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鏡相人間】沒有聲音的人 國安法下的香港人後來怎麼了
「攬炒（同歸於盡）」已經發生。今年7月，香港《國安法》強勢壓境，數月以來，香港泛民主派的多名代表人物接連遭抓捕。12月初，前香港眾志成員黃之鋒、周庭和林朗彥被法院判處7至13.5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不到一週，香港警方拘捕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胡志偉和朱凱迪，及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陳皓桓等8人；幾乎與此同時，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被警方以詐騙罪起訴，12月底，香港高等法院批准保釋，但對黎智英開出嚴苛條件，包括繳交鉅額保釋金、不得離開住所、不得受訪等。
去年底，《鏡週刊》赴香港採訪9組身分各異的港人，製作年度風雲人物專題《沒有臉孔的人》，彼時香港區議會選舉甫落幕，泛民主派狂勝，示威者與警方對峙未歇。時隔一年，本刊欲以電話訪談去年的受訪者，卻有部分追蹤報導無法完成—有人婉拒採訪、有人失聯。
他們為何如今「無聲」以對？10幾個月來，他們經歷了什麼？現在又正在經歷什麼？
勇武派情侶阿絲、阿巴去年接受訪談時，正在爭執去留香港，2020年，2人幾乎達成共識，存到錢就移民。彼時共同受訪的商人阿寶、Chris，如今選擇分開受訪，不約而同談到生活中的自我審查。在理工大學爬水溝逃生的男孩阿Z，做了超過一年噩夢，至今以非常有限的方式支持反修例運動。我們去年到訪的地下醫院「國難忠醫」，今年初歷經其負責人「肥仔」遭廣州民警以「嫖娼」為由逮捕，目前他們仍以醫療專業支持抗爭者。在反修例運動時調停民眾爭執的議員趙家賢，遭人咬傷耳朵，傷口至今尚未痊癒。在抗爭現場做調查的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李立峯與他的研究團隊，雖不知紅線在哪兒，卻也不願自我審查。
從200萬人走上街頭到整個社會噤聲，只需要一年多。如今部分港人不敢說話，另一部分的他們，選擇「非常小心」地說話—有人透露對香港心死，有人還在自問：「我還能做什麼？」也許不甘快要沒有聲音，他們透過加密電話、文字筆談、託人轉述，留下此刻證言。
逃避沒有不好
Chris 46歲 商人
阿寶 41歲 商人
進行訪談前，商人阿寶突然刪除了通訊軟體帳號。我們花了幾天時間，才由其他管道找到她。她說一切安全，沒多提刪除帳號的原因。2019年與阿寶一同受訪的Chris顯得更謹慎，記者無法透過電話、通訊軟體連絡上他。託人傳去訪問綱要，幾天後，他透過加密管道，發送過來幾條語音訊息—這便是他所有的回答。
不少香港中產階級去年以行動支援反修例運動，這群自稱「家長」的中年人，提供經濟支援、物資運送、志願開車接送抗爭者等協助。去年自願擔任「家長」的阿寶、Chris，今年都表示不接受平面拍攝，即使是背影也不示人。阿寶直說：「去年（接受訪問）的風險看得到，現在的風險是看不到的。」她受訪前後幾日，頻頻傳出港府大動作拘捕民主派人士的消息。談起周遭劇變，她的聲音疲憊卻冷靜，「以前我們都哭過，現在都不會了。你哭，都不能改變了。」
才隔了一年，2個平凡的香港商人，就連再度同場受訪、同聲一哭的自由都沒有了。
「國安法那些事，都不要提了」
