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全文】香港抗爭一年後 記者、救護員、社工的精神創傷
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8月初發表了1份最新研究發現，超過1萬1千名自願參與網上問卷調查的香港人中，4成出現中度至高度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症狀；超過7成中度到嚴重抑鬱，有3成6的受訪者同時出現2種病徵。
反修例抗爭1年後，香港人的精神健康已亮起紅燈。特別是在抗爭現場的「中間人」—記者、義務救護員、社工，他們身在烽火中忙於紀錄歷史、救人、調停警民暴力衝突，但他們自身壓抑的情緒如何渲洩？
「記者，是不是要走？你可不可以不要走…」
去年11月中，香港警隊出動大批警力包圍理工大學，強力「清剿」據守校園內的抗爭者。警方宣布「沒有記協證」（按：指香港記者協會發出的記者證）的記者有可能被控最高刑期10年的《暴動罪》。達明（化名）無奈下忍著傷痛離開，在排隊登記離去時，示威者的一句請求，他到今天仍然記得。
前線記者 中立與感情拉扯
「我必須承認自己的『黑暗面』：最後我還是懼怕被控《暴動罪》。」達明說，有人期望記者與示威者同行，同時紀錄歷史。但達明認為這說法是侮辱抗爭者。因此過去一年裡，他一直在「同情抗爭者」和「保持客觀」二種價值裡拉扯掙扎。
達明原本是一名文字記者，經歷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他希望自己能夠在香港的「大時代」裡，以攝影記者身分紀錄歷史，因此在去年的抗爭期間，從一間「黃色」（按：指立場傾向示威者）的網媒，轉向號稱「中立」的一間主流媒體工作。在理大事件中，這間「中立」的媒體禁止記者到現場採訪，達明只好藉助一張獨立網媒的記者證，這也意味著一旦警察不承認這張記者證，他就會被逮捕。幾經思考，他只能選擇離場。
去年6月起，達明開始關注反修例運動，經歷3個月的抗爭，他腦海不斷浮現抗爭的畫面，他憶述6月12日包圍立法會的情景，下午3時突如其來的「行動升級」，卡在警察與抗爭者之間的他，匆忙從地上撿起一個黃頭盔戴上，一邊拍照一邊逃，逃到盡頭，他拿下黃頭盔，有一種「好似從軍，大難不死」的感覺。
其實達明前一天晚上已經在現場，在警察面前聽了教徒唱了一整天的《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基督教詩歌《唱哈利路亞讚美主》），這群自發集結的抗爭者，希望藉著宗教聖歌轉化抗爭現場氣氛，情操動人，但作用有限。時隔一年，達明受訪時說出藏了一年的祕密：「我不能再聽這首詩歌，一聽便會憶起（去年）6月12日的慘況。」
驚悸現場火爆 身心抗拒採訪
到了11月，網民發起「黎明行動」的堵路抗爭，戰況愈趨激烈，達明整個11月都睡不好，在夢中依稀聽到催淚彈轟出來的聲音，每次出動採訪前，身體也不願赴現場：「那種抗拒除了身體的累，還有情緒的拉扯。作為香港人你不想（暴力事件）發生，但你知道當天一定會發生的。」
達明說，很難向外界訴說做為一位現場記者內心的恐懼，11月防暴警連發催淚彈，一聲比一聲響，「當時流傳11月放的催淚彈是大陸製的，每一發（催淚彈）都震撼人心，開槍聲比以往響；煙入肺後嗆不停。」達明曾經聽了一聲催淚彈的巨響後，嚇得目瞪口呆，腦海一片空白，他慢慢由後巷走到大街時，看到防暴警投手擲式催淚彈，前面一堆不畏懼的示威者在前方，「明明只有你一個攝影師，我應該去影（拍攝），但當時我停在大街呆了，不想拍攝。」
那段時間，達明日復一日看著抗爭現場的影像，甚至夢中都是這些畫面。「這根本是一個戰場。」達明說。
