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西方世界的初次衝突

文/史景遷 譯者/溫洽溢、孟令偉、陳榮彬

編者按從晚明的覆滅至欲主導世界局勢的現代中國,中國近現代史專家史景遷,跳出我們熟習的史觀論述,以政治為經、經濟為緯,織造出恢弘且客觀的新一代中國史!《追尋現代中國》上冊從王朝傾滅至清朝帝制的終結,在歷經邊患、民亂後,國際列強強勢登陸,局勢更為險峻複雜,內憂外患不斷,終究迎來了清帝國的崩解以及共和國的建立。個人野心與國家利益、地方與中央的權力制衡,自晚明就不斷以各種形式困擾中國,直至今日,仍無法獲得解決。回顧《追尋現代中國》,讀者會發現此書不僅是西方了解中國近現代史的入門經典,亦補足了立場鮮明、資訊不對等的兩岸史書的中立缺憾。

在久遠的上古,治者與被治者宛若慶典的賓客,一起參與典禮,共同分享祭品。但迄至商、周兩朝,「三代之極其猶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龔自珍以這個比喻,點出中國社會已演變成持大、小湯匙交相攻伐,而統治者獨霸整個湯鍋的景象。可想而知,這整個湯鍋已「涸而踣」。已經到了再次公平分配湯鍋菜肴的時候了。

即使在乾隆皇帝駕崩(一七九九年)之前,儒士已逐漸了解大清王朝面臨的國內外問題有多麼嚴重。在考證的實證研究傳統中,出現了新的潮流。若干學者開始希望同道中人多關注眼前的需求與行政管理的問題;也有人開始大膽思索中國的未來命運,懷疑儒家思想的傳統是否蘊含著變革的因子;但也有人認為,考證學派越來越枯燥乏味,流於形式,意欲發展新的切入點來著書立說。

洪亮吉大不敬流放伊犁

學者文人即使暗存批評朝政之意,也還是可能招禍。文人洪亮吉即是一例。洪亮吉與多位考證派學者交好,曾參與編纂《四庫全書》。洪亮吉熱中功名,京師應試四度榜上無名,最後在一七九○年以四十四歲的高齡考中進士。洪亮吉曾任貴州學政三年,這段歷練使他對西南偏遠地區有切身體驗,也有助於他持續對京城內的政治派系進行分析。洪亮吉在一七九○年代寫了一連串的文章,探討了中國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其中之一便是失控的人口成長,以及人口壓力超過生產能力時可能引發的挑戰。洪亮吉也提及城市裡奢靡風尚日熾,貪贓枉法屢見不鮮,以及在鎮壓白蓮教與其他叛亂時所衍生的種種弊端。這些文章並未遭到查禁,不過在一七九九年,洪亮吉因抨擊大行乾隆皇帝與寵臣和珅的政策,被朝廷依「大不敬」之罪名判刑「斬立決」。但新君嘉慶皇帝(在位期間一七九九至一八二○年)重查此案,洪亮吉始獲得減刑,改判流放伊犁。

曾查抄和珅與其黨羽家產的嘉慶皇帝似乎看出洪亮吉洞悉了中國所面對的挑戰,於一八○○年赦免了洪亮吉。洪亮吉回到安徽閉門讀書,著述立說,最後歿於一八○九年,但是他那種深入而務實的著述方式卻為後人所繼續。其中又以賀長齡最為知名,他編修了一部治國方策的巨軼《皇朝經世文編》。這不只是一部理論著作,還收錄清初至當時官員的文集,範圍廣及人事考核、薪俸、稅賦、保甲制度、八旗兵的餉錢、義倉與飢荒的賑濟、鹽務的壟斷、通貨、民間宗教、洪災的控制。這部巨帙是以晚明東林黨陳子龍的《皇明經世文編》為範型,於一八二七年竣工,當時的人讀了這部書,王朝欲頹的急迫感油然而生。

不容線性進步史觀出現

賀長齡並不只是清代中葉經世學風的代表人物而已,他還具備豐富的行政經驗與超凡洞見。諷刺的是,當黑格爾論及中國閉海關以自守的同時,賀長齡卻正在擘畫一項大計畫,主張官倉的糧食不走年久失修的大運河,而改走海路由華中、華南運往北方。一八二六年,在他的建議下,逾一千五百艘快捷平底帆船運載九百萬斗的白米,成功地循海路北行。但他的計畫危及仰賴大運河漕運的利益生計,不久就被取消了。倘若其計畫能持續實施,中國商業海運的成長或許相當可觀也未可知。

其他學者則試圖為變革找出合理的說法。龔自珍就是屬於這類文士。一七九二年,龔自珍生在杭州的一個富儒家庭。龔自珍早歲即濡染金石、目錄等考據之學,走的是當時的學術主流,並對「漢學」流派的注疏與文本深感興趣。然而他對社會與政治體制的批判意識導引他轉向《春秋》的「公羊學」。中國歷來的史籍蘊含了一種循環的史觀,因而不容有線性的「進步」史觀出現,這點已有歐洲學者指出。但是公羊之說有別於此,通過「三世」──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嬗替──提出了歷史發展的理論。

龔自珍為人性情熾熱、好發議論,不羈的個性呼應了清初文人的狂逸行止:他放浪形骸,書法狂放,往來有鴻儒白丁,縱情賭局,譏評老成長者;但社會批判識見卻比洪亮吉還要宏闊。龔自珍盱衡世局,痛陳吏治不修、朝儀繁縟(例如叩頭等禮節)、科舉取士迂腐僵化。他也針砭法律不公、財富不均、女子纏裹小腳,沉溺於鴉片,與洋人進行貿易,藉以強調中國正處於「據亂世」的險境。

論到財富的重分配,龔自珍慷慨直言。在久遠的上古,治者與被治者宛若慶典的賓客,一起參與典禮,共同分享祭品。但迄至商、周兩朝,「三代之極其猶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龔自珍以這個比喻,點出中國社會已演變成持大、小湯匙交相攻伐,而統治者獨霸整個湯鍋的景象。可想而知,這整個湯鍋已「涸而踣」。已經到了再次公平分配湯鍋菜肴的時候了:

有如貧富相軋,富相耀;貧者阽,富者安;貧者日愈傾,富者日愈壅。或以羨慕,或以憤怨;或以驕汰,或以吝嗇。澆漓詭異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極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

龔自珍這類文人從訓詁之學入手,透過研究新的典籍,而對社會展開批判;也有學者取徑較為迂迴。中國最偉大的諷刺小說之一《鏡花緣》,成書於一八一○至一八二○年間的關鍵年代。《鏡花緣》的作者李汝珍,是一位來自北京、師承儒家思想的儒士。他先是熱中鑽研音韻之學,但眼見社稷岌岌,於是重新反省哲學思想以及哲學與政治的關聯,也特別注意男女關係的敏感問題。

在《鏡花緣》中,李汝珍顛覆了傳統男尊女卑的世界。他在「粉面郎纏足受困,長鬚女玩股垂情」一回中,寫到女兒國的男人戴耳環,忍受纏足之苦,面敷脂粉以取悅女主人,必定是倍感羞辱、辛酸而壓抑。雖然已有其他作家處理類似的觀念,不過沒有人像李汝珍這麼投入。清朝的男性凡是聞見書中林之洋所遭受的皮肉之痛,對於當時女性所承受的苦楚必然也會有一絲同情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