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現場】從愛國到愛錢 威權時代黑道維穩紀實

從清末的辛亥革命、二戰後的228事件、80年代的江南案，在不同時代的政治事件裡，都可看見幫派兄弟穿梭其中的黑影。在台灣，除了竹聯幫之外，本土角頭到底與政府維持怎樣的關係？在高雄秀場名人戴崇慶身上看到了這樣的軌跡。他不僅參與1960年代的香港情報工作，也在美麗島事件打擊黨外勢力。他和江南案的陳啟禮都拒收政府的酬勞，說一切行動都是為了愛國。 2000年之後，政治版圖改變，愛國的戴崇慶試著加入民進黨。當賭博、色情都網路化，連包工程門檻也變高了，兄弟愈來愈難混。竹聯大老張安樂說，政治立場不重要，愛國也不知愛哪個國了，還是眼前有錢、有利益最重要。

78歲的戴崇慶在住家裡接受我們的採訪，這是一處位於高雄苓雅區的商辦大樓，大樓外牆剝落，室內沒有冷氣，慘白的日光燈，牆上是一副戴崇慶收藏的武士刀。

幫派與黨國 共生互利用

他自稱「港都聞人」，近年在媒體上的「頭銜」是白冰冰的「前男友」。時間若再往前移，可以發現戴崇慶身分「多元」，1972年他在高雄地方媒體稱他是「愛國華僑」，1984年媒體點名他可能入列一清專案的掃黑名單，1986年，他又成了增額立法委員候選人，但高票落選。

他毫不忌諱自己複雜的背景：「我17歲就帶了30個小弟，四處打架，在高雄有點名聲…。」他滑開手機，是一則娛樂新聞的剪報，內文稱高雄秀場大亨戴崇慶有情報員背景，與高層關係密切。他曾涉入美麗島事件，甚至一度被懷疑是林義雄案的嫌疑人。我們採訪了幾位高雄地方人士，每個人都對「戴董」的經歷繪聲繪影，也有人說他吹牛。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戴董是地方曾經具影響力的角頭，即便事過多年，有些高雄地方人士談起他仍有所戒心：「這種人，我不方便講啦，我們不要有牽扯不要較好。」

國家力量與幫派相互利用、共生關係在當代並不罕見。例如，近日香港元朗事件，警方放縱黑幫分子毆打抗議民眾。在台灣，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的研究發現，二二八事件時，國民黨政府透過情報系統策動幫派分子滲透到各地社團，借機生事造成出兵鎮壓的藉口。1984年，台灣國防部情報局招募竹聯幫分子陳啟禮、吳敦於美國，刺殺華裔美籍作家江南。

《鏡週刊》日前曾經坡露一分從警備總部流出的文件，顯示外省幫派「竹聯」曾與國民黨黨國體系關係密切。然而，台灣黑道生態複雜多元，除了竹聯之外，當年的本省角頭與黨國體系是維持何關係？戴崇慶自曝的特殊經歷，似乎是一個縮影，並且涵蓋多個以往似乎並不太為人所知的面向。

出身高雄的戴崇慶，父親是港都戲院的老闆，曾投資電影，也與二二八事件下令槍殺民眾的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關係良好。1位與戴崇慶往來多年的地方人士透露，戴家不只經營戲院，也在市政府後面經營風化區的生意。而色情業正是餵養黑道的養分之一，戴崇慶便以此發跡。

偷渡到香港 被收編特務

他先後在高雄開餐廳、經營業總會、酒店，25歲就成了夜總會的老闆：「那時候很風光，我在高雄是第一位在餐廳裡引入藝人登台，那時候陳今佩、包娜娜、姚蘇蓉都來我的餐廳登台過。」不過，戴崇慶的脾氣不好，一次賭場衝突，砍傷了高雄重要大哥張省吾，夜總會因而關門。

此外，他自稱和歌手姚蘇蓉交往，當時關係也到了盡頭：「我沒了事業，連愛情也不順，當時念頭只有想死，朋友勸我換個環境，介紹我去香港。」他從基隆上了一艘貨船，偷渡到香港，上岸後住在重慶大樓的旅社，該旅社是台灣「國防部情報局」(現今的軍事情報局)位於九龍分站的基地之一駐點。