「大人的創傷沒有太多。我自己想得開，不談這話題（反修例運動），大家都沒事。一談的話，有些人反應都比較大…大家都在逃避吧。」阿寶說，如今的生活與以往幾十年沒有不同，她把運動傷害埋在心底，不談，日子也許好過一些，「大家都說盡量不要提啦，《國安法》那些，都不要說了。只是有些人還是想討論，他們就說：『不怕，自己人，在家裡講一講就好。』」
大人們尚且如此，她觀察到，年輕抗爭者普遍情緒低落，「小朋友們有一種失落感，好像自己什麼都爭取不到，做什麼都白費了。他們脆弱、怕被遺忘、適應不良、不知所措、沒有人生目標。這是很慘的事情。」
過去一年，阿寶曾提供這些年輕抗爭者經濟支援、身心照顧，近來幾名抗爭者陸續與她失去聯繫。她坦言香港總體經濟情況惡化，許多聲援抗爭者的「家長」再也給不出金錢奧援，無法像過去慷慨解囊、協助生活陷入困難的抗爭者。
香港《國安法》壓境，仍有人想衝撞體制，「小朋友的創傷比較大。他們不知道在哪兒發洩、該如何面對，有時無奈地衝出去，又被抓…有些人寧願坐牢，也不想要過沒有意義的生活。」性暴力陰影也沒有離開過，事實上，阿寶所熟識的抗爭者中，就有2人在去年反修例運動中遭到港警性暴力，其中一名女孩已離開香港，另一人與她徹底失聯。
低迷的谷底，免不了相互懷疑或指責。阿寶希望輔導一些年輕手足做心理治療，許多人拒絕，原因是怕被心理醫師出賣，「現在他們都不相信誰是人、誰是鬼（間諜）啊。」這一年，每逢情勢升高，阿寶會苦勸孩子別出門，「我真心為他們的安全著想，如果他們又被犧牲了，怎麼辦？他們跟我說：『妳是鬼啊！我才不信妳！』」儘管說到最痛處，阿寶也是一句帶過：「他們這麼講，我是真的挺傷心的…」
情況變化太快又太壞。阿寶舉例，張貼或持有「香港人加油」文宣，都可能犯法，「現在這些都變成港獨的標語，根據《國安法》，如果你提倡港獨，（最高可判）終身監禁囉。」
Chris則說，如今在網路平台寫文字或分享新聞，都是「想清楚」才敢發布，「我感受到自己的言論自由開始變窄。」《國安法》亦嚴重干擾生活，他不斷自我審查，「每當我使用一些有抗爭符號的物品，都會想：這可以自由帶出門嗎？我使用這些東西，會不會被拍照？會不會被跟《國安法》扯上關係？」
「追尋自由，但不能光明正大」
即使大環境節節倒退，Chris仍說，經歷反修例運動，他變得更常思考：「經歷2019整年的大型社會運動，加上現在《國安法》已立法…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做呢？這些事都在刺激我去思考。我開始關注不同地方的歷史，研究它們的民主進程。」
阿寶的思考則更務實些。親友去了英國、澳洲或台灣，光是她認識的港人裡，已有超過10個友人移民英國，「英國反而是一條生路，有政治庇護…」曾在前線抗爭的友人多半已離港，「有的走得很倉促，一個行李箱就跑了…你拖得愈久，愈容易成為目標。」
「我都不知道有什麼打算。全球經濟都不好。連美國都還沒明朗。我很迷茫。我想過去馬來西亞、泰國或台灣。但是你去那些國家，可以幹什麼？」除了經濟因素，她說出內心恐懼：「台灣政治也不明朗，大陸老是說要打台灣，我擔心台灣變成香港。我怕台灣變成比香港還要慘的…香港2.0，如果去了台灣，到時候還要逃嗎？」
阿寶說：「現在更清晰、明白，我們香港人需要的是決心。」什麼樣的決心？「我們更有決心要去追尋我們的自由，但不是很光明正大。我們可以暗地裡做文宣。總有一天，香港就是香港。還給香港自由。」
「還給香港自由」這句話前面沒有主詞。我不忍追問，誰來還給香港自由呢？這時阿寶說：「希望總有一天吧…香港人是想看看，老天何時會心軟？老天會幫我們。」
噩夢再續
阿Z 19歲 職業不透露
