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 就是要跟國民黨拼了」—杭之口述歷史之二

杭之

作者序:12月10日是國際人權日。國際人權狀況不很好。41 年前的今天,我們在高雄要集會紀念人權日,不幸發生激烈軍警民衝突,事後當權的蔣政權大逮捕異議人士,送上審判席,是為美麗島事件。

今年 7 月,國家人權館出版了 5 本政治受難者的訪問記錄。其中一本《走過白色幽曖:1960、1970年代政治案件訪問記錄》,收錄一篇2015年薛化元教授訪問我的紀錄,大致勾勒了我對1970年代末那段經歷的回憶。5年前化元兄要訪問我,我覺得他們只是在作口述史的史料記錄,所以送來整理稿後偷懶沒有很認真校正,今年初,化元兄說要結集出版,我才懷著歉意認真的校正了一番,但限於時間的壓力,也只能大致勾勒一個輪廓。適逢美麗島事件41週年,當日其情其景,記憶如新,這裡把訪問記錄中美麗島事件的部份,摘錄貼出,但因文長,分段貼出,以為存念:

(本文經作者慨允轉載,共四篇,集中於作者對《美麗島雜誌》創辦到美麗島事件發生時的回憶點滴,將依序於本報轉載。原標題為:《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後的氛圍​》。​文內小標題由編輯增訂。)

在各地支持群眾期待關切的壓力下,編輯部同仁日以繼夜工作,我們終於在 8 月下旬出刊了一本厚達 96 頁,文字量超過 15 萬字的創刊號。一出刊,反應就非常熱烈,不但銷路超乎我們自己的預期,對內容的反應也很鼓舞我們,來稿的、寄資料來的,提供意見的,從各地(包括海外)寄到編輯部,以致不得不每期增加篇幅,到第四期已增加到128頁了。本來我們自己也說不準會有多少銷路,就拿早《美麗島》兩個多月出刊之《八十年代》的銷量作參考。那時聽說《八十年代》大概銷了兩萬本,所以《美麗島》最早決定印三萬五。沒想到一下子就賣完了,好幾次加印都供不應求,到第二期出刊前,創刊號已衝破七萬本,此後的幾期都一期比一期多,到第四期已衝破十萬份,甚至有說到十三、四萬份的。後來因大逮捕,實際是多少也不很清楚了,但熱銷的情形在政論雜誌中恐怕是創記錄的。

《美麗島》賣破十萬本

就像前面講的,這不是純辦雜誌,這是承繼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先賢透過雜誌傳達政治覺醒、政治反抗的運動刊物。所以國民黨當局也採取比對付異議雜誌更大的陣仗準備對付《美麗島》。從前一年底美台斷交、停止選舉、逮捕余登發、橋頭示威遊行、許信良被停職、黨外藉為他辦生日餐會集結、軍隊以演習為名闖入省議會……,政治氣氛沒有鬆弛過。美麗島創刊後,反應熱烈,社方準備在敦化北路中泰賓館辦創刊酒會,那一天除了全台黨外人士聚集外,場外也聚集了以《疾風》為首的所謂「反共義士」和「愛國主義人士」,向黨外人士示威。他們高喊「吊死黃信介」,「不消滅黨外人士不罷休」等口號,並向賓館內正在舉行酒會的黨外人士投擲石塊、電池等危險物品,幾乎釀成流血事件。此即所謂「中泰賓館事件」。這預示著右派法西斯力量已經蠢蠢欲動。果然,日後對雜誌社的暴力挑釁,逐漸升高,黃信介住家、高雄市服務處、屏東服務處等地相繼遭到成群之年輕人持械暴力攻擊。張力持續升高,鼓山事件後第二天終於在爆發了高雄事件。

在這一緊張的高壓環境中,雜誌社還是人來人往,編輯部一樣忙碌,除了低調約稿、組稿外,大型的座談會一場一場的規劃、舉辦,而且參與的不只是黨外人士,還包括有名的學者、國民黨官方人士。如中泰賓館事件後第二天,就按原先規劃,針對稍早內政部制定的《選罷法草案》舉辦座談會,邀請時任國民黨組工會副主任的朱堅章教授,以及薄慶玖、黃越欽、胡佛、李鴻禧等重量級學者,雜誌社這邊除提出姚嘉文、張德銘、林義雄草擬的「黨外版草案」(第二期的另刊副冊),並由黃信介等四十餘人出席,可說精銳盡出,展現在野力量以理性對話推動民主化的努力。幾十年後回顧,對照前一天中泰賓館的暴戾氛圍,也折射了當時臺灣走向民主化過程中的艱辛曲折。

