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全文】校園性侵案：誰捂住求助的嘴
「老師會在游泳池架V8，拍女生更衣室入口，鏡頭靠近女生那邊。」
過去多年，不乏有學生向校內其他教職員反應老師的行為令人不悅，但老師仍在校內帶著V8遊走，孩子只能學著保護自己，看到老師靠近更衣室時相互低聲提醒。
「其實前校長還有一些資深的老師都知道狀況。」在A校轄區擔任性平委員的陳律師說，這次事件上新聞後，「前任校長私下挖苦現任校長：『你真有膽，我都做4年就趕快跑，怕做太久，哪天在我任內出事』。」
Z老師曾經要求與妳有不當肢體接觸嗎？
妳曾被Z老師要求脫衣服或褲子嗎？
妳曾被Z老師要求親吻過臉或身體部位嗎？
前監察委員高鳳仙還記得一部分題目。它不是一場考試，而是一紙驚悚的問卷調查，「應答」的是900多位曾經或正在就讀南部A國小，被Z老師教導的女學生⋯⋯
這場調查遲來了20年，Z老師在B國小前任校長的縱放下，悄無聲息轉往A國小繼續任教、施暴。A國小現任校長透過逐一的問卷訪談，最終清查Z老師共犯下24起案件，共有22名受害者，受害地點遍及游泳池、電腦教室等。
A校現任校長面對問題，換來的是地方教育局以「校園性騷擾防治宣導做得不夠」等理由記過懲處。一位旁觀的性平委員憤憤不平：「查了還要被罰，不如遇事就壓著，反正賭一把，能蓋過去就蓋過去。」校園性侵案件總有多個觀察面向，官場慣性下的「多做多錯」，堪稱其中最荒唐的一面。
南部A國小這起校園性侵醜聞，涉及兩所學校，數十名學生，調查範圍近千人。它的揭發，起於一對痛心的阿公、阿嬤。
議員，最後的求助管道
阿公和市議員是舊識了，那日初春傍晚，阿公和阿嬤工廠下班後便急匆匆地趕到議員服務處，議員連忙招呼2人在泡茶桌邊落座，剛巧其他工作人員都在內室的辦公區，只有3人圍著泡茶桌。阿公一坐下連忙開口，急切地說起孫女如何在這所南部的「A國小」裡被「Z老師」欺負——9歲女童被禁錮在空蕩的教室，老師用手指插入她私處，算一算2年來犯行超過50次。說到激動處，阿公揚言要找十幾個親友一起去學校圍堵、教訓教訓那人，「我趕緊跟他們說不要這樣、不要這樣，然後先帶去派出所報案。」
議員回憶：「最初是其他女同學看到老師欺負受害女童，回家告訴媽媽，家長聽了不對勁，馬上和受害女童的父母聯絡。」年過60的議員同樣也是為人阿公，他嘆口氣：「受害女童的爸媽原先有點害怕說出來會讓孩子曝光。但阿公阿嬤受不了，跑來找我。爸媽後來也是堅持提告。」
議員先聯繫了派出所主管，當天所裡沒有女警，派出所趕忙招來女警為孩子做筆錄，也隨即通報社會局和檢察官指揮辦案，隔天教育局也已知曉，「通知學校要老師別去上課，免得被打。」女孩之後就醫，已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徵兆。
議員說，事件鬧上新聞版面後，不少人打電話到議員服務處，「問我那名老師的住址，說要去給他一點顏色。」還有該所國小畢業多年的校友致電給議員，「說她們當年也被猥褻、性侵過，要我堅持，把事件揭發出來。我後來想，如果阿公、阿嬤第一時間沒來找我，而是去找學校，事情會不會被壓住？」
被控性侵的老師Z在A校任教20年，他擅長影像製作，常常拍攝校內活動，作品放上網路，為學校加分不少。他的妻子也在教育界服務。事件爆發後，老師隨即停職，等待調查。
「他太太有來找過我，哭著說不知道自己的先生做這些事。」議員說，老師也曾致電給他，說想過來拜訪，「他父母跟他一起到，跟我說全是一場誤會。我說事情已進入司法程序，有或沒有，法院會給你一個交代。」
受害者必然不只一人