「我並不知道當時已經被情治單位看中，我只是當作換個環境，重新開始而已。」他一樣從街頭開始，先當起碼頭搬運工人，再自學日語，在當地當起了專接日本遊客的導遊。事業一步一步穩定成長，他最終還有了自己的旅行社，為了安全還雇了數名大圈仔（中國來的幫派分子）當保標。

戴崇慶上岸的前2年，香港新華社才公布一項數字，有七千多名國民黨特務在中國活動。根據深圳邊防人員葉騰芳的回憶錄，1952年到1969年之間，中港邊境有六百多名國民黨特務被打死。

1970年，戴崇慶在香港取得身分並順利發展事業，此時，台灣情報局的人找上門，要求他為國家效力，到那時他才知道，他偷渡到香港的貨輪，正是情報局運送工作人員偷渡到香港的交通船。「工作對我來說不難，有幾個人會來借住，我負責他們的安全。」之後，又要求他進入中國拿取情報文件：「我不知道裡面是什麼，用信封裝著，拿到香港後，會有人來取走。」

戴崇慶做這些事，內心仍是有一絲畏懼的：「台灣派來的人失事，被左派殺後棄屍在水塘，沒人敢去認屍，我也擔心自己的安危，所以出入都跟著5位凶狠的大圈仔。」他也說，因為自己工作績效良好，曾經返台接受情報局當時的副局長王興中召見，日後工作都由王興中直接指揮。

截日商來台 色誘最有效

1972年中日本宣布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斷交後，附帶在政治斷交背後的，是日本承諾原本從台灣進口的輕工業產品零件，轉向中國採購。這時，戴崇慶又接到新的任務，要在香港攔截參加廣州商會的日本商人，並在台灣國慶日組織百人工商訪問團訪台，以安定當時的社會民心。如何截這些日本商人？戴崇慶的手法也很具有黑幫色彩：先是利誘，利誘不成，再色誘仙人跳。這個「戴氏風格」一直到2000年，他也對當時的高雄市府機要人員行色誘仙人跳，引發糾紛。

他坦言：「有些人你跟他說理就能說得動，但大多數還是要色誘最有效。」他成功「勸返」數位日本商人重回台灣採購。為了組織「百人工商團」，戴和日本黑道合作，威脅利誘之下勉強湊團訪台。1972年，這位黑道大哥率領工商團參加國慶，於是成為當時台灣媒體口中的「愛國僑胞」。

到底當年參與的工商團成員是什麼背景已經不可考了。香港作家黃碧雲根據真實採訪資料寫成的小說《烈佬傳》提及一段情節，書中主角難哥，是一位香港幫派分子，也曾配合國民黨的宣傳工作，拿了一筆錢扮演「成功商人」訪台，訪台期間吃喝玩樂全由政府買單。這在當時的香港是普遍存在的事實。

大圈仔護航 張安樂存疑

1978年，蔣經國第一次參選統總的前夕，為了打造「國內、海外一心擁護支持蔣經國」的氣氛，戴崇慶又有了新任務。他要負責與具有國民黨背景的「自由影人協會」合作，招攬海外支持者簽名連署在報刊上登廣告支持蔣經國參選。

自由影人協會主席童月娟拒絕了這項合作，認為會將身分曝光。戴崇慶四處碰壁，索性翻電話簿上的名字，自己簽名，在星島日報上登了廣告。當時香港政府禁止兩岸人員在港從事政治活動，而戴崇慶的愛國廣告剛好罪證確鑿，因此遭查辦，遣送回台，並終生不得入境香港。

戴崇慶口中的故事聽來傳奇，但在1960年代的國內，乃至於台港陸關係的版圖上，的確有跡可循。

台大政治系教授趙永茂分析，台灣幫派中，外省幫派較有組織，會有分布全台的堂口，而本省籍的幫派多為「角頭」，影響力就僅限於地方，甚至幾戶就一個角頭，所以，跟黨國合作的關係：「外省竹聯幫會比較有系統，但本省角頭與政府多是零星、對單一個人的合作。」戴崇慶並不隸屬任一知名幫派，只是苓雅區的一地方角頭，他口中與政府合作的關係，也是單一個人合作，他甚至有些得意：「當年能像我這樣在香港有身分證、有黑道人脈又愛國的人，並不多。」

