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田之死—三島、森田的自決和他們的時代（上）

三島、森田自決事件

1970年（昭和45年）11月25日，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三島由紀夫（本名：平岡公威1925-1970）在東京市谷駐屯地日本陸上自衛隊東部總監室「切腹諫死」，被稱為「三島事件」。準確的說法，應當是「三島、森田事件」。

不少人以為森田必勝（1945-1970）只是三島的介錯人，或者與三島是唐、吉訶德與桑丘、潘沙式的侍從關係，這個25歲的「愣頭青」的存在常常被忽略。

他的學長、著名的評論家鈴木邦男曾說：

1970年11月25日 三島、森田在總監部陽台三呼「天皇陛下萬歲」後退入室內，切腹自決。（寫真出自網路）

森田的成長史與日本戰後的經濟、政治、社會

森田於1945年7月25日出生於三重縣四日市。

他出生前的一個月，美軍首度使用B-29超級空中堡壘式轟炸機對九州實行空襲。此後，從1944年11月到1945年8月，美軍對日本98所城市實行戰略轟炸，炸死23萬人，炸傷35萬人，無數房屋變為瓦礫。

他當教師的父母給出生在防空洞的這個最小的兒子取名「必勝」，意味著祈願日本必定打勝仗，早日結束戰爭。

但森田三歲前後父母因病相繼雙亡，由年長他十六歲的長兄撫養成人。他的長兄信仰上是一名天主教徒，職業上是中學教師。

小學畢業後，森田進入以天主教為教育理念的男子中學-海星中學，英語辯論獲獎，高中時與同學或騎腳踏車或徒步旅行，被選為學生會會長。

森田成長過程中，正是美國佔領軍對日本進行非軍事化、經濟民主化、學校教育自由化全面改革時期。日美締結《舊金山和約》的同時，還締結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該條約規定美軍在遠東地區發動軍事行動時，可以自由使用日本全境的軍事基地，作為回報，日本被置於美國的保護傘下，軍費負擔只需要維持國內保安，1954年「保安隊」與「警衛隊」改為自衛隊。

由此日本爆發以青年學生組織「全學聯」（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會）為主力的各階層反安保運動。

經濟上，日本全島在政府的「所得倍增計劃」政策下取得經濟飛速發展，同時環境污染和工業公害以及藥害日趨嚴重，社會矛盾激化。森田的家鄉四日市因煤塵和硫磺氧化物的大氣污染而導致「哮喘病」，與熊本縣的「水俣病」、新瀉縣的「第二水俣病」、富山縣的「痛痛病」一道被稱為「四大公害病」。受害者以及聲援團體提出訴訟，對政府不顧國民健康一味求速的行為，引發各階層的公憤。

初三的森田已在日記中立志：為家鄉的發展和國民生活品質的提高，建設舒適的城市，十年後將參與競選市議員。

1964年，森田高中畢業，沒有如願以償地考上第一志願--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此後兩年的「浪人」生活中，他初心不改，唯對早大的「角帽」（學生帽）情有獨鍾。

此時的森田已經表現出對政治的態度。

國內，他所憧憬的早大已經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新左翼學運，他甚至想抄起木刀去與「全學聯」大幹一場。

而國際上，1964年10月中國西部地區新疆羅布泊上空原子彈爆炸成功。事實上，這顆原子彈正是在青海省的「金銀灘」核武器秘密基地製造搬運到千里之外羅布泊的。為實現毛澤東的不畏「帝國主義的核詐」夢想，原來水草豐美的「金銀灘」，本來居住著數以千萬人的藏族和蒙古族牧民，都被一夜之間強制驅逐，被迫倉促遷徙，甚至不少人凍死、餓死在路上。1967年又製造出首顆氫彈。

而此時，日本「進步知識人」與新左翼領袖儘管反對美帝、蘇修的核霸權主義，口口聲聲倡導絕對和平主義，卻對社會主義的新中國突飛進入原子核時代一邊倒地歡呼和擁護。

19歲的森田對此十分氣憤，出於質樸的正義感，他認為中國的核武器製造完全是不必要的，他用「愚蠢得無可救藥」表示對大國之間的核武器競爭的失望。

而越戰的爆發，作為美國的亞洲盟友的日本間接地捲入了這場戰爭。日本在外交上一味成為美國的應聲蟲政策，激起森田的愛國憂國之情。

此時他的人生的藍圖是「25歲大學畢業後，先當三年新聞記者，再實習三年秘書，然後當兩屆市長，39歲競選眾議員，任期三屆之後成為外務大臣，此時50歲。再工作15年，為日本國，為日本民族建立起堅實的國際地位而努力。70歲退休後，跟太太兩個人過安靜的生活」。

