各種面向、角色與需求。因為每種特質都有它的生存意義，也有能使你前進或改變的力量。
因此在探討一位母親的憂鬱時，需要的是與社會文化、經濟議題和自我發展一齊思考，而不應該只是單純視為「疾病」、「憂鬱症」而為對方貼上「一位失功能的母親」、「不適合照顧小孩的媽媽」標籤。憂鬱也並不表示一個人完全失去角色功能或完全沒有自主思考能力。女人對於社會的困惑與來自文化的挑戰，如果只因疾病的定義而被簡單稱作「失能」，其實是忽略了女性在家庭、社會與個人需求間的角色複雜度。
▎讓女人自由，需要社會文化與政策共同改變
自由與幸福，應該是擁有足夠多樣的選擇權。比方說如果一個女生想成為母親在家帶小孩，這是她的選擇，而不應只被看成「因為得到男人經濟的關照，而能夠在家帶小孩／休息」，忽略女性或許也渴望陪伴孩子成長，且對母親角色有所享受與期待。同時，當一個女人因為賺的錢可能沒那麼多、為了經濟考量而決定獨自在家帶孩子時，也不要因為她是個母親，而忘記了她也有探索極限、追求成就的需要。
我們的社會，需要對一個人能扮演的角色有更多想像、更多元的定義。看待女人與憂鬱之間的關聯，我們也需要有更多連結與想像的能力，並非只有單一疾病與失能的角度。政策與文化也應一併前進，在面對職場媽媽請育嬰假、以及母親重返職場追求升遷與成就等狀況上，有更多友善的對待。如此，女人的憂鬱才有機會得以像被泡在熱茶中的菊花般緩緩舒展開來，在這層層疊疊的複雜探索之中，重新找到一個自己與社會之間最能共處、舒適與自在的位置。
（作者為內科專科護理師、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碩士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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