台灣於1950、60年代在香港的滲透活動，公開的檔案和紀錄都有限。但戴崇慶「香港情報員」的經歷，許多細節的確與當年軍情單位的作法相符。一位不願具名的資深軍情界人士透露，當年特工人員進出香港，除非原本就是香港人，否則一概都是「密渡」(偷渡)前往，情報局也有自己的貨輪作為交通船。而上岸先在旅館基地安置，再安排到住處。

戴崇慶口中所說的「自由影人協會」，的確有其源頭，它屬於國民黨在香港建立的幾個情報組織之一。根國史館公開的資料，1950年主掌情治系統的陳立夫曾致函蔣介石，指出自舟山島退軍後，香港成為通往大陸的唯一據點，並要求蔣介石派員前往香港指揮地下工作。不久，國民黨成立「海外對匪鬥爭工作統一指導委員會」(海統會)，下設港澳特別辦公處。

「海統會」的工作範圍包括名為「工團總會」的工會組織，要與左派工會互別苗頭。同時在影劇圈也成立「自由影人協會」，負責審查從香港出口到台灣的的電影是否有來自左派的資金和電影工作者。

戴崇慶隸屬國防部情報局，表面上和海統會聽令國民黨中央系統不同。但一位情治界人士表示，當年情報局和國民黨海外、大陸工作機構人員互通乃是常態。戴崇慶由小弟執行的工作，是稱為「越境交通」的文件信差，就是把大陸工作人員要交給台灣的文件帶出來。

但上述受訪的情治界人士也說，戴崇慶自稱受情報局副局長王興中直接指揮，這恐怕太過抬高自己。同時，戴自稱靠身邊信任的「大圈仔」進出中港邊境。竹聯大老張安樂對此有些存疑：「那個年代，台灣特務要進中國很危險，林正杰的爸爸就是進去就回不來了，就算是大圈仔，左派難道會不知道他是幫台灣人工作？」

當局除異己 兄弟去處理

戴崇慶1981年回到台灣，也回到昔日熟悉的八大行業，經營酒店和西餐廳，並結合當時流行的餐廳秀，日入斗金，黑白兩道通吃。同一時間，台灣的民主化運動風起雲湧。「黨外」力量循「議會」和「街頭」兩條路線衝擊、挑戰國民黨政權。面對挑戰，國民黨也以執政優勢動員各種社會力加以反制，戴崇慶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藉著與警備總部等情治單位的配合，「參與」了許多歷史現場。他自稱，當時的許多反制舉動，都直接由警備總部時任南警部司令常持琇直接授意。常持琇正是當年鎮壓美麗島事件的指揮官。

「現在事情想起來，感覺很滑稽…。」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夕，知名黨外作家楊青矗就在美麗島雜誌社前演講，戴崇慶找了100名兄弟，先把現場的位子全坐滿，其他要聽的人只能站著，楊青矗開始的時候是講台語，兄弟們開始鬧場鼓噪：「講國語啦，我們聽不懂啦！」他講國語的時候，另外的人又喊：「不要講台語，我們聽不懂。」楊青矗最後只能草草收場了。

此外，戴崇慶還每天算好了雜誌社前面有幾張桌子，一大早10點鐘開門，他就派人去坐滿，有人要去看雜誌，一看這些都是小流氓，就走了。

第二階段，他則是派人拆下黨外人士掛的布條，換上支持政府的標語，「那時候，火車站一帶全被戴崇慶派人換成：「暴亂分子已被政府消滅了。」

第三階段，則是砸毀美麗島事件幾個主要領袖的住家：「後來施明德對我有些不諒解。」他還說：「有一年，施明德透過中間人希望能公開見面，我把當年知道的事說出來，算是和解…但總統府和國民黨希望我不要去講，說是傷害國民黨。」