遠在高雄的人本基金會南部辦公室主任張萍看到新聞時心頭一震，她思忖依照過去處理校園性侵案的經驗，這樁案子的受害者應該不只一人。
張萍先加入了地方網路社團，看看新聞下方留言有沒有什麼線索。果然被她發現幾個留言者輕描淡寫地提及：「我也遇過。」張萍接觸幾人，一位畢業女生告訴她，國小時曾被Z老師騷擾過，而她姐姐還遇過更嚴重的狀況——老師曾把頭埋進姊姊的胸部磨蹭。還有些女孩被Z老師要求蒙眼脫褲。
有個留言提及這名老師20年前在「B國小」任教，不知何故，有天開學突然消失了。張萍心裡起疑，「那時為了追查他在前一所B國小的事，有人跟我說學校對面羊肉爐老闆娘的小孩也讀 B校，老闆娘知道很多學校的事。為了探聽，我光羊肉爐就去吃了至少3次，結果什麼都沒問到。」張萍苦笑一聲，蒐證過程本就充滿挫折，她一個線頭牽著另一個線頭，總算摸清前一所國小發生的事：
二十多年前，老師在B國小擔任四年級班導，總以「健康教育」為由，要女孩一個一個進入視聽教室，或脫褲子、摸下體，或要求女孩坐在他大腿上。他在住家私設補習班，小孩放學後到他家補習，也曾被帶去樓上房間，壓上床強吻。
一個女孩回家後告訴父親老師要他們脫褲子，父親質問校長，也向派出所報案。報案後，當年的老校長帶著一盒水果，與主任同去女孩家中「協調」，說自己即將退休，怕影響退休福利，又說老師還年輕，希望家長能給老師一個機會。最後決定讓老師調去別校，就算了事。
受害人為什麼願意私了？
「私了」的情節並非陳年往事，迄今仍有類似戲碼在校園內發生。擔任性平委員多年的澎湖縣立鎮海國中輔導主任謝美娟坦言，即便《性別平等教育法》早已上路16年，依法規定「師對生」的性平事件一律必須先通報，有些校方還是會抱持著「私了」的態度，「跑去跟家長說，通報以後，後續調查過程繁複，對孩子也是一種傷害。不如學校把有問題的老師調走，以後孩子就不會碰到他，又不用承受調查過程的痛苦。」
許多家長擔心孩子曝光、或怕孩子調查過程反覆回憶，因而受苦、或擔心被鄰里知道孩子遇上這些事，面子掛不住；家長也憂心，孩子萬一「留下案底」，未來就毀了，或是走上司法後對方反告誣告⋯⋯，面對學校這麼軟硬兼施地勸說，也就同意不通報了。
粉飾太平的結果，是日後推疊出更多受害者。張萍終於找到當年B校的當事人，「有個女生已經30歲，結婚有小孩。講到這件事，痛哭流涕。當年老師抱著她、親她的嘴，她覺得噁心，回家跟阿嬤說，阿嬤只說這是因為『老師喜歡你』；女孩轉去向媽媽訴苦，媽媽反指責她要學會保護自己——所以今天受害，就是你沒保護好自己。」大人的反應讓孩子不知道如何繼續求援，「身邊都是愛她的大人，但沒人能幫她，心裡該有多孤單。」張萍嘆道。
校園沒人肯為性騷發聲
前一所學校發生的事，被悄然無息地掩埋著，Z老師轉到A校任教，20年過去惡行才終於被揭露。事件曝光後，A校成立性平委員會進行調查，並和地方教育局合作，針對九百多名畢業與在校學生問卷訪談，最終清查出24樁案件、22名受害者。監察委員也發動調查。
調查後才發現，就連曾被學校視為加分專長的影像製作，在學生眼中都是Z老師遂行騷擾的藉口。「老師會在游泳池架V8，拍女生更衣室入口，鏡頭靠近女生那邊」、「他以拍攝校園花絮為理由，拿一台V8進去女生更衣室拍我們換衣服。我們知道他要進來，第一個反應是鎖門，他會說不可以鎖」。
過去多年，不乏有學生向校內其他教職員反應老師的行為令人不悅，但老師仍在校內帶著V8遊走，孩子只能學著保護自己，看到老師靠近更衣室時相互低聲提醒。
「其實前校長還有，一些資深的老師都知道狀況。」在A校轄區擔任性平委員的陳律師說，這次事件上了新聞，現任校長與歷任學務主任遭到懲處後，「前任校長私下挖苦現任校長：『你真有膽，在這當校長超過4年。我都做4年就趕快跑，怕做太久，哪天在我任內出事』。」