像這樣的大型座談,陸續又在台北、高雄、屏東舉辦了中小企業、勞工問題、養豬問題,都是針對當時具體發生的現實問題,或國民黨獨斷政策下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提出黨外不同的聲音,透過雜誌傳播出去。

寫給太太唐香燕的七百字信

在這忙碌的工作中,編輯部所在的「黨外總部」儼然是訊息傳播中心,許多訊息在這裡不同範圍地流傳。大約第二期出版後,傳出國民黨要抓人的訊息,要抓的是施明德和我,當時的傳言是說,國民黨的相關單位認為,這個集團在各地的串連組織主要是由施明德在操作,而雜誌的編輯事務基本上是由我在處理,所以,把這兩個人抓起來,一方面因只抓兩個人,反彈力道比較不會那麼大,而實際負責內外工作的兩人抓起來,黨外運動就會受到相當的挫折。這種「敏感」的訊息並不是第一次,但這一次據說比較可靠。我記得很清楚,跟國民黨那邊訊息比較靈通的老康,叫范巽綠拿了點錢來給我,是我離開《八十年代》後繼續把還沒完成之《自由中國》選集編完的編輯費。這也間接暗示了情勢的緊張。

在那風聲鶴唳聲中,我把自己關在房裡,給我太太唐香燕寫了一封大約七百字的信。我告訴她:

「如果我出事,不要哭,勇敢地站起來,眼淚感動不了上帝!」

「人,應該站著生活。當這世界上有那麼多的人屈辱地在地上爬行著生活,我們沒有哭的權利!」

交代了一些事後,我要她:

「代我安慰爸爸,燒一柱香在媽媽靈前,告訴他們:我沒有辱沒他們!我光明地努力做個『人』!」

我告訴她,我深深愛著她,我鄭重地承諾:我會回來!

這短函寫在三頁比 A4 小一點,左下角印有「美麗島」的專用稿紙上。落款這樣寫:

「忠信 寫於美麗島辦公室時六十八年十月十七日下午六點鐘」

我把信交給田秋堇,告訴她,如果我出事,交給香燕。當時在總部的人大概都聽到這傳言,所以,秋堇接過信,默默收起來。無言。只能無言。那情景,我到現在都還記得。結果,也不曉得發生了變化還是怎樣,一天一天過去,我繼續編第三期、第四期,以及未完成的第五期。

作者與他太太唐香燕。(春山出版社提供)

將近兩個月後,高雄事件發生,緊接著全台大逮捕,秋堇這不情願的「郵差」不得不遞出了這提早寫下的信柬。這短柬原件,歷劫後幸運地一直留在我家。賭物思昔,不勝唏噓!

要跟國民黨拼了

這事過後,政治氛圍愈形詭異緊張。美麗島雜誌社各地的服務處相繼遭到暴力挑釁。大約第3期出版後,高雄服務處遭一群年輕人攻擊;南投服務處成立,附近街頭出現軍隊演習;台中服務處為吳哲朗辦「坐監惜別會」,憲警包圍會場,並出現武裝軍人;11月底,一群年輕人闖入大龍峒黃信介住家,以斧頭砸毀家具;高雄事件前幾天,一群年輕人在晚上持利斧闖進第二天要成立的屏東服務處,砸毀家具,攻擊工作人員。一連串密集的暴力挑釁行為,很明顯是精心策劃的。但這並沒有使黨外力量退卻,反而更群情激憤。像施明德在黃信介家被攻擊後就揚言要向國民黨申請槍枝自衛。這當然是激憤之言,但確實反映了當時整個對立螺旋般不斷上升的緊張情勢。

當時整個的氣氛是,你就是要跟他(指國民黨)拼,否則它就會更加欺壓過來,你越用那種法西斯的暴力手段來欺壓,我們就越要集結人民的力量反抗你。儘管當時我們有感覺情勢對立在升高,但並沒立即會被撲殺的緊迫感,認為外面的對立應該不會影響到雜誌的編輯作業。所以這期間編輯部還兩度搬家。先是因雜誌出刊後氣勢高漲,總部人來人往,所以搬到離原來地方不遠的巷子裡,林義雄住家(也就是現在的義光教會)的樓上,艾琳達住在那裏(大逮捕時施明德從這裡脫逃),我們跟她合租。但沒很久,我記不得什麼原因,許榮淑又租下永康街永康公園附近一間公寓的二樓,準備第五期編好送印後搬過去(大逮捕時張富忠在此被捕)。

