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論壇/陳少甫】台灣協助北京出檯港版國安法

A woman walks past a promotional banne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for Hong Kong, in Hong Kong, Tuesday, June 30, 2020. China has approved a contentious law that would allow authorities to crack down on subversive and secessionist activity in Hong Kong, sparking fears that it would be used to curb opposition voices in the semi-autonomous territory. (AP Photo/Kin Cheung)
圖片來源:AP

中國全國人大通過的港版國安法於七月一日落地施行,這是政治的轉捩點,又如年初新冠肺炎於武漢爆發,則是個歷史的轉捩點。誰也沒有想過,今年會有這麼多的歷史時刻,待十一月美國總統大選結束,或許又是另一個轉捩點。每一個轉捩點都代表著一個關鍵性的改變,誰也不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麼。

一切都變了。對於香港人來說,感受或許尤其深刻。還記得港版國安法從草案曝光到立法施行,台灣朝野政黨都表示憤怒,民間不分藍綠皆咸表同情。排除紅統不論,台灣人對香港的感情是遙遠卻真摯的,差別只在立場和角度各不相同。不過,雖然政治人物都表達憤怒,也只是嘴巴表述的憤怒,差別只在用字遣詞,對香港其實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幫助。世風日下,有口頭上的憤怒也算還不錯,有時你以為某些政黨該發個譴責,卻發現整個政黨竟沒有一人敢吭聲。

說起香港,卻是令人想念。九零年代,台灣逐步走向繁榮,民主在蹣跚學步中實踐;九六年,有些香港人匆忙移民海外,他們害怕九七大限的到來,恐懼屆時香港可能再也沒有自由。九六年的台灣,有些台灣人帶著家人朋友趕忙飛到香港旅遊,大家都想趁著香港回歸中國前,再看一眼港英時期最後的餘暉。當年的氣氛是這麼一回事,後來才發覺九七年一覺醒來,幾乎什麼都沒有改變。

去年的香港,海內外華人看著局勢的變化,普遍感嘆香港再也回不去了。台獨讚嘆港人追尋命運自決的實踐,華獨激賞港人追求民主自由的決心,反共的大陸人則私下暗自佩服港人反抗中共的勇氣。然而,這羅曼蒂克的近似革命的美麗情懷,雖然代表著絕大多數台港媒體和民間社會的真實情感,在那陰暗的舞台簾幕之後,卻怎麼也遮掩不住國際強權和各式各樣、動機不同的政治勢力在香港這張小棋盤上,各自撥響著自己利益算盤的聲音。

或許政治運動從古至今就是這樣的,街頭運動從台灣到香港可能也是一樣的,所有的冷靜理性永遠敵不過仇恨激情,只有從這個角度切入,或許才能解釋為什麼向來以精明計算而傲視全球華人的香港人,竟會自覺不自覺地落入這般殘酷的國際政治鬥爭,自願或不自願的成為各方複雜勢力擺弄的棋子。令人尤其感慨的,或許是身為棋子置身於那個歷史洪流之中,卻仍不免自認為是棋手。就像古希臘的悲劇故事,明知劇情將走向悲慘的結局,卻無力阻擋或改變。

香港街頭的政治激情,在今年下半年將逐漸冷卻至冰點,港版國安法的實施,注定讓明年的香港有著截然不同的面貌,只是這面貌可喜可憎只怕因人而異。然而,香港為什麼會走到今天這一步?去年那些喊一切都回不去了的人,那些看著香港街頭的抗爭或者說暴動,就像在觀賞一幅藝術作品一樣的人,他們只給了香港和港人一聲嘆息,輕輕的一句關心但不介入,就要翻過香港這一頁。

對某些人而言,香港既然已經沒有可操作性,也就不在乎隨手拋棄,就像拋棄一個日久生厭的情人,又像拋棄一個用完即棄的道具。事到如今,木已成舟,除非想最後踩一腳香港,藉機踏上圍堵中共的國際舞台,享受那不曾被接納的國際身分,似乎沒幾個台灣人對香港還有興趣了,但香港人真的能不計較嗎?

台灣高度介入了去年香港的街頭運動,這不是因為董建華這麼說,不是因為北京或者香港特區政府這麼指控,而是事實就是如此。比如自由時報在強調台灣是「關心但不介入」香港的同時,也毫不避諱地說「蔡政府從去年低調援助港人,到今年七月公開設置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又比如,媒體曾多次報導過香港的頭面人物多次頻繁地接觸和宴請台灣某些人和團體,學習街頭抗爭的方法。而去年香港那些街頭抗爭的模式,幾乎是台灣街頭運動的豪華升級版。

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香港雖然沒死,卻被北京代位立了國安法。自此疑似涉嫌分裂國家、顛覆政府、勾結境外勢力云云者,財產可以被沒收,人可以被限制出境、被關押、被送中,香港就像個不聽話被北京強行帶回家管教的孩子,從此再難享有過去的無拘無束的自由,自此香港更像是深圳、上海一般的內地城市。台灣雖然不曾真正參與中國人大的港版國安法的立法,卻等於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港版國安法在香港的起草和施行。

那些曾經指導過港人如何進行街頭抗爭的台灣人,那些以為台灣街頭抗爭經驗可以移植、輸出到香港的台灣人,甚至那些曾經以金錢、物資援助過香港的台灣人,全都或多或少的成為今天港版國安法之所以存在的功臣或幫兇。香港在去年抗爭前雖然沒有行政權、警察權,卻享有行政權以外的媒體、教育、司法等幾乎涵蓋一切的自由和獨立自主,在七月一號港版國安法施行後,香港人卻淪落為幾乎「一無所有」,終於徹底實現了北京眼中令人滿意的「二次回歸」。

港人高估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城市擁有的籌碼,高估了歐美國家干預及介入香港的力量,高估了台灣幫助和協助香港的決心和能力;卻嚴重低估了北京維穩壓倒一切的意志,更低估了中共為了控制和貫徹香港二次回歸,願意付出的代價。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世間卻沒有後悔藥可吃。去年整整半年的抗爭運動,近乎六成的港人,將另外四成的港人推到政治的對立面,輕視少數、踐踏少數、欺凌少數,然而這四成的港人卻足以成為北京統治香港的關鍵力量。

李嘉誠近十年來反覆提醒香港社會「黃台之瓜,何堪再摘」,「最好的因,可成最壞的果」,但香港的街頭抗爭者,又有幾個人將這些話放在心上?年輕的抗爭者反覆摘取香港這顆已經回到北京控制下的瓜,終至摘無可摘;即使抱著為了香港願意犧牲一切的最好的因,卻終究生出了港版國安法這顆最壞的果。捧香港人的,恰恰是殺香港人的那把刀,可悲的是港人至今仍不明白,何謂捧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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