達明工作的公司，號稱「中立」，但他明顯感覺上司在修改稿件時淡化了抗爭溫度，連帶還有採訪期間不斷地「溫馨提示」等。達明直言這些「提示」，在那間新聞機構是日復日地「教化」新聞工作者，那種時刻要求記者保持公司要求的「中立」，更多的是干預新聞自由，抹去既定事實，而在運動殘餘的精神創傷未康復之時，上司的「教育」讓他的創傷不斷擴大。
6月開始，達明變得精神緊張。直至2020年7月前，港區《國安法》即將來臨，達明開始每天失眠，食欲不振，面頰愈見消瘦，腦海充滿悔疚，那首《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不斷在腦海盤旋。但公司立場依舊，曾有上司在會議室問他：「你如何看港區《國安法》？」其他同事已表示十分憂慮，上司卻反覆「安慰」：「你不用驚（害怕）的呀，你又不是政治人物。」完全無法同理達明和基層記者的恐懼，又或者仍在刻意淡化問題。
義務救護員 悔疚與崩潰交纏
在槍林彈雨的抗爭現場，有人中了橡膠子彈、有人被正面噴射胡椒噴霧，更多的是吸入催淚彈後躺仰在地上無助叫喊的普通市民。一個個義務救護員（First Aid , FA）和時間賽跑搶救傷患。望海（化名）就是其中一位，她6月開始投入運動，原本是前線抗爭者。直到8月，她敵不過內心的恐懼感，轉為FA，在抗爭路上拯救傷者。
目睹少女爆眼 鎮靜劑不離身
記者去年8月在現場採訪時，見到望海情緒高漲，當防暴警與群眾對峙，穿起FA螢光反光衣的望海高聲痛罵一大堆防暴警，萬綠叢中一點「黃」，巾幗不讓鬚眉。望海不諱言，當時轉為FA之前，已發現情緒出現問題，8月更加是爆發點，「我在6月9日與6月20日在立法會留守，只要回憶起前面的『手足』被捕，警察敲盾牌的聲音，潛意識也在抖震。」由6月開始，多場激戰，望海清楚警民雙方的暴力懸殊，內心時刻有被捕的畏懼。
「前線日積月累的暴力場面，對我來說已經有很大的陰影，直至8月11日在尖沙咀警署門外1名女FA被爆眼倒地，四周的人都大喊：『FA！ FA！』我跟她擦身而過，腦海一片空白，反應不過來。」當時望海還是抗爭者，親眼目睹爆眼傷者倒地的場面，她頓了一頓之後不得不往尖沙咀方法逃跑，事後還是悔疚。
「就是爆眼少女事發的那一天，我轉了職。（轉做FA）。」
望海的正職是社工，她很清楚自身情緒問題的症狀。7月，她向「良心理政」求助，這是一群由心理、教育專家組成的社運團體。良心理政轉介她向家庭醫生求診，但她一直拖延，原因是自己身為社工，能夠看透一件事，但這和能夠覺醒又是二件事，「可能這就是社工的專業陷阱…而且，也覺得很多人比我更有需要。」
「為何射催淚彈？」「是否可以再多做一些？」望海內心反覆出現這些問題，自責不斷。
目睹爆眼少女倒地一幕之後，望海在街上經常無緣無故流眼淚，騎機車時又曾經無故失衡倒地。8月11日後，從早到下午淚流不停，她常自問：「為何眼淚流個不停？」
「我自己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望海苦笑說道。「對整個社會無力，為何不能夠改變，很多困惑、很多『為何？』」8月中旬望海終於向家庭醫生求助，醫生配了1個月分量的血清素和鎮靜劑給她，望海吃了血清素後，情緒平伏了不少，今年已停用血清素，但直至今年她出門仍然鎮靜劑不離身，以防無緣無故在公眾場所哭泣，場面尷尬。
用手機看直播 也是另一種苦
家庭醫師治療望海時也不停做心理輔導，他建議望海抽離一下：「可以的話，嘗試一晚不要看電話（手機網路訊息）吧。」她曾經接受醫生建議，但還是禁不了手機「彈出來」的直播。
「看直播是很Guilty（罪惡感）的事，大家出去的時候，是應該出去，我難道在家中食花生（坐視旁觀）？」
