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東京尋找「台灣認同」的黎明(二):重返「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歷史現場

筆者一直思索著如何透過「散步」的方式,認識一百年前第一批近代台灣的啟蒙者,是怎麼在東京起造最早的「台灣認同」。2020年的疫情蔓延打住了大部分計劃的進行,卻也意外地多了不少時間在東京的巷弄內散步,陸續發現了不少埋藏在裏東京深處的「台灣身世」。本文想要串連的,是在1921年1月正式展開、那場跨時十五年間串連台灣島內動員以及日本東京進行政治遊說工作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歷史場景。

「高砂寮」:隱藏裏東京的「台灣學運搖籃」


高砂寮原址今日的面貌。(筆者拍攝)

第一批接受日本國民教育的台灣青年,從1910年代開始陸續踏上接受近代高等教育的留學之路而來到日本。台灣總督府培養台灣統治人才思維的產物,一個是在東京小石川茗荷谷成立了今日「拓殖大學」前身的「台灣協會學校」,另一個,則是在學校門口對向的山坡上,興建了一棟提供旅日台灣留學生集中居住的學生宿舍「高砂寮」。

早年留學日本的臺灣學生中,絕大多數旅日的第一站都是「高砂寮」。攤開歷代寮生名簿,不難發現其中的大物歷歷,從一代雕刻家黃土水、活躍於台灣地方自治運動的律師蔡式榖、日治時代最重要的台灣政治領袖楊肇佳、到台灣人中少數成為日本高階官僚,並在戰後創辦台灣人的學校「延平學院」的朱昭陽等人,都是高砂寮的寮生。

高砂寮在19年建成在茗荷谷的山丘上,可以眺望遠山和東京晚海景,寮內除了寢室之外,有規劃完善的自習室、討論室以及社團活動空間,有公眾澡堂之外,甚至有一個餐餐提供道地台灣家鄉味的食堂。

在步入1920年代以後,受到當時相對開放的政治氛圍與自由學風的影響,高砂寮一定程度地也與同個時期日本各地的「學生自治寮」一樣,成為了台灣學生接觸與思辨新思想的啟蒙空間。高砂寮的學生自治團體時常舉辦各種公共議題討論活動和讀書會,當時活躍於東京的台灣學生,乃至熱衷台灣公共事務的社會人士蔡培火、林獻堂等人,也都常出現在高砂寮大大小小的活動與聚會之中。

二零年代的高砂寮,不僅儼然成為了遙遠帝都裡充滿著台灣話與台灣味的「台灣飛地」,更是在東京文明思潮蓬勃交錯的大時代,成為了孕育新生的「台灣認同」的搖籃。

1920年11月28日,兩百多位台灣留學生在麹町富士見町教會發起「反對六三法」的政治集會,會議上林呈祿提出了「台灣議會」的新政治議程,開啟往後作為台灣民族運動主旋律的「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在那個留學日本仍然尚未普及的年代,旅日學生總數也不過數百名之譜,他們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居住於高砂寮的學生。

不過這些台灣史上第一代的「學運青年」們可沒那麼「有禮貌」,高砂寮先後在1921年、1928年以及1930年因為「墮落到成為政治運動的策源地」而被迫關閉了三次。1928年3月時,可憐的日籍寮長甚至被數十名台灣留學生「蓋布袋」後住了一個月的院,連接獲報案趕來的警察都被打到受傷掛彩。

「高砂寮」事實上一直以廢墟之姿被保存到2013年。這棟戰後改名為「清華寮」並轉由「中華民國」政府所有的學生宿舍,在1972年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後發生了所有權「國家繼承」的法律糾紛後,因爲產權不清而遭到長期棄置,直到2007年才因為發生不明火災後在2013年正式拆除。

如今的高砂寮原址,在去年正式蓋起了一棟全新落成高級養老院,因為戰後台灣複雜的身世而意外遺留在歷史裡的斷垣殘瓦,終於徹底消逝在吹拂時代的風中。

台灣史上第一場海外政治大造勢:東京驛丸之內的「台灣議會請願代表團歡迎式」


今日東京車站丸之內北口的井上勝「銅像」(鄭仲嵐攝)

任何重大歷史事件,都必定有一張代表性的照片,而一般人的歷史記憶,也往往透過一張最具代表性的歷史照片去建立的。「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最具代表性的照片,是1923年2月21日所拍攝、一張台灣議會請願團在東京車站丸之內口前一尊巨大的銅像前拍下的百人大合照。

當年請願代表們從台灣來到東京,必須從基隆搭船到北九州的門司港後沿著瀨戶內海航行到神戶上岸,再轉乘火車一路北上直到東京。那一天,當蔣渭水等從台灣來的請願帶表踏出東京車站的那一刻,外面早已集結了數百位台灣留學生與僑民,他們盛裝打扮並會準備了碩大的迎接標語,一邊呼喊口號,一邊帶動唱著請願運動主題曲「台灣議會請願歌」,眾人簇擁著台灣來的政治明星,在東京站前碩大的銅像下拍下了百人大合照,那是一個宛如今日台灣選舉造勢大會的狂熱場景。

今天的東京車站丸之內口外的確有著一座人物銅像,這座銅像的主人翁,是日本鐵道之父「井上勝」。井上勝出身自長州藩,青年時期作為「長州五傑」之一偷渡英國留學,歸國後成為了明治近代國家鐵路事業的關鍵人物。

不過現在屹立在東京車站丸之內的井上勝銅像,若仔細比對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的老照片,便可以發現其實是不同的兩尊銅像。原本那尊完成於1914年、從1923年開始每年出現在議會請願運動造勢老照片裡的銅像,在太平洋戰爭末期遭到「金屬供出令」的強制徵收,已經與無數國寶一起熔融進無情的戰火。