12 月 10 日那天,我在編輯部忙著第五期的編輯工作,原先沒有計畫要南下。張富忠進來跟我說,昨晚姚國建等高雄服務處的義工,開著宣傳車在市區宣傳第二天人權日的活動,被鼓山分局抓去施暴,引發黨外群眾包圍分局(後來稱作「鼓山事件」),問我要不要一起下去看看?看來情勢愈來愈緊張,那天,各報都刊載,高雄地區戒嚴司令部已經將原定 20日開始的冬令宵禁提前到今天開始實施。針對今晚活動的意味不言而喻。我想即使以雜誌編輯的身分,也該下去實地了解,就跟富忠兩人到火車站前現在新光百貨那地方搭遊覽車南下。當時那地方是一片空地,長程遊覽車都在此攬客。一年多前(1978. 10. 15),施明德與艾琳達那場由雷震證婚的黨外「政治婚禮」,就在隔著許昌街的中國大飯店(現已改建)舉行。當時正在進行中央民代增補選,會場擠滿黨外人士,以及老政治犯,有幾百人之眾,是一次盛大的政治聚會。雷震被蔣介石關了十年出獄(1970.9.4)後,一直被國民黨特務緊密監控,很少公開露面。他在典禮上很高興的講了十幾分鐘話,來賓不斷報以熱烈的掌聲,形同向這位追求自由民主並試圖組黨的先行者致敬。這可能是雷先生生前最後一次活動。我跟許多黨外人士一樣,在這裡第一次見到雷先生。在這裡,雷先生看到新一代的台灣人正踏著自己當年努力的足跡前進。五個月後(1979. 3. 7),雷震在榮總病逝。他沒有看到「美麗島事件」,也沒有來得及看到他播下的種子在這塊他後半輩子生活、受難的土地上發芽滋長。

我們坐的遊覽車在西螺休息站短暫停留休息,很巧遇到張俊宏和許榮淑開車要去高雄參加,也在這裡停留,我跟富忠倆人就換搭乘他們的車一齊南下。到了高雄服務處,高雄服務處的工作人員忙碌著準備晚會活動的工作,因為我平常的工作不是負責組織宣傳這方面,而且是臨時下來參加的,所以在旁邊也不太幫得上忙。

黃越欽力勸美麗島不要遊行

我們上去二樓,那裡,過去中泰賓館事件中曾穿梭國民黨與黨外間溝通協調的政大教授黃越欽正在勸美麗島這邊的人不要遊行啦,不然可能會怎樣怎樣……,好像是勸他們移到哪裡(去辦),是在一個室內還是哪裡?那時情勢有點劍拔弩張,黃越欽的姿態也不敢斷然說你們就不要辦了,他只是一直勸說,你們就換到哪裡啦,若是換到哪裡就會准啦。好像國民黨的底線是希望我們到室內辦,不要在室外辦。因我沒參與,具體的不是很清楚。因前一晚鼓山的事,雜誌社這邊的人都很激憤,不能接受黃的勸說,蔡有全還很兇地轟黃越欽,要他走。後來才知道黃是受命來溝通的,已經到了一陣子。

不久,黃信介在南區警備司令部司令常持琇陪同下到達。常持琇是到火車站接黃信介的,答應黃信介可以演講,但不能遊行、不能持火把,他在樓下還遭到有人要攻擊他,他就調頭走掉了。施明德、姚嘉文等向黃信介報告說鎮暴部隊已封鎖會場,可以演講的承諾可信嗎?這時樓下聚集的群眾已經有點按奈不住,正在整隊要前往演講會場了,黃信介要求熄掉火把,但起不了作用,身披三色彩帶、手持火把的遊行隊伍在前導車的引導下從服務處前走出去。