也有校內年資較高的老師這時才吐露過去也曾陪著前校長去拜訪學生家長，「協調」這名老師的「麻煩」、幫著「按耐」（台語：安撫）家長情緒。陳律師說：「被懲處的教職員裡，有些人年資很淺，才剛到學校沒幾年。遇到這事讓他們心裡很不平衡，覺得『你們這些知道的人為什麼都不說？』」
知情者為何沉默？
知情者為何選擇沉默？這也是王敏（化名）長年的困惑。2009年，花蓮太平國小爆發田姓教師長期性侵女童案。由於校長、主任早已知情多年，未依法通報，導致多人受害，事後監察院一口氣彈劾了前後任校長、主任等3人。
當年曾擔任調查委員之一的王敏總共發現3名受害者。「調查結果出爐後，我接到一通電話，來電的是太平國小裡其他老師。電話那頭問，我有沒有調查到某個已畢業的女孩也是受害人？」王敏愣住了，她回答對方，調查結果裡沒有包括這名女孩。
王敏當時心想：「冒出案外案了！」她追查女孩近況，找到女孩就讀的國中。發現女孩剛上國中時，就因為翹課、和現役軍人援交被抓，送回學校輔導。輔導過程中，國中這頭發現女孩早在2002年就讀太平國小時，便曾遭田姓教師性侵，該國中的輔導老師那時便已告知太平國小這件事。但太平國小那端始終沒有任何動作，遲至2009年田姓教師才被揭發長期性侵女童，中間不知多少人受害。
「我那時馬上開車去找主任，問他早就知道田姓教師的事，為什麼沒有通報？」王敏說，他至今都記得主任在他逼問下，眼裡都是淚，「主任跟我說：『我這麼多年在這裡努力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這些努力都白費嗎？』學生被性侵，他沒能保護孩子，還跟我說什麼『提升學業成就』？」這回答聽得王敏腦袋昏脹。
王敏又開車去尋太平國小前一任校長，問他是不是早知道田姓老師性侵的事？「前校長告訴我：那時田姓老師來找他，一直掉淚，他看著田姓老師，叫他以後要做什麼之前，都要先為自己的家庭想想。然後給了田姓老師一次機會。」王敏只咬牙回前校長：「這些小孩，也各自有家庭、有人生好嗎！」
「你說這些知情不報的人在想什麼？」王敏深深吸了口氣：「我猜他們想的是：『不要發生在我身上，就都不重要』。」
2009年花蓮太平國小這樁性侵案經監察院彈劾後，教育界驚覺性平事件未能依法通報，也會面對咎責。之後《性別平等教育法》幾次修法，加重了未盡通報責任的懲處。「不過教育界內部那種『以和為貴』的鄉愿氣息還是十分嚴重，彼此都是師徒、學長姐等關係，沒有人想得罪誰，」
王敏嘆了口氣。去年他經手的另一起性平案件，一所國中老師與學生發生性行為，老師是校長倚重的人，父親是該校的主任，面對性平爭議，校方開口閉口都是推諉，「校長一直跟我說這怎麼能算性侵，對方會檢舉，不過就是想要錢。」聽得王敏內心翻騰，「這些人性平教育都是上假的嗎？」
監委來了，大家安靜！
高鳳仙曾經調查包括太平國小在內的多起校園性侵案。10年來她也常常思索，「究竟是怎樣的內部文化，導致內部人員知情不報，性平事件通報流程失靈？」在她經手的案件裡，類似劇情總在不同案件裡上演。
2年前她正打算前往北部某國中調查校內球隊性平案件，據報該校一名教練會啃咬孩子的背、拉扯生殖器。臨行前高鳳仙接到一封匿名信。寄信的人正是該所國中的教職員，信裡寫著：為了應付監委到訪，校長、主任早已沙盤推演一陣，模擬委員問答，還要求教職員「口徑一致，不要露出馬腳」。
果然到訪當天，校長一干人等全是一問三不知，否認這起教練猥褻球員的性平事件。騷擾孩子的教練被解聘後，接替的新教練也一樣三緘其口，談起性平案件只說「是在玩啦！」
「後來我們在校園裡遇見幾個棒球隊的學生，才把案情全問了出來。」高鳳仙不解：「明明事情發生在舊校長任內，我去調查時，校長都換人了，但新接手的校長也不見得想好好查，反而是幫著掩蓋。」
