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前 那本雜誌「祝壽」蔣介石竟惹來全面圍剿

薛化元

一、「祝壽專號」的推出

《自由中國》雜誌內容受到讀者歡迎,其中再版次數最多的,當屬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發行的「祝壽專號」。

一九五六年十月《自由中國》出版第十五卷第九期「祝壽專號」,內容為自由派人士向蔣總統建言之總集。發刊後「祝壽專號」大為暢銷,但是,國民黨當局對建言的內容的不滿,竟透過黨、團、軍刊物圍攻《自由中國》。對此,雷震發表〈我們的態度〉,說明雜誌是「對人無成見,對事有是非」,但仍未阻止其他刊物如《國魂雜誌》、《幼獅》、《革命思想》等對《自由中國》的圍剿,稱其為「思想走私」、「共匪統戰工作的鋪路」。

「祝壽專號」的編輯發想,與蔣中正總統鼓勵建言有關。一九五六年十月,蔣中正總統「七十華誕」即將到來,蔣總統乃透過新聞局轉告全台各報章雜誌,提示六點,希望各界針對此六點踴躍提出建言:

(一)建立台灣為實現三民主義模範省的各種應興應革的要政急務。

(二)增進台灣四大建設(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與革除舊有官僚政客習氣之具體意見。

(三)推行戰時生活,革除奢侈浪費等不良風習,造成蓬勃活潑的民族復興基地之應有措施。

(四)團結海內外反共救國意志,增強反攻復國戰力,不尚空談,務求實效的具體辦法。

(五)貫澈反共抗俄之具體實施計畫與行動的準則。

(六)除以上五點外,並盼對中正個人平日言行與生活,以及個性等各種缺點,作具體的指點與規正。

至於自由中國社原本計畫趁蔣中正總統壽辰寫一篇社論,陳述社方的國是意見。而在看到蔣總統鼓勵建言的函告後,雷震認為「今總統有此號召,更可就其所提出者分別講話,以達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言責」,蔣勻田便提議出一專號,而夏道平亦有此意。自由中國社乃於十月十八日開會討論次期刊物事宜,與會者除了編輯委員之外,雷震也邀請關心國是問題的朋友參與。與會者有王師曾、蔣勻田、程滄波、陳芷町、成舍我、陶百川、徐道鄰、毛子水、夏道平、黃中、王世憲、陳啓天等人,會中有人批評「蔣總統這一下詔求言,完全是君主作為,其態度是不對的」,亦有人認為「大家可趁此機會,率直表示對國家當前意見」,最後決定由每個人分別執筆。十九日,雷震親自到東海大學拜訪在此任教的徐復觀,向他邀稿一篇。

「祝壽專號」出刊前,據蔣勻田轉述,陶希聖說蔣總統當天公開六點求言意見之後,張群等幕僚認為「總統不應驟然說這些話,恐有不良反響,應先和他們談談」,使得總統大為生氣,蔣總統乃說:「國家已搞到這樣,你們都不負責任」,如果先經過張群他們商量,一定不會支持他公開求言的作法。難道還要蔣中正總統「為他們保住位置不成麼?」雷震聽到相關訊息後,認為蔣總統「其言甚憤,究不悉是何用意」。

《自由中國》第十五卷第九期「祝壽專號」,有別於正常的一日出刊日,特地提前到十月三十一日,配合蔣中正總統生日推出,封面上的目錄印上大大的紅色字句「恭祝總統七秩華誕」。這期蔣總統「壽人不如壽國」之意的專號連同社論總計有十六篇文章。負責《自由中國》雜誌印刷工作的精華印書館,如期於十月三十日即將「祝壽專號」印刷完畢,卻也同時向自由中國社要求終結多年來的合作關係,只願意印到年底。雷震猜想,精華印書館在此次印刷過程中恐怕遭受了麻煩。

根據刊末〈給讀者的報告〉總結該期十五篇文章的內容,主要關於以下七點訴求:

一、確立民主政治的制度;

二、扶植有力的反對黨;

三、有效地保障言論自由;

四、實行軍隊國家化;

五、保障司法獨立;

六、教育正常化;

七、從速召開反共救國會議。

首篇為社論〈壽總統蔣公〉,《自由中國》社方呼籲以法治代替人治,確立制度的權威,在選拔繼任人選、確立責任內閣制、軍隊國家化等問題,皆應納入法的規範中,才是長治久安之計。由於十六篇文章都是抒陳國是意見,性質接近,除社論外,是按照作者姓名筆劃來排列順序,是《自由中國》編排上的一次特例。該期刊出的文章依次為:

