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相人間】從母親到戰士 犯罪被害人保護制度改革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下半年預計將進行大幅度修法。現行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由法務部保護司指揮監督的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下稱犯保協會）執行，協助被害人及家屬重建生活，提供補償金、社工陪伴、律師與心理諮商師等資源。但實際情況是官方專職人力與預算嚴重不足、專業知識不夠，導致服務不到位，往往讓被害人與家屬無感，甚至造成二度傷害。

突如其來重大死傷案件可以擊垮一個家庭，從處理喪事到偵查階段的陪伴、經濟與心理的支持，需要方方面面的專業與同理心。一如兒童權益促進會理事長王薇君（王昊姑姑）陪伴小燈泡媽媽王婉諭、兒子被保母重壓窒息死亡的叡叡媽媽淑蓉。

傷心的母親擦乾眼淚，蛻變成推動犯罪被害人家屬權益的戰士，不讓他人再受相同的痛苦。

我們跟著王薇君陪家屬開庭，這是一個9月大男嬰僅給家庭保母帶8天，就因為不明撞擊導致腦部出血、腦性麻痺及發展遲緩、水腦症、失明的重傷害案件。媽媽戴著口罩神情平靜，但說起已經2歲的兒子心智年齡還是只有1歲，經常要做各種早療，已經喪失正常快樂的童年，她忍著沒掉淚，聲音卻在顫抖。

天平失衡 回頭照顧被害家庭需求

這一天，法庭上演攻防戰，法官訊問保母案發前後所有細節，檢察官則對醫院報告提出質疑，最後，法官才請坐在法庭邊緣，離檢察官有2公尺之遠的媽媽與律師陳述意見。媽媽一開口就哭了，哽咽又憤怒地指出保母供詞與事實不符之處。王薇君立刻伸出手輕拍揉捏著媽媽的肩膀，她一直是犯罪被害人家屬最令人安心的後盾。

《刑事訴訟法》去年12月修法通過、今年1月實施後，被害人與家屬可以到準備程序庭陳述意見，略為提升被害人的訴訟參與權利。然而，法庭仍然沒有被害人的位置。台灣過去20年司法改革大幅提高被告權益，被告有法定的權益告知流程、無罪推定原則、法扶律師協助，正義的天平傾向被告。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連孟琦解釋，台灣現在很像德國1970年代的情況，在被告人權至臻完善的同時，需要回頭照顧被害人，賦予足夠的訴訟參與權利，法庭外也要有社會訴訟心理師陪伴人員，「他的角色比較是社工或心理師，被害人比較敏感，什麼時機要用什麼語氣告知什麼，同時又要了解被害人在訴訟階段可能面臨什麼狀況，例如不想在出庭時看到被告或被告家屬，要怎麼避免？做好心理準備以後比較能夠平和面對訴訟程序，不然一進法院當然會情緒激動，因為一直沒人聽他說話。」

王薇君是從自己的經驗一次次學習怎麼保護犯罪被害人的。她會在第一時間陪伴家屬到警局做筆錄、殯儀館陪伴相驗解剖、發還遺體後協助修復與喪禮、甚至代替家屬跟蜂擁而至的媒體溝通。一般人遭遇家人突然死亡，慌亂傷痛到六神無主，又不了解訴訟程序，她會一一告知，耐心解釋；甚至願意花上數年時間陪家屬出庭，陪伴他們回到家後不為人知的崩潰。

她說起2018年板橋分屍案的被害人黃女家屬，臉上滿是不捨：「這個案件是最讓我憂心的，為什麼？加害人（朱男）殺了女友（黃女），還肢解，裝在黑色垃圾袋裡棄屍，之後逃走，找到時上吊在廢棄大樓外的鐵窗。他是畏罪自殺，這是他的選擇，但這個女生沒有選擇。加害人的父母覺得我的孩子也賠上一條命，你們還要怎樣？沒有被告，家屬連在司法上得到正義的機會都沒有。」黃女父母曾對朱男父母提起民事求償，並認為父母可能知情，有犯意聯絡之嫌，但一審、二審均被駁回，訴訟費用由告訴人（黃女家屬）負擔。