望海有時會以「社工」的角色自我安慰：「其實每個人的承受程度都不同呀。」她憶述八月在紅磡土瓜灣抗爭現場，一場車禍意外讓她跛了腳，但她仍然堅持到現場。到了今年，她有時不在現場，在手機直播中眼看警方在現場拉起封鎖線濫捕市民。港區《國安法》生效後，港府更是一口氣取消12名民主派候選人的參選資格，再將立法會選舉延後一年。望海看著所有抗爭和政治新聞的直播，「這是另一種苦。」
望海不迴避香港的「壞新聞」，痛苦也甘心睜開眼看。踏入2020年，她說自己有一個「壞習慣」，就是看Facebook和IG的一年回顧，自己重看過去一年零碎的片斷。「我一想起理大，就會覺得香港人輸得好慘，當日輸了很多香港人的鬥志，憶起當日往事很感嘆。」
數個月的FA歲月中，她腦海不斷回顧受重傷的傷者，11月12日中文大學裡四處聽到呼天搶地的呼喊：「FA！有沒有FA？」她曾在理工大學替一位左眼皮裂開的少年包紮，最後他的左眼還是瞎了，永久失明。
腦內不斷重複抗爭、受傷的畫面，望海慨嘆這是熬人的記憶，「在現場顧到前又顧不到尾，那種感覺殘留在腦袋，為何不可以做多一些呢？好似很多時刻其實也不及時。」抗爭不及時，救援不及時，反抗不及時，望海內心混合抗爭者及救援的自責，在沒有盡頭的絕望政治環境，在現實生活中還要放下情緒去服務俗稱「藍絲」（政府支持者）的傷者，望海沒有逃避過去，反而想做個勇於擁抱悲傷的香港人。
「我覺得有這些創傷，才可以讓大家（香港人）一起向前，2019年的事一輩子很難忘記的。」望海堅定地說。
陣地社工 冷靜與憤怒之間
2019年至2020年的反修例運動裡，抗爭現場出現了一種以往沒有的「中間角色」：社工—或者他們自稱的「陣地社工」。這群社工堅持在現場疏導抗爭者的情緒，為他們提供人權的資訊，同時亦監察警察現場濫暴的行為。
陣地社工的角色經常受政府非議。去年11月，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彭潔玲在會上表示，現時無任何法例或與警方有任何協議，確保社工在非法集會的情景中，可進行什麼工作，即使是在安全和合法的情況下在旁支援，亦需向執法人員解釋並跟從其指示。換言之，政府帶頭否定社工在現場人道救援的角色，失去政府的肯定，理論上，社工就要和跟抗爭者一樣背負法律刑責，知名的陣地社工陳虹秀被控最高刑期10年的《暴動罪》；多名社工被控襲警罪。社工在進退失據的情況下，心驚膽戰地在現場堅持公義。
在現場奔馳半年的陣地社工「咪手」（手持擴音器、麥克風喊話的人）Jane（化名），由當初的不甘心，趕到現場協助抗爭者，半年來忍受警方辱罵「黑社工、×雞」，自責、痛苦、憤怒…百感交雜，至去年冬天精神崩潰，很長一段時間裡，她不敢看抗爭的新聞。
「每次出完（任務），都很憤怒，失眠很嚴重。有些畫面和聲音都會不斷在腦海重播。現在想起這些畫面，還是會心跳加速。」內斂的Jane說到自己的情緒時，以低沉的聲線回應。
調停警民衝突 自責未能及時
Jane有5年的社工經歷，她多次在反修例運動的衝突現場調停救援。烽火之間，她曾被催淚彈頭直射眼罩，在前線「開咪」（持麥克風喊話）調停警民衝突被辱罵，也陪伴被捕的年輕人。這些震撼的畫面和故事，讓她經常以淚洗面、失眠、胃痛，皮膚亦陸續出現問題，最後她被逼退下「火線」。本著服務大眾市民和守護公義的心，她走上街頭，卻走不出這些創傷的陰霾。
Jane說，她跟很多香港人一樣，在6月12日圍立法會出來，那天很多香港人賭上了自身安危。6月12日，她在金鐘一帶初嘗催淚彈滋味，混亂間瞥見無助的學生四處尋找失散朋友的影子。她忍著催淚氣體帶給她身體上的痛楚、抑壓著自己的情緒，以社工身分陪伴這些年輕人到安全的地方暫避。事後她開始反思社工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決定加入陣地社工，在前線負責調停警民衝突。