社論,〈壽總統蔣公〉

毛子水,〈試談文化的建設和反共的理論以壽蔣總統〉

王師曾,〈政治建設的根本問題〉

胡適,〈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

徐復觀,〈我所了解的蔣總統的一面〉

徐道鄰,〈民主、法治與制度〉

夏道平,〈請從今天起有效地保障言論自由〉

翁之鏞,〈現行經濟機構怎可不再改革?〉

張士棻,〈祝望造成一個現代化的民主憲政國家〉

陳啓天,〈改革政治、團結人心〉

陶百川,〈貫徹法治壽世慰親〉

雷震,〈謹獻對於國防制度之意見〉

劉博崑,〈清議與干戈〉

蔣勻田,〈忠誠的反應〉

魏正明,〈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合法的反對〉

羅大年,〈建立自由教育必須剔除的兩大弊害〉

《自由中國》第十五卷第九期「祝壽專號」,配合蔣中正總統生日推出,封面上的目錄印上大大的紅色字句「恭祝總統七秩華誕」。(圖片摘自網路)

《自由中國》「祝壽專號」推出後廣受讀者好評,出版後的第三天,雷震日記就記載「本刊此次多印千餘份,現已售罄,嘉義、宜蘭各地要本刊,決定再版一次」,後來此一專號再版多次,有九次、十一次、十三次不同的說法。根據傅正事後指出「最後名義上為再版九次,實際上多達十三次」,指出記錄差異的可能原因。《自由中國》如此受到歡迎的言論,非但沒有被當局所採納,事後更被國民黨政府視為「毒素思想」,進而發動黨、政、軍媒體全面圍剿,至此,《自由中國》與國民黨政府間的關係正式破裂。

二、國民黨當局的回應與攻擊

原本《自由中國》自創刊起,至第十五卷第十二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出刊),每期出刊時均在《中央日報》登廣告,創刊之始每期登報兩到三天,後因經費困難改登一天。而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出刊的第十六卷第一期,原訂當日刊登在《中央日報》的出刊廣告,卻未刊登,雷震派人去該報詢問,該報廣告課表示,因為「祝壽專號」多次再刷,「觸了國民黨中央黨部之怒,壓迫他們不准登我們的廣告,今日將原廣告發還」,連帶也不予刊登由青年黨朱文伯等人辦的《民主潮》的廣告。

國民黨當局要求機關報《中央日報》不刊登《自由中國》廣告尚屬「溫和」手段,更為激烈的「文攻」也在「祝壽專號」出刊不久即展開。國民黨黨報《中華日報》,及《軍友報》、《青年戰士報》、《國魂》、《幼獅》等軍方及救國團的報刊雜誌,都加入「圍剿」《自由中國》的行列。十二月二十二日軍友社舉行的座談會更指《自由中國》破壞士氣與民心,而對《自由中國》的批判圍剿是為了「揭穿為統戰工作鋪路的個人自由主義者的陰謀」。

「祝壽專號」中,有一篇文章舉例引發聯想,而產生爭議,即立法委員劉博崑所寫的〈清議與干戈〉。該文以清末慈禧太后長期專政導致滿清帝國毀滅為例,說明輿論對統治者的重要性,甫刊出時雷震周遭的友人即多不贊同,十二月更遭黨報《中華日報》針對。曹聖芬專指該文「以慈禧太后來影射我們總統,以滿清即將亡國的政權來影射我們自由中國政府」,甚至還鼓動群眾「給這些文氓一點教訓」。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六日,《自由中國》刊登一篇署名范度才(成舍我的筆名)的讀者投書〈中華日報鼓吹暴動!〉來做回應。成舍我批評《中華日報》對「祝壽專號」的短評是鼓吹民眾暴力砸報館、揍主筆,期許《自由中國》勿屈服於暴力恫嚇。而〈清議與干戈〉作者劉博崑本人,感受到壓力,原本寫了一篇文章希望在《自由中國》發表,想澄清〈清議與干戈〉非為「祝壽專號」所寫,不是要譏諷時政。劉博崑寫道:「我當時根本沒有想到我這篇還債的文字會與祝壽連在一起……至於這篇文章何以發表於祝壽專號裡,我想貴社自己會提出解答。」雷震對於劉博崑這樣的態度則不以為然:「明明是諷刺,又何必賴掉!吾人立於社會,只問良心安不安,不能畏懼權威,不然民主自由真無前途了。」

《自由中國》遭遇前述各種報刊圍剿,實際上是國民黨當局的部分行動而已。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中國國民黨的軍中特種黨部(化名「周國光」)發出一份標註「極機密」的「特種指示」(特字第九九號),標題為「向毒素思想總攻擊」,要「策動全體黨員有計劃的展開行動」。全文開宗明義即說:

有一種叫作《自由中國》的刊物,最近企圖不良,別有用心,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發出反對主義、反對政府、反對本黨的歪曲濫調,以達到顛倒是非、淆亂聽聞,遂行其某種政治野心的不正當目的。

雷震透過某位中國國民黨籍的監察委員,取得了這份極機密文件,正是官方指示對《自由中國》發動攻擊的明確證據。該份指示中也預告特種黨部正在編寫《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冊子,未來應「發動全體同志」研讀討論,並配合軍方報刊《青年戰士報》及《國魂》,相互呼應。