「家長更不敢張揚。」高鳳仙說，體育班的升學、發展全靠教練，「要出來指認內部性平問題，等於是你未來完全斷了體育這條路。」極度歪斜的權力關係下，多數家長往往選擇不追究。最後9成以上的家長都到學校簽了自願放棄調查書——包括被拉扯生殖器的孩子的家長——就是為了小孩能繼續打球。幾個不願放棄調查，走上提告、轉校的孩子，反而面臨禁賽處分。
幾個棒球教練也私下議論，體育界彼此都是學長、師徒，工作都是相互推介的，出了事怎麼好公開批評別人。
在教育界服務多年的謝美娟倒是深諳這職場文化，她面露苦笑：「學校就是一個講求『和諧』的地方，你去通報，最後可能害一個人沒工作，很多人不想當那個『拔刀出鞘』的人，害別人失業，當然選擇安靜。」
2011年台南特教學校集體性侵案被披露，當年被學校指派追查性騷擾事件的老師，一路深挖出校內陳年的集體性侵、隱匿等沉痾，「最後這個老師在學校被孤立，沒人跟他講話。」謝美娟聳了聳肩，就是這「棒打黑羊」的文化，讓「做對的事的人反而遭到指責。」
阿強（化名）最近正面臨棒打黑羊的荒誕。他在中部某國小任職7年，今年接獲班上女學生投訴，一位科任老師午休時把她叫到自然科學教室，從背後熊抱住她。
阿強趕緊詢問其他孩子是否遇上類似狀況，「好幾個人跟我說有被這科任老師騷擾過。我向學校通報，學校叫我通報一件就好，他們最後會通盤調查。」阿強信了，只通報一起案件，但學校卻僅調查這一案，調查結果兩造各執一詞，校方最後認定科任老師對學生有「不當接觸」，記了一支申誡。
「但我明明一開始就說有好幾件！」阿強不放棄，他又詢問其他班級的老師，才知道其他資深老師多少都遇過班上孩子被這科任老師騷擾，「去年還有好幾個學生被摸，摸到大腿根部去。7、8個女孩向班導師反應，班導師通報主任，卻再無下文。」
阿強用蒐集到的新案例再次向校方提出檢舉，希望學校重新調查清楚。其實通報性平事件前，阿強心裡有掙扎，「要在一個組織裡面當『抓耙子』很不容易啊。」通報後，他打了通電話給妻子，說「出大事了」，自己已有心理準備面對接下來的衝擊。
再次提出檢舉後，教職員群組裡出現一條訊息，「大意是『有的人要伸張正義，但也要給人留點餘地』之類。」也有人說他「讓學校難看」。
阿強有些沮喪，這冷嘲熱諷分明是衝著他來，其他支持他的老師，也只敢私下幫他加油打氣，明面上不敢多說兩句，「明明很多老師的小孩也唸這間學校，但他們都不敢公開表示意見。」還有人私下提醒阿強別再追查，「說這名科任老師任教超過10年，以前就發生過這些事。查下去恐怕會牽連太多人。」
部分家長跑來感謝阿強為孩子出頭，「但他們也不敢站出來，因為擔心小孩還在學校，怕孩子會被針對。」
張萍合作過的一名南部老師，也曾因為通報了性平事件。當事人經學校調查屬實，但最初通報的老師卻在辦公室裡被同事指著鼻子問：「害人沒工作，你都不怕損陰德嗎？」
被制度懲罰的「黑羊」
同儕壓力讓人不敢出頭當「吹哨者」。另一個讓人害怕「依法辦事」的困局，在於獎懲制度並不鼓勵「黑羊」。有心好好處理性平案件的人，在制度裡不見得能獲得獎賞，有時甚至還遭到懲罰。A國小校長是一個，在南部擔任派出所所長的阿東（化名）是另一頭被制度懲罰的黑羊。
阿東今年收到一份監察院糾正案，認定他因為未依《性侵害防治法》等規定，知悉疑似性犯罪事件後在24小時內進行通報，因此被糾正業務疏失。
「這案子是去年我一個朋友帶著他女兒的手機來找我。他發現女兒手機裡跟老師的對話怪怪的，還會傳不雅照給老師。他不知道該怎麼辦，才來問我意見。」阿東說，他第一時間勸說對方馬上報案並通報校方做處置，但朋友擔心女兒曝光，「說要回家跟老婆商量一下。畢竟是朋友私下來找我諮詢，我不好逕行通報，有點為難。」