「我接受訪問的原因，就是有一些信息想傳給之後的抗爭者。」像是在說別人的故事般，阿Z談起自己的這一年。他在反修例運動中罹患嚴重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我去年12月接受妳的訪問，之後幾天，我去看了醫生，然後就確診了PTSD。那段時間，整個人非常負面。」
「困在理大那永遠走不完的路」
阿Z卻堅持不服藥。「我不想變成一個倚賴，我不要靠藥物去抵抗，我想自己去康復。」上回受訪時，他是剛從去年11月18日理工大學戰役中爬水溝逃生的倖存者。一年之後的11月18日，他重返故地，在理大周圍走了一圈。問他是隻身前往，還是和朋友一起？「這個，我不能說。」
他只談自己，也只能談自己。其實他去年受訪時就提及，離開理大後的每個夜晚，都被噩夢追趕。夢裡夢外都是恐懼，他說整年為失眠所苦，好不容易睡著，又老是夢見困厄。「我有時候發噩夢，夢到之前在理大的那些場景，就是（爬）渠的一些記憶，好像要走一條永遠都走不完的路…你看不到盡頭。」
噩夢沒有停止，甚至延伸到現實中。白天出門，阿Z再也不搭地鐵，「黨鐵（民眾因港鐵在反修例運動中配合港警執法所起的戲稱）都是配合警方行動，這一年，我去哪裡都坐巴士。」但在路面行走，常遇到的困擾是，他很容易被交通噪音嚇到，若碰到較為靠近的喇叭聲，他會本能壓低身體，「我會很自然地憤怒，立刻蹲下來，進入警戒狀態。好像上一年的戰爭一樣，有些聲音好像警察開槍的聲音，好像我身邊有橡膠子彈…」
而生活好像歸於穩定了。他說父親的政治立場是藍底（建制派支持者），回到家裡，他與父母不再談政治，「一說就會吵起來。現在沒有問題了，不談。」阿Z與女友分手，「我參加運動，有很多事情要做，沒有時間拍拖（談戀愛）…」
「沒有連儂牆了，但精神還在」
「之前我一直覺得，中共一定會弄一個法律的…」今年7月1日，《國安法》落地香港，這天比他想像得更早來臨。他記得當日所見：「基本上，所有我們香港的黃店、黃色經濟圈（指反修例運動中，理念相近的支持者共同構建的經濟圈和商家），店裡貼的海報、反政府標語和圖片，他們全部移除了。」
「香港沒有連儂牆了。只有一些流動的文宣、一些貼紙。」但他並不全然悲觀，「抗爭要融入生活當中。這個牆沒了，我們精神還是在的。」阿Z上次受訪時，提到他幾乎花光所有零用錢，自費印刷反《逃犯條例》、替香港人加油的彩色海報和各種創意標語，到處張貼。而今而後，張貼有罪，喊口號亦有罪，「如果有人在街上大叫『光復香港』，我還是會大叫『時代革命』…但是，已經沒有人敢呼這個口號了。」
「2020之後，香港人，一直都在退步。」退步指的是什麼？阿Z隨口一段蘇洵《六國論》：「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他對於《國安法》後的港人意志低迷，連帶造成部分底線不斷退讓，感到失望、氣餒。
他整年都堅持以自己決定的方式生活，例如只在黃色經濟圈消費。「香港人真的很善忘。我們當年有黃色經濟圈，可是你看，很多人現在也在光顧一些藍店（支持建制派企業開的商店），甚至有些人，連最基本的『只吃黃店』都做不到。你看美心集團（高層曾表達不支持反修例運動，而遭部分港人抵制），很多人又開始去光顧…」阿Z的語氣終於急切起來。
「香港人開始懶了，一些沒有風險、行動安全的事，他們也不做。」他舉例，前往法庭旁聽，或寫信給在囚人士加油打氣，「這2個我覺得非常安全的行動，能支持在反送中運動被捕的手足，只是給一些支持而已，現在卻很少人去做。」
一年來，他每天在網路上查詢「法庭聲援表」，若覺得被告需要支持，就會去法庭旁聽。他也加入香港「送車」行列：被告從法庭出來，上囚車之際，他會打開手機的手電筒，奮力揮舞，「我們把手機燈亮一亮，讓他們知道我們還沒放棄他們，有些人已經關押很長時間了…我們要給他們一些支持。」他不懂，這麼簡單的事，為何參與的人愈來愈少了？