一九五七年一月,這本原本是軍中特種黨部文件的《向毒素思想總攻擊》小冊子,擴大發行對象,廣發國民黨各級黨部、情治、軍事機關和部隊、各地民眾服務站等,文長二萬三千多字,分發達十萬冊之多。全文即是針對《自由中國》的「祝壽專號」各篇文章逐一分析,並加以批判,教導針對此類言論如何進行「防禦」與「攻擊」。

《向毒素思想總攻擊》指出,《自由中國》打著自由民主的招牌,直接或間接受到「匪諜」的唆使,到處散播「毒素思想」,瓦解民心士氣,附和十多年前「共匪的老調」,是配合共匪對台的「政治攻勢」,造成「國際的幻想與錯覺」,以遂行其「蠶食」台灣的陰謀。《自由中國》所散播的「個人自由主義思想」,目的在於使九百萬軍民反共抗俄的信心動搖,思想混亂,便利匪諜造謠中傷進行活動,呼籲所有國人對於這些毒素思想,「必須一舉予以廓清,絕不能再讓其危害反共抗俄大業」,透過這本小冊子,先瞭解敵人思想的來龍去脈及其陰謀後,以種種方法予以思想攻擊與戰鬥,以思想動員的方式來「撲滅這個毒素思想」。

《向毒素思想總攻擊》指出,《自由中國》打著自由民主的招牌,直接或間接受到「匪諜」的唆使,到處散播「毒素思想」,瓦解民心士氣。(圖片摘自網路)

《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稱:「毒素思想最近竟乘著為 領袖祝壽,響應六項求言號召而大發其荒謬的言論」,與先前「公然叛國」的吳國楨「散播的思想毒素是一脈相承」,「名為自由主義,實際卻是共匪的幫兇」,並且將《自由中國》的「祝壽專號」言論「荒謬絕倫」之處,歸納為以下幾類:

一、主張「言論自由」:夏道平的〈請從今天起有效地保障言論自由〉稱「我們沒有『不虞恐懼的自由』」。《向毒素思想總攻擊》則反擊:「只要你站在反共或非共的立場,不論發表任何言論,政府向不加干涉」,因此這句話是不對的。

二、主張「軍隊國家化」:社論〈壽總統蔣公〉、雷震的〈謹獻對於國防制度之意見〉、蔣勻田的〈忠誠的反應〉等文章,要求取消軍隊中的國民黨黨部,取消效忠領袖的宣誓,並廢除相關標語。這些訴求遭指為「抗戰勝利時共匪的言論」,《向毒素思想總攻擊》強調軍隊宣誓效忠領袖及三民主義是天經地義、神聖不容推翻。

三、主張建立「自由教育」:羅大年的〈建立自由教育必須剔除的兩大弊害〉呼籲取消青年反共救國團,廢除研讀總理遺教、總統訓詞、總裁言論、三民主義。《向毒素思想總攻擊》則宣稱,反共救國團切合青年興趣,各校支隊由大多數同學自動要求成立;研讀國父遺教暨總統訓詞也是天經地義,符合憲法規定及國家需要,「如果有反對研讀 國父遺教暨 總統訓詞的,亦就是中華民國大逆不道的叛民,人人得鳴鼓而攻之,把他當做國民的公敵!」

四、批評總統個人:胡適〈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要總統做一個「無智、無能、無為」的元首;徐復觀〈我所了解的蔣總統的一面〉「譏諷總裁常要求客觀的東西從屬於自己」。《向毒素思想總攻擊》強調反共抗俄的大業必須由「有所作為」、「聰明智慧高」、「全國軍民信仰服從」的總裁領導革命,嚴正指責胡適等人之言論「攻擊革命 領袖,分化群眾的力量」,「其幕後是否有匪諜指使亦難揣測」。

《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冊子發出後,《自由中國》不得不透過自家刊物提出五篇的答辯文章做為回應。由此可見,自「祝壽專號」出刊後,《自由中國》對國民黨當局(特別是蔣經國主導的軍中黨務、政戰系統)而言,已成為「散播毒素思想」的敵人,國民黨當局公開反對《自由中國》主張的自由民主,對《自由中國》不斷地扣上共匪帽子,可視為壓制《自由中國》的一種行動。

在「向毒素思想總攻擊」風波後,《自由中國》面臨更公開的打壓,不僅是在販售、訂閱方面受到干預,國民黨政府更進一步干擾承製《自由中國》刊物的印刷廠,阻礙其發行。情治人員對承包印刷《自由中國》的印刷廠進行干涉,到廠檢查稿子、照相、調查,對印刷廠造成壓力,導致《自由中國》必須多次更換印刷廠,背後代表的正是國民黨當局所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民主的浪漫之路:雷震傳》(遠流出版)第三章第四節「祝壽專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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