仲夏衝突不止，且愈演愈烈。示威者趁著7月1日回歸紀念日舉行示威，下午衝擊立法會大樓。陣地社工團隊分了「兩更」，她被分配到凌晨時分才到現場支援。然而，事態發展迅速。未到凌晨，警方已在金鐘一帶用催淚彈驅散人群，示威者四散。Jane說：「當時心裡很不舒服，很自責，怪自己為何不早點出去，好像什麼都做不了的感覺。」這種情緒驅使她在沒有通知團隊的情況下，「偷偷地」獨自走到了立法會大樓附近觀察情況。她要親眼看見四周環境平靜，才願意離開。
這種自責的感覺讓Jane更希望可以「出隊」幫忙。然而反修例事件升溫，示威活動更見頻繁。8月31日，特種警察「速龍小隊」成員進入太子站，上演被認為「無差別」攻擊市民行動，一幕幕驚心動魄。「我記得8月31日我和數個同工（社工同行）在附近，看見直播，很崩潰，立刻哭了出來，出了事情但不能過去幫忙，這種感覺很不舒服。」
被催淚彈重擊 事後哭泣失眠
這渾身不舒服的感覺，驅使她幾乎每次堅持在現場支援。不擅言辭的Jane被安排擔任咪手角色，在警方與抗爭者之間拿著麥克風和喇叭廣播：「示威者正在離開，警方冷靜。」一字一句都需要小心翼翼，戰火中又要處變不驚，她說這個任務壓力很大。警方不時用「黑社工、假社工、唆擺（唆使、叫唆）大家出來、臭×」等言語辱罵她。Jane坦言，好幾次都按捺不住要回罵，但又要時刻提醒自己社工在現場的角色要保持中立。「當時情緒壓抑得很厲害，聽到這些話，其實正常反應是很憤怒，也很失望。」
這種需要兼顧日常工作和調停工作的生活，讓她累得不可開交。她經常感到很疲倦，記憶力也明顯變差，看見某些示威衝突，她會禁不住哭泣起來，但她沒有因此而停下來。
10月20日，市民上街遊行反對特首林鄭月娥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簡稱「緊急法」）通過《禁止蒙面規例》。她憶起自己當時身處在尖沙咀警署外，當時附近大多是義務救護員以及記者，但警方舉旗示意準備擲催淚彈。身邊社工、同工用麥克風對警方說：「這裡沒有示威者，不要亂擲催淚彈。」但還是有義務救護員在他們身邊被催淚彈射中受傷。
兵荒馬亂之際，Jane感受到眼罩被重擊，一顆催淚彈頭掉在地上。「那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力，我完全反應不過來。」旁邊的社工們看到同僚受傷都嚇呆了。一輛水炮車隨後駛至，她身旁的2名社工被直射，全身都是藍色催淚水。「那時候我很害怕，有種強烈的感覺，縱使有東西保護自己都無用，因為警察是針對著你（社工）。」
事發後她經常哭泣，情緒低落，也不能好好集中精神工作。她開始刻意迴避有關反修例運動的抗爭資訊，也會開始質疑作為社工所做的事是否能夠幫到社會。
面對破碎不堪的自己，Jane有種感覺：是不是到了該停下來的時候了？儘管之後她仍然希望支援抗爭前線，但在每次報名到現場當值的時候，身體總會出狀況。「想報名出隊或者出隊前一天，就有頭暈、發燒、胃痛或者渾身不舒服，導致不能出隊，已經發生了幾次。」心裡總是希望多做一點，但身體卻是「很誠實」地告訴她：「妳還沒有準備好。」
在1年多的抗爭運動中，Jane長期在冷靜與熱情之間拉扯，精神上傷痕累累。這種拉址，Jane坦言未能釋懷，事隔半年後，隨港區《國安法》的成立，示威活動漸漸減少，她的情緒和生活一步步重回正軌，但運動帶來的傷痛，Jane認為還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去撫平。
港人社會 心理與人道危機
2020反修例運動，催淚煙籠罩摩天大廈、響徹天邊的槍聲、警民衝突的互罵、火光沖天的街道，這些「非常」聲音和畫面讓港人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情緒困擾，引發精神健康危機。社工長期情緒低落恐懼到前線工作、記者食欲不振和長期失眠，甚至有義務救護員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影響日常生活。這些社會運動非直接參與者在示威現場也身受其害。