現今的這尊銅像,則是戰後的1959年才重新樹立的。它是台灣首位獲得帝展殊榮的天才雕刻家黃土水在東京美術學院的指導老師、大雕刻家朝倉文夫晚年的傑作。

台灣人參與政治活動喜歡聚眾拚場造勢,這種文化與日本有著極大的不同。雖然筆者沒有經過縝密的考證,但台灣的政治造勢文化,或許即是源自於日本統治時代台灣政治運動萌芽的階段,取逕自同時具有凝聚與動員共同體成員功能的台灣地方傳統宗教信仰儀式的轉化吧。而台灣史上第一場大規模的海外政治造勢活動,也就應該毫無疑義的是這場發生於1923年2月21日的台灣議會請願團接風造勢了!

尋找台灣史上第一個「海外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牛込若松町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兼台灣雜誌社社址今日的面貌。(筆者拍攝)

事實上,台灣人開始為了台灣公共事務在島外展開政治遊說工作,最早應該開始於1920年代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為了設立台灣議會的遊說工作,台灣人的第一個政治遊說組織,是1923年在東京成立的「 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

這個總部設在新宿區若松町一棟民宅裡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同時也是『台灣』雜誌社的社址。『台灣』的前身是1920年七月創刊、史上第一個台灣人的政治媒體『台灣青年』,其後『台灣』雜誌則又在同個地址再次改版為『台灣民報』。這棟隱身在若松町住宅區裡的普通民宅,自此成為了一九二、三零年代的台灣民族運動中,同時身兼生產文字論述和組織政治遊說行動的大本營。

就像今天台灣政治人物的訪美行程中必然會在「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總部前合影一樣,史料裡的老照片,可以發現當年不少「大咖」在牛込若松町這棟民宅前的合影。為了找回這個重要歷史現場,我從數位典藏影像找到了「牛込若松町一三八」這個地址,並使用日本地圖網站的古今地圖數位套疊服務,成功確認了座標位置。

從地下鐵「早稻田」站出來,往與早稻田大學相反方向的坡道往上步行,就是牛入若松町一帶的住宅區。而這個通往若松町的坡道也不是什麼平凡的坡道,它有個響亮的名稱「夏目坂」,大文豪夏目漱石就是在此出生。

從夏目坂步行蜿蜒而上後,必須往右彎進一條名叫「下戶塚坂」的小徑,這一帶全部都是擁有一定歷史的民宅。雖然一百年前的木造建築物已經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但是拿著老照片比對之下,仍然可以透過道路與建築物的相對位置,去推定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兼台灣雜誌社址的所在地。只是一百年過去,夕陽下的人事與景物皆已非往昔。

當時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在日本政界最主要的盟友,是透過筆者前篇文章提過的植村正久牧師牽線給蔡培火促成的,他們多是懷抱基督教人本主義思想的自由派議員,例如貴族院議員田川大吉郎和清瀨一郎。但自由派議員在日本國會裡終究是少數,為了跨越少數障礙,台灣遊說也沒有放棄過與主流各路的保守派政治家取得交集。在後期擔任台灣議會介紹人的神田正雄、眾議員中野正剛、多次入閣的永井柳太郎、貴族院議員阪谷芳郎等政治家都是「內地延長主義」的支持者,他們以「廢除殖民地實施特別統治制度」的立場而支持過成立台灣議會的主張。另外,過程中以林獻堂為主的金主,也不斷在日本選舉中透過捐獻政治獻金換取政治家對台灣的支持。

然而,為期十五年的議會請願運動,最終仍然敵不過大時代的風向,隨著日本走向戰爭動員體制而功敗垂成。

結語

「台灣認同」作為二十世紀初期在世界各地殖民地被創造的國族認同,大概是在所有「同期」中命運最為多舛的。雛形誕生於1920年代的東京,曾經在「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十餘年間有過短暫的陽光燦爛。在1920~1947遷徙回本島之後,命運多舛地先後遭到日本太平洋戰爭戰時體制和後來的中華民國壓制,並且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遭到撲滅式的打擊,往後漫長的半個世紀,幾乎是先後在日本和北美離散的台灣人個體和社群中受到刻意保護下如薪火般地存續,直到九零年代民主化後才從海外重新輸入,並隨著伴隨著民主化發生的本土化以及緊接而來的政黨輪替燃燒興旺。

2020年是台灣認同誕生的一百週年,一個歷經一個世紀,卻在前面七十年幾乎都是風中殘燭狀態的國族認同,目前最大的難題當然是該如何填補台灣認同內實的「記憶真空」和「片段零碎」。特別是最早發生、卻離台灣最為遙遠而集體記憶也最為荒蕪的那一段。

因此在東京的這段時間,我仍會用「散步」的方式繼續記錄下去。

標題圖片:第三次議會請願運動時,台灣留學生與旅日僑民在東京站丸之內口井上勝前迎接請願代表團之合影(圖片來源:蔣渭水基金會)

張智程 [作者簡介]

京都大學法學博士,2016年開始先後任職京都大學助教及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客座研究員。專長為勞動市場和科技法律政策研究,業餘從事以臺灣和日本為中心的政治外交評論寫作,陸續在臺灣《想想論壇》、《Cheers雜誌》、《思想坦克》、《上報》,香港《信報經濟新聞》,以及英語國際事務專門媒體《The Diplomat》執筆專欄探討臺日關係,共同譯作有北岡伸一的《日本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