憤慨心疼 怒斥犯保協會做法不當

黃家曾是一個幸福家庭，兄妹2人都很優秀，妹妹念台大、進外商公司，卻認識了有暴力傾向及躁鬱症的男友，最終導致悲劇。王薇君溫柔地說：「陪伴過程就是讓他們的情緒有出口，哭泣、不吃，都是家常便飯。直到現在，家屬完全不能看到黑色垃圾袋，媽媽一直把自己封閉起來，不願見任何人，女兒房間的床單不能換，撿到一根頭髮也要收進盒子保存。」

但講到犯保協會，她總是會火大起來，「第1次見家屬是晚上7點約在殯儀館附近的咖啡廳，黃媽媽拉著我的手說，找女兒到現在，她第一次感覺到有依靠，有人會幫忙。我問黃爸爸：『犯保協會有聯絡你們嗎？』他不太懂我在講什麼，後來才說有一個單位（犯保協會）有到相驗解剖的地方，給了一疊資料。他從包包拿出一疊單子，是補償金申請書的說明。」

王薇君睜大眼睛大吼了起來：「他才剛找到女兒遺體，手上竟然拿著補償金申請書！這是一件非常錯誤的事情！隔天我打電話給犯保協會、法務部，氣到罵髒話，這是經驗不足、沒有專責人員，（犯保）志工可能想說既然見到了就先給他，因為不知道家屬明天在哪，但為什麼我都知道去哪找人？你沒有心嘛！真正有心就會知道要有同理心，在第一時間全程陪伴，而不是急著完成公事。」她的語氣憤怒交雜不捨，因為她也曾經處於同樣的位置。

主婦進化 設促進會無償協助家屬

王薇君的故事要回到2011年震驚社會的虐童慘案。2歲大的男童王昊，被母親男友劉金龍與3個手下關起來連續毆打、餵食安非他命及海洛因21天後致死，4小時後才被丟在慈濟醫院急診室門口。王昊被虐期間，父親因毒品運輸在獄中，母親也吸毒、懷孕而沒有積極尋找孩子。事發後家族派出三女、也就是王昊的姑姑王薇君處理訴訟。「我爸以前做生意，小時候家裡還有管家。小五時，他生意失敗，我們家從天堂掉到地獄，因為生命中波折很多，所以我能忍受任何惡劣環境，一整天什麼都不吃也沒關係。」

她口沫橫飛了一個下午都沒有喝水，有時忙起來，一天可以喝十幾杯黑咖啡。「我就是不服輸，以前有網友罵我：『孩子生前妳不照顧，死了才出來哭。』也有法律人說我不懂法律，但《刑事訴訟法》修法，新增第271條第2項保障被害人及家屬隱私，不用當庭宣讀個資和戶籍地址，這條是我跟婉諭（立委）推的。我不是法律人，但我懂問題，不合理的法律不就是該改嗎？」

王昊過世隔年，她成立兒童權益促進會，無償協助重大死傷刑案的被害人家屬。「那時候我不到50歲，我學歷很低，高中都沒有畢業，20幾年都是家庭主婦。但我希望大眾理解被害人不只是一種樣子，他會進化。」從一個拿鍋鏟的家庭主婦進化到擊劍的戰士，年過50，人生使命才開始。

叡叡媽媽淑蓉也在短短1年內快速進化。她說自己以前是個不關心別人的普通上班族，她從未想過社會新聞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去年4月1日尋常下午，淑蓉接到托嬰中心電話，聽到救護車刺耳鳴笛，那頭說：「叡叡午休時沒有呼吸心跳，現在在做人工呼吸。」她趕去醫院，11個月大的叡叡連續做了1小時心肺復甦術，沒有任何反應，抽血結果是嚴重窒息。晚上在派出所看到監視器畫面，她嚇到說不出話，10公斤的叡叡被90公斤重的保母以身體壓制頭部持續19分鐘，孩子面朝下、手腳不斷掙扎，直到一動也不動，保母才離開，又過了50分鐘，廚工發覺有異，叫了救護車。

解剖相驗 送行團隊修復受損遺體

之後她進入冰冷的司法程序。「看到第一個檢察官是在醫院太平間，他冷冷問我：『你們有什麼要補充的？』我連檢察官在做什麼都不知道，只知道把我了解的都跟他講，我說：『你有看監視器畫面嗎？』他用手指關節敲著一疊資料說：『裡面有截圖。』我又問：『那你有看過影片嗎？影片跟截圖完全不一樣，叡叡是被壓的，愈掙扎保母壓愈緊。』檢察官又敲了一次資料，這次更大力：『這裡有截圖啊。』」