臨床心理學家、良心理政召集人葉劍青和一眾心理學家，經網上表格和前線醫生及社工轉介，在去年6月到8月接收了約1千個因社會事件有情緒困擾的個案。他說香港的社會心理狀態很「差」，無疑正面臨「人道危機」。
七成中度抑鬱 療程平撫情緒
今年8月初，港大李嘉誠醫學院精神醫學系「青年精神健康小組」發表了一項最新調查，小組透過1份網路問卷，調查訪問1萬1,493名香港人，4成受訪者出現中度至高度PTSD症狀，超過7成中度到嚴重抑鬱，有3成6的受訪者同時出現2種病徵。
香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年初公布一項研究發現，2019年社會動盪期間，每5名成人就有1人疑似患上抑鬱症或PTSD，其中呈PTSD症狀者比率由占領運動後1年的2.1％，增加至去年超過3成。
PTSD大多是源於直接經歷或親眼目睹驚人的事件所引發。常見的創傷事件包含死亡的威脅、嚴重的身體傷害或虐待等，甚至是得知親密的家人或朋友遭受創傷事件，間接影響下，也有可能引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導致回憶、惡夢、嚴重焦慮。
葉劍青指出，PTSD患者會經常會有相關的聲音和畫面的回閃（Flahbcak），影響睡眠素質和生活。由於創傷性事件是突然發生，例如在前線調停時有催淚彈射中身體、或記者採訪期間被水炮車射中，這些事件「打斷了正在發生的事情，衝擊著那個人，所以整個能量會儲存在身體中，讓人不能反應和釋放。」
有別於前線抗爭者和社會運動後援「和理非」（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者）的角色，運動的非直接參與者以一般人的方式參與一場社會運動，不少都會產生自責情緒。葉劍青說：「對於非直接參與者來說，會出現自責情緒是因為覺得自己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是沒做到或沒有能力做，繼而產生無力感及自責，導致情緒低落甚至抑鬱。」
他指出，針對這種情緒的治療過程中，要提醒他們角色的重要性。「這些都是理性上知道的事情，但感受上仍然覺得缺失，要和他們一起評估，平衡風險，選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可藉敘事治療 社區團體傾談
葉劍青奉行所謂「敘事治療」（Narrative Therapy），旨在將不同的情緒和經歷「外部化」成為不同的故事線，相信每個人都有「自救」的能力。「治療不只是挖問題出來，求助者不是被動的，也可以鼓勵透過一些行動去自醫。」他在社區組織一些人組成小組，讓社會運動中不同角色的人坐在一起傾談。在相似又有異的經歷中，讓人產生技巧、能力和一些方向，在創傷中調整心理狀態。
香港因為反修例運動陷入集體精神創傷，今年7月便迎來港區《國安法》帶來的恐懼與不安。政府沒有投放足夠資源解決港人精神健康問題，葉劍青能夠預視這會造成「心身症（由於心理狀態而導致身體有病症）、家庭衝突、自殺，甚至大規模社會恐慌」等一系列的問題。
葉劍青說：「我不會太悲觀，港人的抗爭力很強。《國安法》帶來恐慌，但民主派初選一班群眾又出來投票，港人仍有股力量。」社會愈荒謬，內心要愈強大。
感謝香港獨立媒體《誌傳媒》協助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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