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菊人權路》任何人在人生中有這樣的機緣 都會變成陳菊(下)

新頭殼newtalk |張文隆 綜合報導
郭雨新與黨外新生代 新生代經由陳菊這橋樑,認識中生代、頭一代的政治人物 張文隆提供
郭雨新與黨外新生代 新生代經由陳菊這橋樑,認識中生代、頭一代的政治人物 張文隆提供

[新頭殼newtalk] 1977年郭雨新流亡海外

省議員退選、監委零票落選、立委被作票,郭雨新的政治生命已被打擊到極點,《虎落平陽》的出書,讓他感覺這段歷史至少被記載。那一段時間他當然是很鬱卒,感覺到老了,因此一直很想出國去看他子女,他已經十幾年不能出國。當時他大概透過吳三連表明他要出國的意願,經由吳三連他們跟國民黨溝通,以及郭先生女兒在美國一直向美國國務院要求。

郭先生立委的落選以及台灣政論的停刊在海外引起很大的震撼,海外台灣人的運動比較蓬勃,差不多從那個時代開始,不久郭先生又出國,他出國又領導海外台灣人運動。他出國後,我一樣在台灣當他的秘書,我都會把島內的訊息,很快透過管道送到美國給他。然後他就發佈給全美國的人知道,所以他儼然變成海外對島內情報的一個中心,很大的意見領袖。但是他在海外也是有點水土不服,海外台灣人的運動畢竟也有很多不同,後來他跟台獨聯盟有一些衝突,有一些想法、做法很大的不一樣,然後張金策就在台獨聯盟的月刊上公開批判他。我想張金策公開批判他,也對海外台灣人運動造成很大的打擊,過去海外台灣人,不曾對島內像郭雨新這一類對台灣民主運動這麼有貢獻的人,作公開批判,因此政治倫理問題被提出來討論。這對郭先生內心造成很大的傷害,一個故鄉的後生晚輩,在偷渡出國時,郭先生冒險幫助他,出國後同是天涯淪落人,竟然這樣批判郭先生。那時我剛到美國去,郭先生非常難過。我當時不願意介入海外的是非,但是我可以看出郭先生相當大的痛苦。我想,就我而言,對於台灣反對運動的前輩,我不會這樣對待他,一個台灣民主運動的前輩有他時代的貢獻,我們對他不會有超乎時代的要求。

1979年3、4月我被警總約談13天,出來後我繼續回到郭先生的辦公室。當時大家都勸我出國,我就先到日本再到美國去。到美國時,是郭先生的政治生命受到一些海外人士包括台獨聯盟張金策等人的挑戰的階段,郭先生以及一些海外朋友希望我留在海外幫助他。當時我已經發覺海外台灣人運動相當複雜化,那複雜包括海外台灣人理念的不同與鬥爭,我覺得我留在海外只會捲入那樣的漩渦,對台灣人、對我而言都沒什麼好處,所以當郭先生希望我留在海外時,我沒有接受。

1979年差不多6月我出國,10、11月回國。還沒回台灣,美麗島雜誌社就宣佈我是高雄服務處的副主任,所以回來時一方面在美麗島雜誌社當編委,另一半的時間則在高雄,大概我負責高雄服務處,可以說是「沒有黨名的黨」的地方黨部。當時會去高雄,是很多人認為我們應該去南台灣發展,南台灣有可愛的人民,民氣非常強悍,但是南台灣較少我們這一類型的專職政治運動者。很多人鼓勵我們下去,我們就試試看,不到兩個月就發生美麗島事件。

他很親切,對窮苦的人不會大小眼

宜蘭是一個農業縣,郭雨新代表農民的心聲,他是農民的代言人,「春牛圖郭雨新」宜蘭農村連三歲小孩都知道他。長久以來,郭雨新從政有他的風格,他很親切,對窮苦的人不會大小眼,所以我們在郭雨新的辦公室,對待穿木屐來的人都非常親近。另外他本身的生活也非常質樸。他當時在宜蘭也沒什麼服務處,他每一次,都會把他的質詢紀錄,寄給他在各鄉鎮的樁腳。他那麼受愛戴,跟長期以來他清白的品格操守也有很大的關係,長期的從政過程中,他已經建立他的品牌。

他有他的堅毅與韌性

郭雨新的個性相當溫和,他不是那種很犀利、很強悍的政治人物,他是很傳統的士紳,溫文儒雅。這中間,他有他的堅毅與韌性,表面上好像看不出來。他有些優柔,一旦決定以後相當堅定。他和郭國基的典型就不一樣,他不是很快就會被折斷那一種。我在他身邊十年,他不曾大聲對我說話,他說:「陳小姐,我想這樣不好喔!」我若堅持,他會尊重我的意見。有時候我反而覺得我比他更有魄力,我太衝,他反而拉我一下。他是傳統那種受很好教育的士紳,又是基督教家庭,對人很好,很客氣。

他的家庭以他為中心,他的家庭支持他

他的家庭很好,他的太太是牧師的女兒,很有教養。他的家庭以他為中心,他的家庭支持他,不是因為他的政治理想,而是傳統台灣人的家庭以爸爸為中心,爸爸決定的,大家都要給他支持。但是他不太喜歡讓他孩子參與政治,可能是他參與政治的過程當中有很大的痛苦,他覺得不要讓孩子有那麼大的痛苦。郭先生非常孝順,他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情是端一碗燕窩給母親吃,這是他固定的工作,沒有人可以取代的,只有他不在的時候才由郭太太代勞。另外,在他家每當吃飯時,要等幫他們煮飯的那個彩色女士忙完上餐桌,大家才一起吃飯,相當平等對待。