高雄的地理環境我不熟,也不知道遊行的路線怎麼規劃,更不知道姚嘉文施明德他們臨時改變了演講地點的規劃,因此就一直跟著隊伍走,但因要寫報導,所以有時會在隊伍前後跑來跑去。不久隊伍到了大圓環(新興分局前,就是現在的高雄捷運美麗島站)停下來,準備要在這裡演講,因為原先預定要辦演講的扶輪公園已被封鎖。陸陸續續有人在宣傳車上演講,但這時在圓環外圍的鎮暴部隊卻陸續圍過來,幾乎等於把圓環邊的幾條道路封起來,而且包圍圈慢慢在進逼縮小,鎮暴部隊後方也出現碩大的鎮暴瓦斯車。群眾的不安與激憤開始瀰漫,姚嘉文、施明德向群眾宣布要進圓環邊的新興分局跟他們談判,要求撤調封鎖。

當時高雄美麗島雜誌社前。(圖片摘自網路)

這時,原定舉辦演講的扶輪公園那邊聚集的群眾,聽到大圓環這邊被鎮暴部隊包圍,開始向這裡移動,但圓環四周的路口幾乎已經被封鎖。原先的遊行隊伍被困在圓環,群眾激動的對鎮暴部隊指手畫腳,指責他們怎麼可以這樣對待人民,兩邊慢慢形成對峙的狀態。在新興分局附近出現一幅場景,一個女人(林玉祝)跪在那裡,背對鎮暴部隊,面向群眾,哭求群眾散去。這個場景我印象很深,後來國民黨拿來大作宣傳。

突然,有群眾發現新興分局邊的巨型鎮暴瓦斯車冒出白色的煙霧,並且打開強烈的探照燈,有人高叫,放瓦斯了!群眾開始騷動,朝另一方向跑,這時施、姚等人從分局出來,群眾已經在移動了。群眾散逸的方向是新興分局另一側的中正四路。這方向跟噴煙的瓦斯車所在的中正三路剛好相背。在圓環與中正四路口前面一點,有憲兵擋住,群眾要衝過去,在這裡群眾跟憲兵發生第一波衝突。後來,群眾衝散了憲兵,人群往中正四路背向圓環的方向散。周平德他們好幾個人都說,在這裡及附近的瑞源路都看到一些黨外人士從不認識的人,拿著木棍追打被衝散的憲兵。後來傳說這是當時的市長王玉雲動員黑社會的人幹的,這在高雄當地流傳很廣。

王玉雲有一批黑社會的人可以運用

有意思的是,這一段事實,高雄在地主要報紙《台灣時報》在十三日有清楚的報導,說治安單位查出,事件當天在現場製造暴亂的是從外地雇用的職業打手,還描述他們事先躲在美麗島服務處不遠的鳳凰橋餐廳內,當遊行隊伍從中正四路轉向瑞源路後,他們即持木棍加入遊行行列,以此影射事件是有預謀的。有人從餐廳持木棍混入遊行行列,並對憲兵施暴,是當時很多人親眼所見,都疑惑這些人是從哪裡來的。報導似乎要影射這是黨外的預謀。但報導接著又說,「治安單位查出,高雄地區的黑社會份子,在十日晚間扮演了救人、阻擾滋事的正面角色,才使受傷人數降到最低。他們受高市刑大大隊長施淵源之邀請,混入群眾中協助警方執行任務,施大隊長表示將在日後他們『有事』時予以功過相補。」這就有蹊蹺了!

二十年後,當時警總南警部司令常持琇接受訪問時,道出了當年的祕辛。他說當時的市長王玉雲有一批黑社會的人可以運用,前述施姓大隊長組織了七、八十人的黑社會流氓,在瑞源路附近集合,準備好。王跟他在指揮中心的市警局,他跟王說,「沒有你的事,你回去吧」。王回去後從家裡打電話指示施姓隊長開始動手。施向常報告,說市長指示要動手。常持琇說他壓制施某不能動:「你千萬不能動,用不著你。我的憲兵要動的話,我可以下命令,我用不著你動!…你要動,我就找你。」他還強調,當時那些流氓都是聽施某的。

對此,二十年後,王玉雲接受訪問也有說法。他說事件後第二天「回台北」,「繼續參加」國民黨的四中全會,「開會中蔣經國反而都沒找我;他如當面責備我,反而比較不要緊,因為我還有辯解的餘地。」大概當時各方都把黑道施暴的責任甩給他,所以他這樣辯解。接著,他發現應該是指定中常委沒他的份,他很知趣,「我知道差不多要走了」。接著他又辯解,「若說我叫黑道去打人,難道我就避得過嗎?」他「後見之明」地認為,高雄事件的街頭衝突,事實上是「壓得太厲害,反彈就更厲害」。自我辯解之意不言而喻,反身再把責任全往當年的侍從主身上推。至於那段找黑道的報導,他不敢否認,但裝傻:「這部份施大隊長沒有跟我說得那麼詳細。」