「現在香港人什麼都不做了，我覺得不應該這樣，一定有我們還可以做的事。」白天若沒有排班，他會特意早起去送囚車，有時一等就是數小時，但他會堅持等到囚車出現、抓準時機對著車上的人亮出手電筒。「我浪費幾個鐘頭，其實不重要。他們被關了一整年，我才犧牲幾小時。我去年跟你說過我愛玩，我現在還是喜歡去玩、去喝酒，但變成晚上才去玩，至少白天時間，我給了手足。」
談到自己與友人的未來，他更謹慎了。說了些細節，來回確認好幾次，最後能記下的只剩這句：「我會繼續為香港努力。如果未來街頭抗爭真的回來了，我一定會繼續上去（前線）。」
香港的膏肓
阿樂 年齡不透露 學生
阿樂與我失聯了將近一年。 今年1月1日，他簡短發來訊息：「元旦0時7分，香港發了今年第一發催淚彈…」他說自己都還平安，順道問了台灣總統大選的民調，問完發來一個哭臉，留言：「起碼你們可以選出自己想要的總統。」
「群組遭人監控，到處都是鬼」
1月11日，總統大選結果出爐，蔡英文確定連任；同一週，反修例運動中的中醫支援小組「國難忠醫」負責人、頻繁往返廣州與香港的中醫系學生「肥仔」傳出失聯。當我嘗試聯繫團隊成員、去年接受訪問的阿樂，他僅簡短回訊：「safe」。我甚至無法確定傳訊的人是誰。當我嘗試再回訊，手機螢幕顯示：帳號已遭刪除。
連續幾日，香港媒體陸續披露國難忠醫最新消息：1月8日，肥仔回廣州中醫藥大學上課，透過通訊軟體和友人對話，閒聊時稱要開門，隨即失去音訊；另有媒體指，廣州民警當天深夜以涉「嫖娼」為由，拘捕肥仔。1月9日，通訊軟體上的肥仔違反與夥伴的默契，將一名所有人都不認識的「新用戶」加入國難忠醫群組，肥仔在群組內不做解釋，「新用戶」也沒有發言。當晚肥仔的朋友互相聯繫，發現整個群組都遭到監控，有人暗示「ghost everywhere（到處都是鬼）」。1月10日，幾名成員認為事態嚴重，向香港大律師楊岳橋求助。
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肥仔被國安人士以嫖妓罪名拘捕，遭行政拘留長達14天，才獲釋返港。也因為此案，肥仔遭廣州中醫藥大學開除學籍。
此後我多次嘗試聯繫阿樂，皆未果。直至截稿前，我輾轉得知阿樂無恙，再聯繫上時，他思考後表示願意受訪，只是諸多問題無法回答。我們同時徵詢肥仔的受訪意願，遭婉拒。
談起香港《國安法》從天而降，阿樂不太意外。抗爭的激情快速冷卻，「《國安法》是在7月落實的。但是經過了（武漢肺炎）疫情，我身邊的朋友都不再有上街頭抗爭的念頭了。」
他與家人的激烈對立也快速和緩。去年他曾透露父母不贊成他投入反修例運動，冷嘲熱諷有之，一度造成他無法和父母同住。幾個月前，阿樂回到家中，屋裡再也沒人談論政治。「大家都知道大家的底線是什麼。我做什麼，也就不讓他們知道。」
「考慮移民，中醫不等於親中」
談到未來，中醫還是他的夢。但是否將在香港持續這項志業？阿樂語帶保留：「我會思考有關於移民的事吧。我在想，除了香港，有沒有其他地方比較適合我去生活？」他的友人都在思考移民，「大家都對香港失望了。我也在想，可以救（香港）的機會也比較小。大家反抗的意志已經不如從前了。」從前，不過是一年之前。
阿樂無法透露目前的就學、就業資訊，只表示不少友人考慮進行專業人士的技術移民，他做了一些功課，曾考慮移民加拿大、澳洲，也想過移民台灣。
退一萬步想，就算留在香港執業，恐怕也是吃力不討好。阿樂觀察，香港中醫師政治立場普遍親建制派，相關規定也要求所有香港的中醫系學生「一定要去中國內地實習」，今年許多中醫系學生希望爭取在留香港實習，訴求被駁回。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他不難預料，未來若在香港執業，只要提及自己的職業，很容易被貼上「啊，你就是一個親中的人」的標籤。