任何一個人在人生中有這樣的機緣,都會變成陳菊

我想,一個人願意跟他這麼多年,這是有相當的條件,像茂全、像我都是從很小的時候就跟著他,可是我們在他身邊不一定是為了利,那是一種很傳統的道義的結合。像他這樣在反對運動裡面這麼有地位的人,一定時時受到威脅利誘,他能一直把持原則,這是他最大的貢獻。他若想要賺錢、想要把自己賣掉,都會有世俗的榮華富貴。但他沒有,這一點我們都對他非常有信心。他可以說是創造我命運的人,如果沒有郭雨新就沒有陳菊,我今天就在宜蘭鄉下教書,為人妻、為人母,對整個台灣的民主運動絲毫不會參與,我會跟傳統任何女性一樣,知足、認命,過一個傳統女性應該過的生活。但是由於郭雨新對我的愛護、教導、信賴,使我在他周邊有機會知道所有的事。他跟人家談事情時,不會說:「陳小姐,妳離開一下。」他讓我一起聽。我想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我知道,所以我要去承擔,要去扮演某些角色。當時,國民黨根本看我不起眼,一個宜蘭鄉下來的查某囝仔,傻傻的,能知道什麼,他們不曉得我在當中有多少穿針引線,到最後他們知道了,已認為無法挽回,套上國民黨的話是我沒救了。

在十九歲以前,我跟一般女孩子沒有什麼兩樣,看瓊瑤小說,做白日夢,但自從在郭雨新身邊工作以後,我開始知道政治、同情政治犯、知道很多非常黑暗的事情,知道做一個反對者是十分痛苦的事情,但我沒有因為痛苦而逃離。因為郭雨新及其家族對我的疼惜,基於一個鄉下人很純樸的性格,不會因為這很危險,你就跑掉。反而你覺得這很危險,所以不能跑。我就這樣堅持走下來,所以我的一生就是這樣都沒有什麼選擇。有人問我,為什麼以一個宜蘭鄉下的孩子卻走上這條路,我常常這樣回答:「任何一個人在人生中有這樣的機緣,在我那樣的環境,你都會變成陳菊,我想那是很自然的。任何一個人當郭雨新的秘書,你只要有基本的台灣人的良知,和對社會正義追求的熱誠,你都會變成我,我並不突出,我也沒有特別的才華,我就是一個很純樸的農家的女兒。就這麼簡單。」

如果沒有郭雨新的堅持,台灣人的反對運動就變成是可以妥協的

林義雄在我們的感覺,他是郭先生在宜蘭很理所當然的接班人。當時錫堃也想選省議員,錫堃我們也是很早就認識,當時他在台北國泰上班,常常來郭雨新的辦公室,他很年輕就很有心。當然當時相形之下,如果要選,林義雄的準備較好。

1977年以前,黨外所追求的是民主化,他們的台灣意識所能提到的還不到自覺的階段,到美麗島階段才討論到台灣人能決定台灣自己的命運,如果這是獨立,那我們就是要主張獨立。《台灣政論》時台灣人才開始重視宣傳,重視他發言的工具。郭先生他們那時候所追求的是在絕對威權體制下的民主化運動,在不公平的選舉制度下去尋求突破,爭取人民的支持。那時候非常黯淡,那是絕對威權、絕對反抗。當時要當選,幾乎贏他們很多才能當選。

郭雨新是反抗運動香火,如果沒有郭雨新的堅持,台灣人的反對運動在台灣人的歷史中就變成它是可以妥協的、可以威脅的、可以利誘的,至少郭雨新抵抗了這些東西,他保留台灣人比較唯美、比較浪漫的反抗特質,而這個特質對台灣人的香火是很重要的。不然在郭雨新那個年代裡面,我們看到台灣反對運動的前輩,縱然有轟轟烈烈的過去,但可能在一個階段,不是退隱就是妥協或被壓制不敢繼續反抗,至少郭雨新沒有這樣。這一點對台灣人的反抗運動非常有價值和意義。就郭雨新的歷史地位,在那個國民黨完全威權統治壓迫的年代,他用他的雙肩去扛這東西,他願意放棄名利、榮華富貴,為了維持反抗的尊嚴,以我也這樣走了二十多年的人來看,這是非常不簡單的。

郭雨新和中生代就是和大學雜誌那些人的接觸,當大學雜誌開始投入民主運動,提出國會全面改選時,大學雜誌那一群人和郭雨新、黨外稍微有交集,開始接觸,進一步深切的交往。郭雨新讓台灣早期士紳式的反抗運動和台灣中生代的知識份子結合在一起,讓其影響力去擴散,對新生代而言,新生代經由我這橋樑,認識中生代、頭一代的政治人物,這都是使我們反抗的精神得以維繫,在他們那個年代裡頭,這樣精神上相結合是非常重要的。

註:陳菊女士訪問紀錄

時間:1993年4月7日

地點:台北市新生南路 菊之鄉日本料理店

受訪者:陳菊

訪問:張文隆

整理:張文隆、張儷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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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訪問陳菊女士 張文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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