王玉雲運用黑道力量,糾集流氓,是他自作主張?還是受命?現有文獻不足。照常持琇的說法,好像是王自作主張,而他壓制這作法,先叫市長離開指揮中心,說這裡沒你的事,繼而壓制市刑大大隊長,不准他動。並且替王緩頰,說他不認為被打的憲兵是那些流氓打的,因為王是市長,對治安有責任,所以不會找人去打憲兵,然後加上自己的論斷:「我想他不可能有這個頭腦做個苦肉計」。問題是,確實有黑道的糾集,常司令也說他下了不能動的命令,但那些被施大隊長糾集的流氓還是動了。常持琇的說詞,撇清的鑿痕不是很清楚嗎?(關於常持琇、王玉雲的訪問,分別參見新台灣研究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編《暴力與詩歌 ── 高雄事件與美麗島大審》, pp.106 - 107, pp.163 -164,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9)

從美台斷交以來,國民黨一再運用法西斯暴力手法對付黨外陣營。(美聯社,資料照片)

從美台斷交以來,國民黨一再運用法西斯暴力手法對付黨外陣營,如果國民黨再一次用類似手法對付反對力量並不讓人意外,讓人意外的是竟然動用了本土的暗黑力量,要「協助警方執行任務」。一年來,美麗島人不斷呼籲,要國民黨人抗拒軍事特務統治的壓力與誘惑,警告國民黨如果國民黨不抗拒這誘惑與壓力,採行反民主的軍事特務統治,國民黨將永無回頭之路,會遭到立即而激烈的反抗。後來的歷史發展多少印證了我們的憂慮與警告。我們料想不到的是,除了軍事特務統治力量外,國民黨還試圖以社會最暗黑的力量來捍衛政權。當年現場的情景,以及當時現場高層指揮官事後的回憶,給那個時代的精神狀態留下清楚的印記。

一個不一樣的歷史開始了

圓環衝破封鎖時,最前頭怎麼衝的我沒看到,我在指揮車後方三、四十公尺的人群中,跟著人群就這樣衝過去了。那時候我心裡一個很奇特的感覺:一個不一樣的歷史開始了。那是一種歷史的感覺。這感覺很強烈,到現在還記得。隔天天亮時我回到台北,第一個去找住我樓下的唐文標,跟他講這個感覺,我說,衝過去那時候,很興奮,感覺就是一個歷史的開始。他驚奇的說:哎呀,真的沒有經歷過!語氣帶點沒身歷其境的遺憾!

人群回到服務處前,情緒高昂的群眾不願散去,於是,陸續有人上宣傳車演講,我有時在樓下看看,有時到樓上幫張美貞(俊宏妹妹)接電話,她正透過國際長途電話向台灣同鄉轉播現場的狀況。幾年前美國同鄉在紐約設了「台灣之音」,以電話錄音播放台灣同鄉的訊息,美貞當晚就是擔負了向美國同鄉播報事件現場的重任。

本來演講平和地進行 ,鎮暴部隊也圍過來,並且施放催淚瓦斯、開啟強烈的探照燈,引發群眾合力拔起馬路上的鐵條欄杆當自衛武器,與憲警來來去去發生幾波衝突,演講也草草結束,沒有人留在宣傳車上了,剩下一些群眾還在跟憲警游擊式地衝突,憲警驅離時群眾就散開,部隊一過去,群眾又再回來,直到深夜人群才逐漸散去。

這時美貞他們還在樓上處理善後,我說我要回台北。當時情況很亂,我不敢坐計程車,因為狀況不明,整個高雄對我好像變得更陌生,四周是友是敵也不知道,我想若是坐計程車被載走,載去哪裡你都不知道,就用走的走到火車站,搭野雞車回台北。當時的心理,是既興奮又恐懼,一方面覺得幹了這樁事心裡很興奮,但另一方面又不清楚會不會抓人。上了車很累,一覺睡到台北。記得到台北時天已亮,不可知的一天迎接著我們!一個不可知的未來也迎接著台灣!