浪人期間，他廣泛涉獵日本與世界文學書籍，尤其愛讀谷崎潤一郎的《春琴抄》，對主人公春琴不幸毀容之後，忠心耿耿的佐助選擇用針刺瞎雙目，成為春琴一樣的盲人而深感共鳴，「如果自己也處在那樣的環境中，也會做同樣的舉動」。

森田心目中的「早稻田的在野精神」

1881年大隈重信（1838-1922）因「明治十四年之變」而下野。下野後的大隈政治上創設立憲改進黨以對抗藩閥政治，學問上創立今天早大前身的東京專門學校，以「學問之獨立，活用學問，造就模範國民」為建校理念，被稱為「匹敵於官學的私學之雄」。

「學問之獨立」，意味著與「在野精神」和「反骨精神」相結合，以培養獨立自主精神的近代國民為理念，不為權力、時勢左右的科學教育與研究。圖為早大校園內創始人大隈重信的雕像。

提倡「在野精神」、「反骨精神」的早大，在戰前戰後一直都是日本左翼學運的急先鋒。

台灣獨立運動左派史明在早大念大三時，在同學介紹下參加了校內秘密組織「馬克思理論讀書會」。被馬恩的「解決階級問題之後，民族問題也可以解決的理論」吸引，打算投身於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在早大，他遇到一位中國留學生，後來才知道他原來是中共派來日本的地下黨，由此人引導，史明奔赴華北解放區。

戰後，早大左翼學運伏流水脈相承，從未間斷。

1961年，早大創立八十週年之際，打算興建第二學生會館。但校方擔心新會館成為黨派學生活動家的政治基地，因此根本性的管理權由校方掌管。要求全面自主管理的學生與校方發生衝突。

1963年，學生成立「全學共鬥會議」；1965年，「共鬥會議」與校方交涉未果，衝入大學本部。大浜信泉總長（校長）請求機動隊進校，逮捕了「共鬥會議」議長。校方決定公佈上漲學費的決議。

1966年元月，關乎學生切身利益的學費上漲問題，很快引發全校罷課。學生們拆課桌、拆門窗，築路障，設路障，全校罷考，阻止新生入學考試。而徵收入學考試費，對私立大學來說，是其經濟命脈。

2月15日，大浜信泉總長認為學運藉口反對學費上漲，實則進行反政府活動。而其它學校援軍聲援，更證明這是全國學運的一環。遂決定請求警察機動隊進校排除路障，恢復校園秩序。

1966年2月，早大「全共鬥」4000餘名學生阻止入學考試集會。校方請求警視廳機動隊排除示威學生。（寫真出自網路）

戰後日本知識界將反省戰爭期間政府與特高警察干涉「大學自治」，保衛言論與思想的自由作為重要課題，此次機動隊進校，被進步知識人與抗議學生視作是國家暴力機器對大學自治的嚴重干涉。

當晚，收音機裡傳來機動隊即將進校的消息，抗議學生以及援軍三千人自發趕到大學強化路障護校。雙方肢體衝突中發生流血事件，學生被逮捕兩百多人，入學考試方得以正常進行。這次學潮被稱為「一百五十天鬥爭」。

據森田的長兄回憶，早大升學考試之前，陪同弟弟去看考場，正逢「全學共鬥」發動全校學生設置路障，封鎖校園。考生們在機動隊的保護下進入考場。弟弟對造反學生擅自粗暴地剝奪學生受教育的機會感到十分義憤。

1966年3月，森田終於考入夢寐以求的早大教育學部，他的長兄希望弟弟像父母和自己一樣成為一名教師。

但這年四月，早大沒有如期舉行入學儀式。由於抗議學生再次設置路障，佔據校本部和第二學生會館，大浜信泉總長以及全校理事會表示辭職。

5月，被延遲的入學儀式終於在門外「共鬥會議」的學生一陣陣抗議聲討中進行。意氣風發的森田身穿傳統的男式典禮和服-羽織袴，腳蹬高齒木屐，莊嚴地參加入學儀式，並在新生問卷「入學動機」上留言：「無悔人生」。

