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次起義 金援百分百來自華僑

為革命而出資者，如張靜江以其在巴黎經營古董所得，盡捐助軍餉。史堅如、黃詠商、余育之、鄧蔭南、譚德棟等不惜變賣其家產以助軍需。黃景南傾其一生積蓄，盡獻之軍用。李海雲盡提店中存款以充軍費。

這六次戰役總計用去經費約二十萬元。其來源：張靜江獨助五萬元，日人鈴木等助一萬四千元，荷屬南洋華僑捐三萬餘元，英屬南洋一萬餘元，安南及暹羅約六萬元，中山自墊及其家人私蓄和首飾計為一萬五千餘元，河內欠債一萬餘元。香港機關直接收入者有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元。另革命軍攻占河口時，就地徵收三千五百元。其支出經手人，第三、四次潮、惠之役及其善後經費，以及向日本購械、租船和接運等費，係由香港機關經手，其支付在潮惠戰後與善後者，約為一萬八千元；用於購械及租船者為一萬三千元。

防城之役 購械而盡

其他尚有支付河內及同志來往川資、給養、撫卹等費。第五、六次防城及鎮南關之役經費支出，係由中山經手，數字不詳。惟據中山自述，屆至第五次防城之役時，所有六萬四千元之款，加以購械而盡。以後戰役，則向南洋籌款。第七、八次欽廉及河口之役的經費，係由胡漢民經手。據中山致南洋同志書，述及欽廉戰役需花紅萬餘元，子彈補充需二萬元。另河內「待舉」費萬餘元。河口之役經費支出，估計約為五萬元左右。

第九次起義經費共約三萬餘元。其來源：紐約華僑助三千元，波士頓二千元，芝加哥二千元，舊金山一千元，計為九千元（均折港幣數）。舊金山之款寄到香港時，起義已失敗。當時以廣州新軍之運動，已經成熟，須發動各路民軍響應，需款甚急，黨員李海雲時為香港文咸街遠同源匯兌業商店之經理，毅然將店內之股東存款二萬餘元悉數提出，為民軍購械之需。此役失敗後，海雲猶攜其餘款三千元繳還香港機關部。

第十次起義經費之來源及支付之項目，最為清楚。此役支付之款計為一八七、六三六元。收入之款有賬可考者為荷屬南洋華僑捐助三二、五五○元，英屬南洋四七、六六三元，美洲七八、○○○元（其中加拿大六四、○○○元，美國一四、○○○元），其餘約三萬元來自暹羅及安南華僑的捐助。另此役善後費約二萬餘元。

從以上的估計，中山在辛亥以前所發動的十次起義經費，約為六十餘萬元（大多為港幣）。就其經費的來源，列估計表如下：第一、二次起義，早在興中會時期，其經費之來源，除由少數革命黨人出資外；華僑資助者，僅檀香山一埠，所占比率亦低，不到百分之十。第三至第十次起義，是在同盟會時期，各次起義經費之來源，以華僑以資助為主，分布地區亦廣，所占比率約百分之八十。尤其第十次起義經費，百分之百來自華僑的資助。就各地華僑資助經費之多寡來區分，其華僑人數多或經濟情況較佳者，並不一定資助較多。今按其資助之多寡，可列等第如下：

一、安南及暹羅 約八九、四二三元

二、加拿大 六四、○○○元

三、荷屬南洋 約六二、五五○元

四、英屬南洋 約五七、六六三元

五、檀香山 約一五、○○○元

六、舊金山 一一、○○○元

七、緬甸 約四、八○○元（如為緬幣，應第十位）

八、紐約 四、○○○元

九、芝加哥 三、○○○元

十、波士頓 二、○○○元

經營古董 盡捐助軍餉

其他各處華僑如日本、南洋、澳洲、菲律賓等地，雖有資助，但為數甚微。各處華僑資助起義經費多寡之原因，與革命、保皇在當地勢力之消長，有極密切之關係。例如檀香山原為革命發源地，自一八九九年為保皇派梁啟超所奪後，梁在此埠為庚子（一九○○）自立軍籌款，獲得華僑捐款八、九萬之多。南洋及美洲之華僑社會，原為保皇派勢力，自革命勢力進入後，亦成革命經費來源之所。革命勢力進入南洋華僑社會較早，故其資助革命經費亦較早。加拿大及美國華僑社會之革命勢力，在一九一○年始見擴展，故其資助革命經費亦較遲。

革命黨人之向華僑籌款，亦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比較有效的途徑。

除此之外，其他籌款途徑，亦曾不斷的試行，但其效果，終不如向華僑勸募為可靠。就其籌款所試行的途徑，約有以下五種：

一、革命黨人自行出資，除中山本人外，為革命而出資者，如張靜江以其在巴黎經營古董所得，盡捐助軍餉。史堅如、黃詠商、余育之、鄧蔭南、譚德棟等不惜變賣其家產以助軍需。黃景南傾其一生積蓄，盡獻之軍用。李海雲盡提店中存款以充軍費。以均本其理想以為最大之犧牲。

二、爭取華僑富商的支援，此在捐助者而言，實為惠而不費，如香港之李紀堂、西貢之李卓峰、曾錫周、馬培生等，均曾各助數萬。惟此情形並不多見。而革命黨人亦曾在這一方面費過甚多工夫，效果終不佳。如香港之陳席儒、陳賡虞、楊西岩三家巨商，原與中山及革命黨人陳少白等頗有往還，中山亦曾請其助餉，結果大失所望。南洋巨商陸佑，擁有遺產四、五千萬，與中山亦曾相識，革命黨人鄧澤如對其幫助亦多，鄧因請其助款不應，而拒與往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