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橫掃中國票房的「愛國三部曲」:我的坐立難安、與他們的熱淚盈眶

作者:Lukas Niu/「媽,我明天要出國」

每年十月對於兩岸來說,都是個「特別」的月份:月初有中國大陸的「十一國慶」黃金周;緊接著是台灣(中華民國)的「雙十國慶」假期——兩岸都在這個月裡,各自慶祝「自己政府」的誕生。

今年十月的頭兩週,我正巧穿梭於兩岸之間,也因此饒富趣味地感受到海峽兩岸「慶祝國家誕生」的不同氛圍與方式。

十月初的中國大陸「黃金週」,我在上海度過。為了避免碰上來自中國大陸各地的洶湧觀光人潮,我刻意避開了那些耳熟能詳的觀光勝地,諸如外灘、陸家嘴、新天地等。為了殺時間,我跟朋友來到電影院,一點開手裡的 APP 查詢院線片,發現這段時間大上海地區各戲院上映的,不僅幾乎全是中文電影、而且都是以國家民族為主題的「愛國系列」。

對於習慣觀看歐美電影的朋友來說,這簡直是「一大災難」。但我卻笑笑地告訴朋友:「別沮喪,要知道在台灣,我們反而難得看到這些『中國大陸角度』的民族主義電影,何不好好趁機感受一下這難得的體驗?」

我更下定決心,乾脆趁著中國大陸十一黃金周,把「慶祝中共建政 70 週年三大鉅獻」:《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及《攀登者》通通看完!

黃金週「橫掃中國院線」的三大愛國電影

隨便點開微信朋友圈,中國大陸的朋友們紛紛狂推這幾部電影——從手機 APP看評分,三部電影也都在 9.1 顆星(滿分十分)以上,上映院線更幾乎場場爆滿。根據中國大陸媒體《新浪網》報導,《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及《攀登者》三部電影,單在中國大陸黃金週幾天內,總票房更已突破 40 億人民幣。

其實「愛國電影」會在中國大陸如此受到歡迎,筆者並不意外。畢竟在很多時候,電影都是傳遞民族信仰、價值觀、政治制度乃至思想最有效率,且最潛移默化的方式。而在中國大陸電影產業興起的過程中,政府向來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換言之,在「嚴格的審查制度」加上「豐沛的資源補助」下,「愛國電影」很容易因「政治正確」出線。

另一方面,由於教育體制長期的「薰陶」,中國大陸人民們普遍有著濃厚的「愛國情操」,再加上近期諸如中美貿易戰等外在因素,也造成「中國當自強」的民族主義更加興盛——在此背景下,許多中國大陸消費者們也很自動地透過這項結合「休閒」與「表達愛國共識」的行為,進戲院支持「愛國大片」。

回到主題:這三部電影依據「愛國濃度」從低至高,我認為依序是《中國機長》、《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國》。以下我用自己的角度,分別解讀這三部電影。

《中國機長》的潛台詞:「我們的航空業,已經是世界一流」

這部電影,是根據 2018 年四川航空真實事件改編。講述了機長劉長健和機組人員的英雄事蹟。

影片劇情,主要在描述 2018 年四川航空 3U8633 航班,從重慶江北機場起飛前往拉薩,在進入青藏高原的萬米高空時突遇駕駛艙擋風玻璃爆裂脫落、機組員發現飛機右側內擋玻璃出現裂紋、座艙釋壓的極端險情。好在機長與所有相關人員,均在生死關頭臨危不亂,最後有驚無險地把所有乘客帶回成都機場降落。

單就片名和主題來看,《中國機長》和美國好萊塢電影《薩利機長》(Sully: Miracle on the Hudson)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也和「愛國」主題似乎沒有什麼關聯。

但其實綜觀全片,《中國機長》這部片,與《薩利機長》著重於主角在事發後的個人掙扎,與先是被當成英雄、隨後卻開始陸續遭受輿論和飛安調查單位質疑的歷程明顯不同——該片大量聚焦在中國大陸民航機組人員冷靜沈著的臨場反應;不斷強調的「請大家相信我們,我們絕對有能力處理好突發事件,帶你們安全回家」的口號傳頌;以及所有相關單位人員包括機場、塔台、軍事控管基地、消防、醫院⋯⋯等「高度專業」且「全力配合」的形象上。

換言之,從《中國機長》中,我看到的與其說是描述一場有驚無險飛安事故的真實故事改編電影,不如說更像是一部在不斷強調「中國大陸航空業技術的成熟」、「防災系統應變能力達國際一流水準」以及「各崗位的中國大陸人民不分你我、齊心齊力解決問題」的「熱血宣傳大片」。