阿東告訴對方，警方筆錄都會隱匿個人資料，女兒隱私能得到完整保護，他還轉介了警局合作的心理諮商資源，建議朋友可以帶女兒尋求專業協助。
幾個月後，阿東詢問友人案件進度。對方告知他已通報學校，但尚無下文，阿東覺得不對勁，主動聯繫教育局告知案情；曾做過數位偵查的阿東也趕緊請檢察官指揮辦案，扣住手機資料避免老師將不雅照流出，讓女孩遭遇二度傷害。
「學校那邊是『知情但未通報』，還是我們打給教育局，教育局詢問學校，學校才有動作。」收到糾正的阿東語氣沮喪，如果不是他打了通電話給教育局，這案件還不知道石沉大海多久，「我還找了諮商資源，主動請檢察官辦案，能做的都做，這樣還要被糾正，覺得有點無奈啦。」
而這次9歲女童遭A校老師性侵，後續扯出該名老師長達20年猥褻、性侵的大醜聞，A校現任校長發了問卷清查畢業與在學學生。
教育局也坦言，A校校長在調查上相當積極配合，但教育局仍認定校長未能加強校園安全、求救系統，校園性騷擾防治宣導也做得不夠，因此將校長記過懲處。
擔任性平委員的陳律師苦笑：「這樣的懲處標準，以後誰敢好好查？查了還要被罰，不如遇事就壓著，反正賭一把，能蓋過去就蓋過去，省得被懲處。」他強調，現行的獎懲制度不鼓勵體制內的人積極處理問題，「該是獎勵好好調查、處理的人，這樣大家才願意做事啊。」
相信老師還是相信孩子？
師對生的性平事件裡，除身份上的權力關係不對等，更有一層文化上的權力不對等——老師作為有身份地位的人，多數人選擇相信老師說的話。謝美娟多年的經驗發覺，很多老師聽聞孩子被騷擾，第一個反應總是「你是不是在亂講？」
這深層的文化因素，搭配大人世界裡為求和諧、事不關己不開口的潛規則，讓孩子找不到可以求助的人。
「有時候孩子不願意說，因為他不知道自己可以相信誰。」張萍想起約莫10年前，中部一所國小發生性侵案，男老師撫摸幾個男孩的下體，強迫口交、甚至拍照，「4個男孩聚集在其中一人家中，商量著能怎麼蒐證，好讓父母相信。」張萍說，正在廚房準備水果的母親無意間聽到孩子的談話，被這內容嚇得愣在原地。「孩子為什麼要想辦法自己蒐證？不就是身邊找不到會相信他們的人。」
在東部擔任國小老師的阿草（化名）也觀察到，尤其許多性平事件的加害人，多半都是學校裡的風雲老師，人緣好、風評佳，家長也對他充滿信任。「小孩看到其他老師、父母跟加害人互動那麼好，他會擔心說出來，對方不相信自己。」
且不只是大人不相信，同儕也不見得站在同一陣線，這些恐懼讓孩子選擇噤聲。去年阿草碰上一樁國中合唱團指導老師與女學生發生性行為的案件，合唱團指導老師在當地名氣不小，出事後，女學生隨即被其他合唱團成員排擠，「其他人會覺得：根本是這女生勾引老師，現在害得大家沒有指導老師了。line群裡面傳得很難聽。」
阿草嘆氣，在學校或許還有輔導資源能陪伴孩子，但放學回到家，社群軟體裡的惡意謾罵，孩子只能一人面對，「所以很多孩子選擇不說，怕沒朋友。至於被侵犯，就當做惡夢一場。」
在偏鄉任教的阿草特別能體悟孩子孤身面對的矛盾情境和說不出口的複雜心境。除了擔心沒人相信自己，更讓孩子害怕的是關係的破裂，「這裡的孩子多半情感需求高，有老師對他們好，教他功課、關心他，即使老師做了讓他不舒服的舉動，但撇開這部分，這個老師可能是孩子生命裡最關心他的人了⋯⋯。」傷害孩子的人，卻也是他生命裡少數的陪伴者，沒了這個人，孩子還有誰可以依賴？
學校太窮，連性平委員車馬費都付不起
「其實這麼多年下來，學校的確在性平通報上積極許多，老師對身體界線的敏感也比較高。但遇上性平事件，能不能好好處理，還是很看學校的體質和資源。」在南部高職擔任輔導老師，處理過大大小小性平事件的卓耕宇說道。