與虎謀皮，終是要付出代價的。竹聯大老柳茂川在新書《竹聯》裡寫到，王昇暗示陳啟禮是林宅血案的凶手。趙永茂認為，在那個年代，有些國家「不方便」做的事，透過兄弟去處理是有可能的。我們拿幾個重大政治謀殺案件詢問戴崇慶，他證實了：「陳文成案我不清楚，但林義雄那案子，上面的確有想過利用兄弟去做…我本來打算找大圈仔，還親自到林義雄家附近勘場，事後評估這事太狠了，沒有執行。」結果，他勘場時被調查局的人拍下照片，一度因此被列為林案的嫌疑人

接著而來的是1985年，事業如日中天的戴崇慶在光天化日之下遭連開5槍，一槍穿過臉頰，差不到1公分就傷及大腦致命，另一槍擊中手掌：「我現在看到我小姆指沒辦法伸直，就想到這件事，就算過了這麼多年，想起來還是會怕，那個人是真的要殺死我。」他遭槍擊後，在地上裝死，逃過一劫。

凶手究竟是誰至今仍未破案，「我曾經想我對黨外的人做了這些事，是不是黨外的人來報復？」難道不會是當年的情報單位要減口？戴崇慶連說了3次「不可能」，他堅信與高層關係良好。

歷經槍殺案，隔年，戴崇慶馬上投入增額立法委員選舉，他告訴我們，參選也是受上級的指示，為了吸納當時無黨籍的票，借此確保國民黨籍的候選人能夠當選。投票結果，他是落選頭。

時隔這些年，戴崇慶到底如何看待當年與黨國體制合作行為？他倒是先反問了：「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在那個年代，我在高雄有7、8家店，國民黨要我配合，我能不做嗎？不做，我就會被送去管訓了。」只不過，就算配合國家，也不見得能換來安穩無憂的日子。槍擊案的凶手始終沒落網，戴崇慶終於怕了，1990年他舉家移民溫哥華。

受政治庇護 講忠義效命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趙永茂將台灣黑道分為幾類：最早農業社會宗族倫理尚有約束力，一個村可能有一到二位角頭，是社會型；60年代開始，都市化加速，城市經濟發展，有錢的地方便開始有黑道，「兄弟」發展地上與地下的行業，像是賭博、妓院、毒品等，是經濟型黑道；80年代中後期開始，隨著政治開放，「兄弟」開始大量借由選舉洗白，介入政治，是政治型。

戴崇慶的興起軌跡符合從社會型進展到經濟型，但特殊之處在於，他同時也與情治單位配合而不是透過參選，發揮政治的影響力。

曾參與江南案的竹聯大哥董桂森曾在香港媒體上刊登一篇文章寫道：「黨外街頭運動，國民黨會利用南部草根性強的流氓來反制街頭運動，他們煽動起來連銅牆鐵壁都能打得穿。」間接證實戴崇慶在美麗島事件期間的所為，也證實黨國體系幫派的合作關係，不限於外省幫派。

狡兔死，走狗烹，戴崇慶雖為政府所用，但對這個合作仍心存戒心。他配合政府長達數十年，但他始終沒有加入國民黨，甚至拒絕當時「處理」美麗島事件的費用：「警備總部拿300萬要我做這事，我沒拿，香港做的那些事，我也都沒拿錢。我做這些事是愛國。」一如江南案，事成之後情報局拿出六萬美金給陳啟禮和吳敦，但都被拒絕了，因為他們也認為是在替國家做事。

趙永茂分析，黑道如此甘於為政治所用，其一是他們信仰「忠」和「義氣」的價值，而愛國正符合忠與義氣的表現；其二則是黑道企圖在這樣的合作關係裡得到庇護。戴崇慶在高雄的事業便是受此庇蔭，別人的酒店被臨檢，他的卻愈開愈大，還開在警政高官每天出入的大樓裡。1984年的一清掃黑專案，媒體點名他也將被送管，但所有高雄大哥都送管訓了，他卻安然度過危機。