《攀登者》:「中國人必須登上自己的山」

這部電影,一樣是根據真實世界改編,主要講述 1960 年 5 月 25 日中國大陸登山隊雖然從北坡成功登頂聖母峰,然而由於當下沒有留下攻頂影像資料,遭國際質疑登頂真實性且不被承認,因此在 1975 年由政府出面組織新的登山隊,再次挑戰登頂聖母峰的故事。

這部電影的「愛國濃度」,顯然較《中國機長》更高了些:整部電影都環饒著「第一次登頂成功,卻不被國際社會承認」;「中國人,必須登上自己的山」這兩大概念。

然而有趣的是,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為國登山」這件事從某個角度上來說,確實是存在的:人類對於「征服聖母峰」的追求,從 18 世紀就已開始,但直到 1953 年才由英國登山隊隊員艾德蒙與 39 歲的尼泊爾嚮導丹增,一起沿南坡成功攻頂。而在冷戰的時代背景下,由於國家登山隊的能力是綜合國力的展現,因此「誰能先登上聖母峰」,也成為美蘇兩大陣營的較勁項目之一。

在此背景下,原本「兄弟情誼」的北京與莫斯科本想聯合登峰,向世界展現「社會主義的強大力量」,但這計劃卻隨之後北京與莫斯科決裂而作罷。合作取消的情況下,中國大陸頓失資源;再加上 1950 年代末,中國大陸與尼泊爾正在進行一連串領土邊界談判,也增加了中國大陸要派登山隊登頂聖母峰的難度。

在這些時代大背景下,電影自是不斷重複、強調著「中國的攀登精神」,「不畏艱險、頑強拼搏、團結協作、勇攀高峰」,「要讓國際社會看看中國大陸的能力」等口號。最後登頂的成就,也不忘與「中共建政以來不斷努力,終於在各方面贏得國際社會的認可與尊敬」做連結。片中無數橋段,更不斷強調著「中華民族不畏困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堅定信念」⋯⋯。

這樣的劇情發展跟運鏡,之於我是毫無感覺;但我卻發現周圍的絕大多數觀眾們,均十分投入且熱切地觀影,情緒隨著劇情忽上忽下,甚至多有頻頻拭淚的觀眾——可見這樣的劇情設定與愛國訴求,對中國大陸市場來說,顯然是十分成功的。

《我和我的祖國》:用電影「定調」敏感的香港議題,讓我坐立難安

最後,是「愛國濃度」最高的電影《我和我的祖國》:這部電影,集結了七位中國大陸一線知名導演,分別取材中共建政 70 週年以來的幾個「歷史性瞬間」,包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大陸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中國大陸女排首獲世界大賽三連冠、香港回歸、2008年北京奧運會、神舟十一號返回艙成功著陸、抗戰勝利 70 週年閱兵、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 90 週年閱兵等事件。

這七個故事,都刻意用小人物的視角出發,跟國家當年發生的重大事件串連——主角們或許是負責升旗典禮的旗手、參與協助研發原子彈的無名科學家、幫忙修家裡電視線路的小朋友、又或是修手錶的攤販⋯⋯等。背後顯而易見的手法,是利用小人物(個體)和國家之間的情感連結,帶出大時代裡的大事件,企圖喚醒不同年代人們的共同回憶。

至於貫串整部電影的主軸,都是用一則則「小故事」,傳遞著「中共建立至今雖然只有短短 70 週年,但已經飛速發展成為一個世界明珠;每一個國人都應該為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而感到驕傲。」

這部電影,更刻意強調所有參與演出的 50 多位演員都是「零片酬」,票房收入將歸入國庫,繼續「加強對於國家的貢獻與支持」。

其中我認為最值得一提的片段,莫過於 1997 年香港主權轉移中國大陸的劇情:主演該段的演員,由惠英紅、任達華等知名香港演員來詮釋。劇情則「以時間為引線,強調一秒也不能錯。」

該段故事,以 97 年時中國大陸外交官與英國交接小組,爭執雙方國旗升降的時間點為核心。英國談判官問:「為什麼中國大陸一直在什麼時候升國旗這樣的小細節上堅持?」;中國大陸外交官則強調:「一秒也不能錯,因為這象徵著中國的尊嚴,一絲一毫也不能損害——我們可是等了 155 年」⋯⋯等。

該段影片大量演繹「時間」這個概念:除了透過小故事和鐘錶齒輪等意象,將歲月的概念與觀眾生活連結外,更將它抽象地拉到「香港隔了 155 年、終於回歸中國大陸」的「思念故地」之情。若單以影片本身的運鏡手法、敘事方式來說,甚至可謂頗有特色。

然而,這段故事,卻也是最讓我坐立難安的片段:在電影開演前,我在手機上看見了香港政府通過「禁蒙面法」,香港在中共國慶後,也更加進入了不安與躁動的局面——這種種現實世界與電影片段之間的差異,已形成了極為諷刺的對比。

然而,戲院散場後,見到全場無比熱血沸騰、甚至淚眼婆娑的觀眾們之後,我更感受到遠比「戲裡戲外」,更加宛若平行宇宙的現實時空。

是的,如今人們在這真實世界裡存在的認知差距,很可能早已比電影還要巨大——人們看電影時知道這是「戲」,但走出戲院後不斷繼續的「戲」,又有幾個人能看清?