但早大已成為新左翼革馬派的據點校，日共民青勢力也在校園內招兵買馬，加之1965年成立的社青同解放派，早大形成新左翼三派閥明爭暗鬥。

森田對早大的憧憬和理想越熾熱，對「共鬥會議」的學生封鎖校園的強制行為越失望，越憤懣。他敬愛的大隈重信肖像已經被敢把權威拉下馬的學生塗鴉，潑墨。

「那麼多的學生想上課，『共鬥會議』究竟有什麼資格設置路障，封鎖校園呢。這幫傢伙們不是擅越權力嗎？難道就沒有勇者去拆除路障嗎？早稻田精神已經死亡！」

實際上，早在森田入學前，與森田有著同樣想法的學生不少。他們與「全學共鬥會議」的學生同樣反對校方上漲學費，但是他們更擔心反對者的主體是共產主義者，學校變質為共產主義的橋頭堡。這些由「聲援會」、「體育會」、「雄辯會」「國策研究會」等學生社體聯合組成「早稻田大學學生有志會議」，散發傳單，徵求要求回復校園秩序的簽名。

1966年3月，以「有志會議」為母體成立「早學聯」（早稻田大學學生聯盟）。

這個中性名稱的學生組織實際上是右翼、愛國學生組織。初代議長就是前面提到的森田的學長鈴木邦男。

鈴木成長於神道系宗教團體「生長之家」，1963年考入早大政經學部，為繼續深化右翼學運，考入研究生院。他當時正學習新左翼的運動方式，在通過擂台討論、散發傳單、示威遊行、立大型看板宣傳恢復校園秩序主張，招兵買馬，準備幹一場「右翼版的全共鬥」，他的言行影響森田的思想。

在鈴木等民族派新右翼的眼中，戰後右翼雖然高舉民族主義的大旗，但不過是自民黨的別動隊。鈴木他們與奉行反共、反蘇、親美、支持安保條約、擁護自民黨政權的老右翼不同，他們主張反共、反蘇、反美、反安保條約，反權力。思想和行動上追求民族的原點，國家的尊嚴與價值，以創造新的民族主義形象為目標。

森田在班級委員的總會上遇到民族派右翼的高年級同學。

本來早稻田的「在野精神」指的是與官僚權力的對抗，但此時，地球發紅色高燒，「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馬列毛、格瓦拉、卡斯楚的英雄故事激動著青春的血管，世界的主流是革命的新左翼，因此，在民族派右翼學生看來，在校園內具有絕對力量的新左翼象徵著體制派，因此，維持大學秩序正常化的反革命的保守少數派的自己就代表正宗的「早稻田的在野精神」，他們在理論上辯不過新左翼，人數上吃虧，一場惡鬥胖打，總是被打得頭破血流。

森田從民族派右翼學生身上看到了「真正的早稻田精神」，血氣方剛的他加入了「早學聯」，也加入了空手道社團。

從「日學同」到「盾之會」

面對日漸洶湧澎湃的新左翼學運，民族派學生決定成立全國性的學生組織。

1966年11月，23所大學的250名學生在永田町的尾崎會館成立「日學同」（日本學生同盟）。森田積極加入了「日學同」的活動，甚至搬家到「日學同」總部的樓上。

1967年2月，三島由紀夫在「日學同」的機關報《日本學生新聞》的創刊號上發表題為《真正的青年的聲音》一文，希望學生們以「明晰的思辨，澄明的日語，表達自己的手中緊握的思想」。

此時，森田一邊送報打工賺取生活費，一邊苦讀日本古典，惡補日本歷史，了解「建國紀念日」的由來。他在日記中寫道：

4月，森田與早大民族派結成「早大國防部」，參與反對新左翼學運的行動，搗毀對方的立看板，撒傳單，實幹一場「全共鬥右翼版」。他愛吟的詩歌是德富蘇峰的「俺的戀人，是誰呢，是神造的日本國」。

但民族派學生在口水仗上連戰連敗，他們的憂國與愛國出自於樸素的民族感情，而非成套的宏篇大論。森田也不願意為瑣碎的議題消耗時間打理論仗，他心中的「日本人就是在關鍵時刻，能夠以最善的方法捨生取義之人」。

在他眼中，明治維新的精神領袖與行動者吉田松陰、無血開城後仍率領舊幕府軍隊與新政府軍決一死戰的土方歲三，雖然立場不同，但二者都是真正血性男兒，敢向權力者舉起反旗的英雄。

此時，三島告訴「日學同」的青年組織民兵防衛隊的構像。

森田眼中的三島是海明威式的硬漢。

森田與「早大國防部」的13名成員參加了自衛隊北惠庭駐屯地的體驗入隊訓練。

但他有些失望，他認為部分自衛隊員甚至入隊動機不純，不是為了保家衛國，而是為了免費獲取各種駕照，他擔心自衛隊「白領職員化」。自衛隊員也不碰敏感的憲法問題，「萬一共產黨內閣合法成立的話，自衛隊就會從屬於共產黨政府，倘若遇到這樣的危機，表明會參加軍事政變的隊員皆無，實在令人遺憾」。

