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有錢拿！無條件基本收入有道理嗎？

作者：Jack I.C. Huang／The World 2.0

試想一下，如果政府每個月都發給所有國民一筆錢，讓他們能夠滿足基本生活所需，是不是一件很棒、但聽起來「匪夷所思」的事情？這正是「無條件基本收入」，又稱 UBI （universal basic income），想要達成的目標。

「無條件基本收入」這件事，其實在歐美已討論經年；台灣在近一兩年間，則或許是因美國總統初選參選者楊安澤（Andrew Yang）的關係，開始較注意這個議題──楊安澤在民主黨內初選中，便把 UBI 當成其主要的政見之一（並旋即獲得不少美國重量級人士，如祖克伯、馬斯克等人的大力支持）。也因為他「華裔」、「台灣淵源」的背景，UBI 也順理成章的進入台灣媒體與主流輿論圈。

在 2020 年 12 月 13 日，台灣更出現了有史以來第一場「無條件基本收入遊行」，雖只號召到數千位民眾聚集於立法院外，但仍代表這個議題已開始進入大眾視野，並獲得部分人士的認同。

「不」排富的社福制度，道理何在？

到底什麼是 UBI ？顧名思義，就是定期發給「所有民眾」一筆現金，沒有任何資格限制。筆者曾與不同的朋友討論該議題，得到的反饋多半是：社會福利制度不是已有類似的作法了嗎？幹嘛還要多此一舉？

沒錯，社會安全網體系中有低收入戶補助、失業補助或其他津貼等，但它們共同點是「存在著一定的門檻與資格限制」──例如你必須先「失業」，又或者你需要是「低收入戶」才行。而 UBI 最大的不同，就是「無差別」的發錢，無論你的身份、條件等等。

乍聽之下，多數人覺得最詭異的一點，就是：為何億萬富翁和流浪街友都可以領補助？

其實這麼做，目的在解決當前社會福利的不足之處。「覆蓋率」的問題即是重點之一：很多福利政策，其實並未真正給到所有需要的人，例如因為資訊不對稱，比起偏鄉，都市的失業者相對更知道怎麼申請失業補貼；又或者，在一個貧窮比較難以啟齒的氛圍下，很可能有些人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低收入戶，因而未能請領到相關補助。

再說，「行政成本」和「資源濫用」的情況也時有所聞：前者包含漫長或複雜的程序，你需要有區公所 / 鄉公所人員查核申請人是否符合資格，而申請者本身亦需要提出符合資格的證明（讓人「自證」貧困、有殘疾或正在失業中⋯⋯），這些在在都是龐大的潛在成本。

更不用說那些濫開低收入 / 殘疾證明而詐領補助的案例，往往在第一線的基層單位中，累積不少民怨。

簡言之，UBI 的支持者認為，為了所謂「排富」所付出的行政成本、人力成本、資訊落差等等，正是實施「無條件／無差別」基本收入，可以解決的。

齊頭式平等，反而消除「比價」誘因？

另外，大家可能沒想過一個基本的「誘因」問題：假設我們給予沒有固定工作的人，每月 1.5 萬元的生活津貼（類似低收入戶補助），那麼當他有機會獲得一份月薪 1.8 萬的工作時（但就失去了補助資格），他很可能沒有足夠的動力去爭取這份工作。

因為什麼都不做還可以拿 1.5 萬，為何還要為了多 3,000 元努力工作？

也因此，儘管多數社會福利原意都是希望幫助人們度過「暫時性難關」，期待他們未來可以自食其力改善生活；但因為設有「門檻」與「資格」的關係，實務上卻可能反造成適得其反的「比價」（工作薪資與不工作單領福利）效果。

這也正是 UBI 強調「無條件」的用意：人人都能拿（通常是保障最起碼生活的收入），但不影響你去追求更高薪、更有挑戰的工作，來增加自己的收入。

這裡說的「最起碼」生活，指的又是什麼呢？

現代人經常說，「自由」與「平等」，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權利。但不妨想想除此之外，「有尊嚴的活著」是否也該是一種基本人權？所謂「尊嚴」，至少應包含最起碼的食衣住行育樂。在很多社會學研究中，也都表明人在滿足了溫飽、或沒有溫飽的後顧之憂後，更有能力與意願去從事相對高附加價值的事務。

況且，很多有意義的事，本身是無償的，例如父母養育子女、伴侶操持家務、陪伴與照顧生病的親友，或是參與社會運動、做義工，甚至文化與藝術創作⋯⋯等，這些事情都必須付出大量時間與精力，卻難以成為「支薪勞動」。

各國小規模嘗試 UBI ，出現「意料之外」的結果

如果你開始稍稍覺得上述的說法似乎有點道理，我們便接著來聊聊另一個對 UBI 常見的批評，那就是「不勞而獲」的直觀聯想：憑什麼不用工作，就能拿到政府發放的現金？這難道不會造成社會上一堆懶人嗎？

這個問題，可以分成幾個層面來探討：首先，合理的假設是「多數人不會只滿足於基本收入」，事實上從加拿大、印度、芬蘭等國的小規模 UBI 試驗結果也能證明，絕大多數人在領取基本收入後，並不會因此停止工作，反而在部分案例中，從臨時工轉為正職人員的比例上升、工時變長，且花費在菸酒、賭博的時間也相對降低。

研究團隊指出，這種現象很可能是因為有了基本保障後，人們更願意去進修與花時間提升自己，甚至工會也更有底氣去爭取較好的勞工待遇（因為真的可以「不爽就不要做」）；同時，以人為單位的 UBI 也讓更多原本因需打工扛家計的青少年，能夠回到教育體系，有助於他們日後的職涯發展。