卓耕宇苦笑，目前國中、國小的教育經費按照入學人數計算，少子化衝擊學生數，直接的影響就是「沒錢」。「像在高雄，有些偏鄉學校連外聘性平委員的車馬費都出不起，教育局編了彈性經費讓學校可以申請，但總額只有五萬。光是沒錢這一項，你要學校怎麼好好處理性平事件？」
「而且現在公假去參加研習，還要自己找代課老師。」卓耕宇解釋，除了得自己找人代課，還得支付「超鐘點」的費用，他舉例：「一個老師有基本鐘點，例如一週16堂課，超過16堂就要多付鐘點費。等於你有心想去參加性平研習，找了代課老師，對方『超鐘點』，那你就要自己要付這筆鐘點費給對方。有多少老師願意做這件事？」
教育現場實實在在的資源差距，限制了教育人員能為孩子做多少事。且目前教師多半得兼行政職，很少有時間與學生家長建立緊密的信任關係，遇事的時候，雙方也就不容易在信任基礎上合作，一起協助孩子。
別讓她們留在受辱的記憶裡
A校的性侵案件發生後，地方政府教育局擬定一份問券，在入班做相關宣導的課程後發放給孩童填寫，單張問卷上有個人體圖案，要孩子畫出是否有哪些部位遭到碰觸，又是何人所為。教育局表示，回收後的問卷的確發現不少案件，也有孩子課堂上不好意思坦白說，私下跑去找輔導老師求助。
但孩童面對加害者的情感往往相當複雜，加害者有時是孩子的重要他人，或是情感依附的對象，孩子一時半刻很難釐清自己是否受害，遑論在問卷中寫出受害經驗。陳律師苦笑，問卷調查的方式，並無法讓當事人在充滿安全感與釐清思緒後的情境下說出自身遭遇，又如何能找出埋藏已久的案件？
且問卷一出，學校害怕遭到懲處，任何小事全數通報、進入調查，當地性平委員因此疲於奔走各學校協助調查事由。過程中，學校風聲鶴唳，一有疑似案件，便先將教職員停職接受調查，反而影響了教職員的工作權。這粗糙的調查方式不但找不出真正問題，還可能讓人選擇噤聲，而主管機關得到的也不過是一組流於表面的數字。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手法，讓陳律師頻頻搖頭。
2012年起，澳洲最高公共調查機構皇家委員會費時5年進行全國兒童性侵害調查報告，當年的調查動用700位工作人員，舉行8,000場祕密聽證，讓當事人在身心具備安全感的前提下傾訴自身遭遇，詳述各種機構內發生性侵的結構問題。委員會接觸1萬5,000名性侵受害者，其中近七千多人向委員會陳述了受害經驗。調查發現，受害者平均要24年後才會首度說出受害經歷。
曾經和張萍聯絡的受害者，在張萍陪伴下到警局做了筆錄，早已長大成人的女孩，過了這麼多年才終於把壓在心上的大石揭開，重新吞吐自由。
王敏也記得，太平國小案件中，幾個受害者陸續進入國賠訴訟。一個受害多年的女孩終於說出口，揭露這樁惡行，因為她擔心畢業後，換上學妹遭遇毒手。有次王敏陪著開庭，女孩的母親滿身酒味坐在他身側，聽著各種犯行的細節。「我勸她別喝那麼多，她回我：『老師，不喝怎麼活的下去？』」
「要一個母親坐在這邊聽女兒如何遭到傷害，真的是『不喝活不下去』。」王敏望著眼前知識水平與社經地位皆平庸的母親，毅然選擇與女兒一同站在法庭，「這樣一句話，你感覺到她的無力，也感覺到她的勇氣。」
「很多人沒碰到這種事，會覺得學校是很安全的地方。」不少第一線老師談起性平案件，都如此無奈，性侵害不只是肉體的侵犯，更傷害了人際間習以為常的信任關係，撕毀了關係鈕帶。相比10年前，法的制定、人員的素質已有長足進步，但王敏擔憂的是，制度雖在，可如何能鼓勵更多人願意為對的事挺身而出，為孩子的青春鋪墊一條安全的路，別讓受害者孤單地在黑暗裡待那麼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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