檢察官又說：「還有什麼要講的？我趕時間。」前後大概只停留10分鐘。淑蓉能理解，檢察官很忙，一天要看好多屍體，但她不理解，檢察官為什麼不聽家屬意見？淑蓉希望連同起訴托嬰機構負責人，檢察官不同意。

叡叡的遺體成為國家司法證物，需要相驗，她一開始不知道「相驗」就是解剖的意思。王薇君陪著她，用溫柔的語氣說出殘忍的過程：「會從左耳到右耳切開頭骨，頭皮整個扒開，鎖骨到肚皮切一個Y字型。」她不捨孩子被這樣對待，很想拒絕，王薇君解釋：「這是刑事案件必經過程，也不能冤枉保母，才有真相與正義。」她記得喪禮那天，因為反覆退冰3次，叡叡臉變得很瘦，皮膚皺了，嘴唇發紫。

王薇君與長期合作的七六行者修復團隊協助叡叡的遺體修復，細細縫合傷口。王薇君甚至親手拆掉法醫草草縫起的粗糙針腳，並且交代叡叡媽媽去買頂帽子，遮住遺體傷痕，「只要能讓家屬心裡好受一點，我都會去做。」王薇君長期穿得一身黑，8年來協助約200次遺體修復，她說自己和團隊成員都是「黑天使」。

缺乏人力 宛如站點服務毫無溫度

犯保協會志工雖有到殯儀館致意，但並未完整說明服務內容，遑論專業協助，只給了淑蓉一袋補償金申請說明書及文宣。當時，她太傷心，根本沒有心力閱讀。「有一次我們去犯保協會，小姐才順帶一提地問：『需要看心理諮商嗎？這邊有心理諮商服務。』我覺得他們講話沒有溫度，很像站點服務，要申請就自己來，我猜他們人力絕對不夠。犯保協會若能在第一時間告知所有能提供的協助，對家屬才有幫助。」

叡叡過世後1個月，淑蓉在衛福部發起連署，訴求降低照顧比、縮短保母工時，「我理解到保母勞動條件不好，那個機構保母月薪2萬8千元，薪水很低又很累，脾氣最後就會發洩在小孩身上。我們一個月要付2萬多元，托育時間從早上8點半到晚上6點。保母10個小時沒換班，是不是因此，習慣把小孩壓到睡著才能趕快休息？」

薪資微薄 不受重視淪為被動官僚

淑蓉搜尋翻譯國外判例呈給法官，希望不要以業務過失而輕判，她也成為兒權會的志工，主動協助家屬。「以前常看到兒虐新聞，但我都覺得這不會發生在我身上，可能是上天懲罰我以前太自私，只關心自己小孩，不關心別人。悲劇發生在我孩子身上，這是對我的懲罰。如果再發生類似事情，能幫上家屬一點點忙，讓他們不要這麼慌張，都會讓我心裡舒服一點點。」

犯保協會為何能量如此低落？現行《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是1997年白曉燕案後，才把「保護」的概念加進原本以「補償」為核心的《犯罪被害人補償法》草案，並於1998年施行，針對刑案導致死傷的被害人家屬提供生活重建協助。20多年來，陸續把性侵被害人、家暴兒少、在國外的被害國人、在國內的被害移工與人口販運被害人納入，並於2008年開始施行「一路相伴」，提供法律協助；2014年施行「溫馨專案」，加進心理師提供創傷復健。

犯保協會近3年的新開案量是2017年1,916件、2018年1,687件、2019年1,828件，但全台22個分會，專任人員僅63人、兼任119人、志工8百多位。一位總會專任人員透露，新開案件加上服務中的案件，平均每人身上有近2百個案件在跑，還要兼顧行政、募款或活動，起薪卻比一般社工（月薪約3萬4千元）更低。加上若沒有地檢署、警察局或社會局轉介，很多被害人根本沒機會接觸犯保協會。犯保業務長年不受重視，執行長、各分會主委等重要職務都是兼任，董事會成員也多為官方，這都是犯保協會淪為被動官僚的因素。