筆者曾與一位在大學擔任行政職的朋友聊天，他對於辦公室環境與上司有諸多不滿，但礙於生活壓力，又暫時找不到其他有興趣的工作，只好「撐一天是一天」。當問他「如果給你 UBI，你還會繼續在學校工作嗎？」對方斬釘截鐵的表示，絕對會換一份更符合志趣的工作，但時間允許，還是會希望回學校擔任志工，因為他真的喜歡校園的感覺，但可以不用看「上面人的臉色」，做起事情來更有動力。

所以，即便UBI真的會讓很少一部分人乾脆什麼也不做，光依賴基本收入過活（而這些人平常多半也就是依賴各種社會福利和慈善救濟而過，UBI的有無，並不會改變他們的生活態度），但對絕大多數人而言，理應不存在加劇「不勞而獲」的隱憂。

再說了，如果真的這麼反對「沒有勞動，沒有產出」，就不該「有所獲利」的話，那同樣的標準，是不是也該批判一下那些靠繼承（你祖先很厲害到底關你什麼事）、靠房租收取暴利（房子搞不好也是繼承而來的），亦或是透過龐大資本操作套利的那些人，不也都是「不勞而獲」嗎？

資金怎麼來？UBI 將導致政府財政破產？

最後，假如有天，台灣真的開始要推動 UBI 制度了，那確實會是一筆龐大的支出──錢從哪來？

關於籌措財源的部分，其實不外乎「開源」和「節流」。首先從「節流」說起：若施行了 UBI，不少社福預算和「執行社福預算的行政成本」，將可望大幅降低。以歐盟為例，有學者試算過，若將現有的所有補貼與救濟整合，將其作為 UBI 的話，足夠全歐洲每人每月發放 800 歐元，而這還沒算到 UBI 省去「驗證資格」的行政人事費用。

至於「開源」部分，政府能做的多半還是從課稅下手，下列幾種方式，是綜觀目前各國討論、試驗下相對可行的：

1. 提高非關民生必需的消費稅

2. 向科技公司，特別是數據收集行為課稅

3. 向機器人 / 自動化生產要素持有者課稅

4. 大幅提高「不勞而獲」税，例如遺產，房租收益等

第一點很容易明白，現在很多國家都有所謂的 VAT，也就是在你每筆消費支出時收取一定比例的稅金。以美國為例，研究指出，消費稅若從現行的 0-7% （各州不同）統一提升至 10%，足以負擔全美成年公民每人每月 1,000 美元的UBI，且不會影響到其他既有的社福支出。誠然，大幅提升消費稅率也很可能造成其他連帶影響，因此仍需深入探討或先以小規模嘗試。

第二點可以這麼想：當前的鉅富多半來自科技產業。儘管我們當然鼓勵科技創新，因為它們「通常」會為全體人民帶來更便利的生活──但不要忘了，科技的演進來自於人類文明的積累，而「文明」是屬於全民的；同時，若沒有健全的社會、完善的制度、有素質的公民⋯⋯知識便無法被傳遞。換言之，這些「健全社會」「完善制度」「有素質的公民」，總該有人為此買單。再說了，舉凡 Google、FB、Amazon 等超級公司，很多時候更是靠「大數據」在賺錢──而這些數據，都來自你我每個小市民日常生活的「貢獻」。

第三點，「向機器人課稅」聽起來雖有點荒謬，但不難想像，隨著如今 AI 與自動化發迅速，在不久的將來，很可能造成大部分工作都被機器取代。屆時，很多人失去工作將不是因為他們不願工作，而是社會上真正需要「人力」的工作遠少於適齡的工作人口總數。因此，就算無法直接「向機器、向 AI 課稅」，但對它們的持有者（很多時候就是第二點提到的大型科技公司）增加課稅，並透過 UBI 照顧廣大的民眾，似乎也沒有那麼不合理。

最後，當然就是效法湯瑪斯．皮凱提在《21世紀資本論》裡面提倡的精神，向社會上那 0.1% 的「既得利益者」開刀，讓財富重新分配，降低所謂「不勞而獲」的利益誘因。若真能對鉅富「課得到重稅」，其實 UBI 的預算根本綽綽有餘──然而，這點恐怕也是最難的。畢竟若身為超級鉅富，自能想方設法（如海外公司等）規避（本國）重稅、或以藝術品、慈善基金會等名義「抵稅」。

你支持 UBI 嗎？

本文大致將 UBI 常見的爭議和「印象」，做了一些解釋與闡述。希望即便你仍對 UBI 有所顧慮或不以為然，但至少也可從不同角度重新想想這件事──我們在討論很多新的社會趨勢、議題時，建議可以嘗試找出正反雙方的「預設立場」，並自行針對該預設立場進行驗證。

例如部分反對 UBI 者可能預設了「會讓很多人不願工作、只想不勞而獲」的立場；而部分支持者則主張「普惠式 / 齊頭式平等」──筆者無意過度偏向某方，而是希望能從不同立場的論述，和各國實際嘗試後的檢證，找出 UBI 相對可行的模式。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願意花點時間來了解一下什麼是 UBI。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人人有錢拿」的無條件基本收入，究竟道理何在？——淺談 UBI 的常見爭議與實驗結果》，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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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Jack I.C. Huang，台北人，倫敦大學主修國際經濟與全球化管理，畢業後回到亞洲。 目前在曼谷，先後任職於聯合國亞太投資貿易處（TID）與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OICT），協助 fuel management 系統開發和支援維和部隊的運作，必要時得出差前往剛果、南蘇丹、索馬利亞與象牙海岸......。 足跡走遍世界 20 多國，曾旅居紐約、舊金山、首爾、北京、新加坡、歐洲等地。 喜歡接觸新事物，腦子裡總是有左派與右派的思想不停衝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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