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花園新城家裡,上樓時先經過唐文標家,我敲了門進去跟他講在高雄發生的事情,描述了看到的現場情景,講群眾衝過憲兵封鎖那一刻。講得有點興奮,說當時我腦海中浮起一則幼時的記憶。小時候祖母會講一些她們生活的故事,如戰爭時躲警報的情形(按:指二戰後期躲美軍轟炸台灣),如隨媽祖進香之類的生活故事。日治時期西螺大橋還沒建好,從彰化溪州這邊要到西螺以南的地方要搭竹筏或水淺時涉溪而過。據祖母說,當時媽祖進香,信眾抬著神輿「蹽溪」,要蹽過時,指揮的人揮舞著媽祖的「令旗」高喊「過啊!過啊!」,她說,很神奇,水會分開,信眾就跟在神輿後面在「過啊!過啊!」聲中蜂擁而過。這個故事真實性多大、有過幾次,不重要,重要的是,祖母講這些故事時充滿宗教性的虔誠。他們相信。長大以後讀《舊約》,〈出埃及記〉裡也有類似的故事,「摩西向海伸杖,耶和華便用大東風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開,海就成了乾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乾地,水在他們的左右作了牆垣」。這是信仰的意志吧!那一天晚上衝過憲兵的封鎖,那種奇特的感覺就是祖母描述的「過啊!過啊!」的感覺。「什麼是反抗者?一個說『不』的人。」卡繆這麼說。那一晚,我們對國民黨的法西斯力量說「不」!

聊了一陣,上樓睡覺。醒來已是下午,當時沒有立刻會抓人的感覺,就算會抓人,也只能面對,二個月前不就給香燕寫了告別信了嗎?我去了永康街剛搬好的編輯部。這裡傢俱等都已經搬來了,但還沒有正式在這裡作業。我如常處理一些稿子。這時林濁水的太太陳雲端跑來,說她看到高雄的新聞,想辭去國中教職來這裡當雜誌社編輯,我勸她再考慮,國民黨會不會抓人、以後會怎樣都還不知道。

到了晚上,去黃信介家,張富忠、姚嘉文等人都在,七嘴八舌地討論在高雄發生的事情,有人認為這件事情已經惹毛國民黨,過不久應該會開始抓人,並展開一連串的抹黑。過不久,康寧祥咚咚咚踩著信介家木樓梯上二樓來,姚嘉文用臺語嘀咕:「狩獵協會在開會,養鳥協會的人來幹什麼?」他們講起話來當然不投機,老康很快就走了。當時黨外很多人還是很天真的樂觀,以為溝通可以轉圜,但張俊宏、施明德等一些人都感到事情很難轉圜。當時國民黨正在陽明山開十一大四中全會,蔣經國在會上說,會對那些受傷的人給他們一個交代。殺伐聲浪已起。我們決定12日在總部召開記者會,對整個事情做一個交代。會中發表了兩份文件,一份是《國際人權日事件備忘錄》,是美麗島版本的事件經過;另一份是《美麗島雜誌社為國際人權日事件告全國同胞書》,說明了我們的立場。

事件當時的《聯合報》報導。(圖片摘自網路)

這兩份文件是當晚深夜一些人在台南飯店會合後彙整草擬的,在記者會前再作一些增補。在台南我沒參加,在台北記得有提一些修正意見,像《告全國同胞書》最後再次強調創刊社論中一再強調的主題,要當局克制軍事統治的壓力與誘惑,否則「將立即遭到人民牆有力的抵抗」,並強調「我們相信唯有和平與冷靜的方法才能確保台灣的和平與安定」,記得是我加上去的。

記者會很沈重,大家心裡有數,接著會發生什麼事,一年多的抗爭,將是句點還是逗點,沒有人知道。但在這一刻,我們還是一個「反抗者」,一個說「不」的人。繫獄四年後出獄,我看到一些留下來的舊資料,在風聲鶴唳的肅殺時刻,當時的新聞局長宋楚瑜高調的說,美麗島是「低估群眾,錯估政府,高估自己」。那一刻,他的話也許是「對」的,國民黨鎮壓了美麗島。但沒過很久,歷史證明,這句話也適用於國民黨權力集團。國民黨權力集團「低估人民,錯估社會,高估自己」。歷史不是這樣走過來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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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八十年代》到《美麗島雜誌》 只想打破不合理的威權統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