近3年犯保協會提供法律訴訟補償、急難救助保護、家庭關懷重建、身心照護輔導等服務的人次總數，分別是63,623人次（2017年）、65,663人次（2018年）、73,394人次（2019年），數字看來不少，但有沒有站在被害人的角度，則是另一個問題了。

以社會矚目的2016年小燈泡案而言，王婉諭在申請補償金時，就曾被審查人員問：「現在還會難過嗎？」她如今坐在立委辦公室內，失去小燈泡的痛支持她走到這裡：「我當時說當然還是會難過，但同時覺得很荒謬，為什麼我要來這裡被問這些問題？」下個會期，她將力推修法，重點之一便是健全補償金制度。

目前犯保補償金的做法是國家先代替加害人墊付部分給被害人，因此須經審議，衡量身心受傷的程度，確認是否符合補償要件。而這只是代墊，一旦民事判賠要扣掉，或最後被告無罪也會追回。過去就曾發生過性侵被害人在一審判決被告有罪後，先領到補償金，二審時被告被判無罪，補償金遭追回的情況。王婉諭認為：「保護被害人應該是國家的責任而不是恩給，現在因為是恩給，國家要審議喪葬費花這麼多錢合理嗎？這不妥適也很不尊重，我們修法，會希望是採用不同級距式的定額制，省去被害人一直希望得到安慰，卻感受不好或二次傷害。」

全面整頓 專責人員引介各項資源

王婉諭說，當初面對司法慌亂無助，幸而有律師團協助，得到很多資源支持，受之於人要回饋社會，幫助更多無助的被害人。「例如當時我們很想知道什麼時候發還遺體，但犯保也不太知道。如果能有了解整個案件、家庭情況的專責人員協助引介不同資源，像姑姑（王薇君）這樣真正做到一路相伴，我們希望透過修法重整相關人員，全面檢視經費運用。」

由於她們的現身，犯罪被害人保護成為2017年司改國是會議的焦點議題之一，今年王婉諭走入國會，上半年召開公聽會，凝聚跨黨派立委、法務部、行政院、民間共識。法務部保護司司長黃玉垣解釋：「犯保應該是一個跨部會的平台，不是法務部單一的業務。像衛福部已經有社工、心理諮商資源，如果被害人是家庭的經濟支柱，勞動部也要提供職業訓練，只要在考量國家財務下能讓人民享有更好福利，我們沒有既定立場。」

過去多年關注被告人權的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去年也開始將眼光轉向被害人，董事長林永頌比較兩造資源差異：「法扶基金會（協助被告端）是在犯保協會（協助被害人端）之後才成立的，但法扶的制度設計不在官方手中，13個董事只有5個來自官方，政府出錢，公辦民營；犯保協會是在官方控制底下，主事者沒有熱情，做事就會比較表面、保守。」司改會認為，董事會增加民間專業人士，分會主委、總會執行長要全職，專職社工的薪資也要提升，被害人保護才會做得比較好。王薇君則表示：「希望犯保協會可以有10個王薇君。」

提出草案 修復式司法助生命自癒

司改會準備提出民間版草案，王薇君、犯保協會台中分會主委陳怡成律師均加入討論。陳怡成實務上倡議修復式司法，因為她發現擔任律師這麼多年，很少人因為官司輸贏而開心：「國際上，修復式司法最早是從被害人的角度出發。法律判決認定的犯罪事實和被害人想知道的真相是2件事。所以，被害人能不能為自己說話，告訴被告自己因犯罪被害所受的影響？能不能在對話中感受到被告的人性還是存在？當被害人沒有看到一個人的完整樣貌，沒有找到答案，就沒有辦法長出生命修復的力量。」

叡叡媽媽淑蓉、王薇君、王婉諭都從被害人的角色重新站起，投入公共事務也是在試圖療癒自己。今年1月31日，王婉諭上任立委前一天，她夢到小燈泡對她說：「加油！」王薇君說，她也夢過王昊，夢中的昊昊身上沒有傷痕、乾乾淨淨，穿著牛仔吊帶褲、淺色衣服與球鞋，對著她一直笑，一直笑。 ★《鏡週刊》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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