而隨著這些思想與觀念不斷透過各式媒介,強烈放送到每個觀眾腦海裡——我只知道,在真實世界裡的香港,這些觀念的差距,與人們無法彼此理解、認同的狀況,恐怕註定只會越來越深化且不可逆。

以「文化藝術」為名的政治宣傳,中國大陸並非首例

這一篇文章,講的都是筆者對近期中國大陸「愛國電影」的個人觀察。無論是否同意筆者的觀點或立場,相信我們都可以認知到:包括電影在內的各式傳播媒體,很多時候都會在你我不知不覺中,成為政治、或特定意識形態宣傳的工具。

在此也必須特別一提的是:其實若說到電影中的意識形態宣傳,美國大概正是有史以來「把自身價值包裝在電影中」的鼻祖之一,也是最為成功的國家。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美國政府就意識到電影是傳遞本國文化的絕佳載體,對於國家形象及經濟發展的幫助,更具有無可取代的影響跟功效。到了二戰時,多部熱血「軍教影片」,和針對「邪惡軸心國」的單一角度紀錄片問世,也成功塑造了美軍在國人(甚至外國人)心中的英勇正義形象,大幅促進了民間參軍動員,和戰爭債券的發行數字。

自此之後,隨著全球影業重鎮好萊塢高度發展,更直接或間接地將「美式文化」、「美國價值」透過虛構的劇情、俊美的好萊塢巨星和鋪天蓋地的宣傳,傳遞到世界上的各個角落。當「美式文化」透過好萊塢影業成為全球許多國家消費娛樂的主流選擇之後,某種程度上也淡化了其他國家既有的民族傳統文化意識,讓「美國價值」進入了各國人民的心中。

而這一點,中國大陸政府自然也非常清楚,加上大量資源仍掌握在政府手中(相較之下,如今美國的影業已經高度資本化,政府能介入的空間已相當有限),電影產業於是成為官方「推廣重要訊息」跟「強化正確價值觀」的載體。

回頭來看這三部「愛國電影」,形式上較過去,已稍微擺脫單一歷史事件的回顧或對領導人的歌功頌德,改以「中國大陸人民族共同體」的共同記憶切入,相對讓大眾有得以共同凝結的對象,甚至還提供了觀眾們對「未來國家民族努力奮鬥的方向」,以宣傳手段來說,這應是這三部電影相對成功之處。

當然,已經習慣多元開放電影環境的我們,也許會嘲笑這樣的手法與方式,仍過於狗血或矯情。但不得不說,這裡的消費者,卻確實由衷喜歡著「全屏幕的國旗滿版」、「男女主角為國熱淚盈眶」、甚至「中國人站起來了」的象徵性符號等。

就我所觀察到的群眾反映、社交媒體平台及媒體上的反應來觀察,這樣的手法,確實是這些「愛國電影」的目標群眾熱愛、且深受感召的——換言之,只要目標群眾(人民)買單,就是(政府)成功的行銷手法。

最後,也許因為政治因素,許多人如今只要面對中國大陸議題,往往都會出現反射性的「反應」甚至「反感」——不過,這不該造成我們因此對所有來自中國大陸的現象與資訊「閉眼不看、充耳不聞」。對關心兩岸未來命運、台灣主體性的朋友來說,更應該要「知己知彼」;而就算你對政治毫無興趣,也不妨多用不同的角度觀察這些新趨勢,也會有些更有趣的發現和體會。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 「十月橫掃中國票房的「愛國三部曲」:我的坐立難安、與他們的熱淚盈眶》,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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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Lukas Niu, 16 歲開始最常跟我媽說的話就是「媽,我明天要出國」,從此在不同國家展開旅程。我喜歡外交,念了法律,卻碰了政治—我在新加坡當交換學生;接著到印度當國際志工 ;長大後穿上西裝到美國華府工作;後來到聯合國的曼谷辦公室上班,目前在中國大陸展開新生活。用我的觀點看世界,也讓這個世界改變我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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