他在《日本學生新聞》上發表《論日本的核政策》，指出：

「日本以外的任何國家都認真地考慮國防問題。而史上第一次戰敗的日本人的感傷已經墮落到少女的趣味。非中立武裝這種思維方法，只有持放棄戰爭的和平憲法下的日本，才產生的特殊的奇妙構想」。

11月，森田等人參拜明治神宮，舉辦「日學同」旗幟的「入魂式」。

1968年放春假時，森田回家在溜冰場右腳骨折，但是他仍然拖著受傷的腳趕回自衛隊集訓。

三島開始關注這位意志非凡的短髮青年。自衛隊體驗訓練結束後，三島在家以啤酒和中餐慰勞這些大學生。

此時，森田決志一生一世追隨他心目中的海明威。

他用快遞書信向三島表示「為先生您，我隨時都願捨命」。三島深受感動，表示「世上任何美言辭令，都不抵此言」。

1968年6月，森田被選為「全日本學生國防會議」初代議長。8月，參拜靖國神社，並代表學生出席「靖國法完全貫徹全國大會」。之後，在蘇聯大使館前靜坐，抗議蘇軍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並要求蘇聯歸還二戰後趁火打劫非法佔領的北方領土。

1968年10月5日，三島的「祖國防衛隊」改為「盾之會」，成立儀式在東京虎之門教育會館舉行，31所大學的在校生參加了這支「世界上最小的不持武器，但最具精神的軍隊」。

這一年的「國際反戰日」，「全共鬥」、「全學聯」以及新左翼各派青年抗議隊伍衝進新宿車站 ，阻止輸送美軍軍需燃料車輛通過，示威者以及「野次馬」（圍觀群眾）捲入與警察的衝突，三島與森田等「盾之會」成員探討如果警力不足，那麼自衛隊治安出動鎮壓之時，「盾之會」可乘機大顯身手，改憲以及自衛隊國軍化就有希望。

但是政府重新啟用騷亂罪，逮捕示威者七百餘人。

1969年2月，森田等人脫離「日學同」，完全專志於「盾之會」活動。

但這一年「國際反戰日」「全共鬥」以及新左翼各派的「新宿騷亂」以及阻止佐藤榮作首相訪美運動都很快就被警力制伏，趁自衛隊的治安出動而要求改憲、自衛隊國軍化以及「盾之會」的出場之路完全被堵。

同年，「日學同」開展反對日本政府簽訂《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運動，否認只有聯合國安全理事會5個常任理事國擁有核武器的寡頭，衝入外務省的軍縮室抗議，在民族派右翼學生看來，這是一場右翼的反安保運動。

但對手的新左翼的武裝行動已經先行一步。

1969年11月，赤軍派（共產主義同盟赤軍派）在大阪戰爭、東京戰爭失敗後，有組織地在山梨縣大菩薩嶺山中搞武裝訓練，警察以「凶器準備集合罪」逮捕53名成員。

接著，1970年3月，以世界革命為理想的赤軍派大學生們劫持日航飛機「淀號」飛往北韓。

此時升任「盾之會」第二代學生長的森田提議，「盾之會」與自衛隊聯合包圍國會，強行改憲，但三島以「國會正在舉行，武器的調遣也很困難」而否決。

但此後，三島與森田四人「盾之會」的中核成員進行周密的計劃與演習，並就檄文的內容以及提出的要求仔細討論。

最後三島命令小賀正義（22歲）、小川正洋（22歲）、古賀浩靖（23歲）三人活下去，只讓必勝為自己介錯。

就在行動的前一天，三島說服森田不要追隨自己赴死，「森田，你已有戀人，你也要好好活下去」。但森田回答：「我視先生為父，先生赴死之時，我豈能苟活於世。請允許我隨先生一同上路」，並對古賀三人說，「我們生死相伴，不久一定還會再見，你們活著，繼承先生的遺志」，並拜託古賀為自己介錯就是「最好的友情」。

11月23日，三島與必勝等人寫好檄文、垂幕、辭世之句，親手寫下「七生報國」的鉢巻。必勝留下「吾胸中之念，唯颱風所知」的辭世之句。

11月25日自決當日，三島交給古賀等三人的《遺言》中記載：

事件之後，自衛隊東部總監室的益田兼利總監在法庭上說，「我對被告們毫無憎惡之感，作為個人理解他們愛國，愛自衛隊，而且敢於行動的純粹的憂國之心」。

小賀、小川、古賀分別被判四年徒刑。

2000年，森田自決三十年後，他的故鄉四日市建立了一座「森田必勝之像」。

1970年10月19日坐者：三島。後排從左至右分別是：森田、古賀、小川、小賀。（寫真出自網路）

作者：劉燕子 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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