至於戴崇慶後來參選立委，儘管他傾向詮釋自己是「犧牲打」，用來分散投給黨外勢力的選票。但一位在高雄經營多年的政治人物不這麼認為：「他當時選的很用力，差一點就當選了，而且他這種人怎麼可能會分得到黨外的票？」當時地方的耳語認為，他的參選可能跟槍擊案有關，是為了自保，就跟那些一清被管訓的大哥出獄後一樣，進入議會，掌握真實的權力，黑白兩道都要更敬他幾分。

即便沒選上，戴崇慶自稱是高雄黑幫共主，每逢選舉就找角頭們開會，商討配票事宜。該地方人士婉轉表示：「每個幫派都會說自己是共主啦…選舉很複雜，就算你找人家來開會配票，人家也不見得要聽你的，真的那麼有影響力，為何當時沒選上？」

2000年，孩子長大了，他又回到台灣。他反而開始嚐試加入民進黨，連續數次都遭拒絕，他對我們解釋：「我只是想試試看，民進黨會不會接納我這種人。」話說得避重就輕，但張安樂告訴我們，2000年民進黨執政之後，兄弟圈的政治立場開始微妙的挪移：「兄弟是哪裡有利益就往哪裡去，民進黨上台了，利益都在那裡了，大家就往那裡跑。」

事實上，與黑幫合作的關係甚至不僅於黨國體系，連黨外也早有這樣的風聲。張安樂說：「說到利用幫派，當年的黨外很多街頭運動，也是靠兄弟合作出來的…戒嚴時，對政府不滿的兄弟也很多。」一位曾多次參與黨外街頭運動並坐過牢的林先生解釋：「黨外運動會吸納一些對政府不滿的人，而這些人有些可能是社會邊緣、工作不穩定甚至是無業的人，但真的全是兄弟嗎？也不盡然。而且，兄弟支持民主，跟利用兄弟去殺人、買票應該是不一樣的兩件事。」

一清以來的多次掃黑行動，對台灣黑道有深遠的影響。趙永茂指出掃黑帶來的幾個影響：大哥被關，小弟坐大，等大哥出獄後，為了搶回位子，造成黑道火拚；為了逃避管訓，台灣黑道逃出國外，開始「國際化」，日本、東南亞最凶狠的幫派分子一度都來自台灣。90年代開始，則是黑道為了自保大量參政。「掃黑是二難，掃了有這些後遺症，但不掃也不行，這些大哥會一直坐大。」

然而，掃黑仰賴的法源是：檢肅流氓條例，根據這個法律，檢調單位可以任意將人提報流氓，其中警備總部提報流氓的權力最大。這項法律多次被宣告違憲，直到2009年才廢止。因此，就連與國民黨合作密切的竹聯幫也對當年的政府體制又愛又恨。戴崇慶則不願入黨，也不願進入情報局受訓正式納入編制，也是基於對體制的不信任，他甚至抱怨1986年的參選，國民黨原承諾要負擔競選經費，最後卻食言。

隨政權轉移 看鈔票辦事

相較國民黨的翻臉不認人，民進黨擁有執政資源之後，也開始與道上兄弟建立關係。張安樂不諱言：「我以前跟柯建銘很好，我兒子結婚的介紹人還是他！」他提到一清之後的幾次掃黑，國民黨政治人物避兄弟猶如避鬼，反之，民進黨的政治人物開始到綠島、管訓班探視這些兄弟，不管當時的探視是基於人權反惡法的理由，還是權謀的算計，總之，講求義氣的兄弟，感念在心，甚至有探訪的政治人物後來要參加黨內初選，這些兄弟還出面搞定人頭黨員。

「政治立場現在已經不重要了。」張安樂解釋，號稱外省幫的竹聯現在成員也大多是本省籍了，過去包娼包賭包工程，隨著社會改變，賭博都線上跨國賭了，色情也網路化了，連包工程也因制度日趨透明，而門檻變高：「兄弟愈來愈難混了，有鈔票、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採訪結束時，戴崇慶隨我們下樓，他在高雄最風光時開立的雲河西餐廳已成一片廢墟。即便幫派組織不會在人類社會裡滅絕，但在愈民主透明的社會裡，像江南案和戴崇慶的例子就愈不可能再發生。天暗了，戴崇慶騎著他的電動車，不顧他人，逆向行駛在人行道上，這是他現在唯一可以橫行的時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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