「但這是不合邏輯的，中醫不是中共發明的，是很久以前留下來的醫術…」他無力地解釋，曾被朋友質問：「你幹嘛讀一些中國的東西？」「幹嘛要用這種方式幫人治病？」他盤算，若未來的香港還容得下社會運動，他還是能以自己的專業去幫助手足。
事實上，國難忠醫團隊目前已「地上化」，在荔枝角、尖沙嘴各有一所實體醫院，院內有專業中醫師常駐問診。2019年12月15日，原團隊為避免依賴捐款營運，正式成立診所，現提供中醫全科、針灸、治療筋骨損傷、義診服務。開設實體診所，某種程度上，是否意味著必須承受更多風險？阿樂僅答覆：「他們是根據法律開診所，提供服務。」
一年前，阿樂在受訪時，援引中醫譬喻，香港這場大病，病因還是在中央。如今他說，香港已經病入膏肓。「中共去分化你…香港人內部，很多人意見已經不同。就連同樣立場的人，自己內部都有爭吵。如果你自己也不團結，就無法去突破這個困局。」
病入膏肓，意思就是無法救了？「是啊。我說的病入膏肓，不單單是說這個政府，也包括我們香港，包括我自己。」
問阿樂，覺得中共的策略成功了嗎？「光是我們在這邊討論什麼能寫、什麼不能寫，他們（中共）就成功啦！」他反問我：「我們現在不就中了他們的圈套嗎？」
「他們有不同方法去打亂你們內部的和平。短期之內來看，他們算是成功吧。」話說得絕望，但他還不願放棄，「但是，不知道這局面能維持多久？你看前蘇聯，那麼大的帝國，數十年時間就分裂了。中共將來會不會面對這種局面呢？」
我不想說得太明確
趙家賢 35歲 香港東區區議會副主席、民主黨區議員
距離2019年11月3日，趙家賢在調停糾紛時遭親建制派的陌生人襲擊、 咬掉3/4左耳廓，過了一年有餘。接受此次電話訪問前，患部又發炎、血水流淌，他連吃了2週抗生素。他形容那種痛楚總是不由自主，像有股空氣要從耳裡被抽吸出來，又像海邊山洞，常傳來不明風聲，那感受既詭異又難以名狀，他忍不住問：「妳是否明白我在說什麼？」
香港《國安法》7月1日正式生效，趙家賢還是照常在選區走動。這一年，他積極參與選區的區務，甚至在選區居民確診武漢肺炎後，在每戶家庭信箱裡放入應急口罩包。
「失去了人性，比耳傷更痛心」
選民服務的回饋很兩極。有人遠遠見到他，會繞道來說聲加油，提醒萬事小心；也有人故意朝他的傷口踩。
「他們走過來跟我說：『又是你？你又帶黑暴分子（指支持反修例運動的抗爭者）進來選區！』我就跟他們說：『你是不是講錯了？我是在選區保護市民，讓市民免於攻擊！』」對方反駁不了時，也曾直接對他人身攻擊，罵他「反中亂港」「活該斷耳」，「有些人會跟我說：『你不用擔心啊，你這個（耳朵永久性傷殘）是好事。美國人、CIA，會給你好多錢。』」
被罵好多次了，他仍然詫異。「那些人之前參與我辦的活動，新年時還拿我發的福曆（香港新年期間用來賀年的月曆），我在福曆上祝福市民身體健康…」傷口之外有另一層痛楚，「我已經是一個受傷人士。你可以有不同政治意見，但那些人，已經失去了人性，這個讓我最痛心。」
話筒又傳來嘆息聲，「唉，立法會沒有民主陣營聲音的時候，我還是要各方面做好，支援香港市民。」趙家賢所說的「沒有民主陣營聲音」，起因於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11月11日「就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做出決定」，港府當天據此宣布取消泛民議員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梁繼昌的立法會議員資格。同日，15名泛民立法會議員宣布集體總辭。他憂心，溫和民主派也將遭到追擊、打壓，同時，北京安排在香港的代理人，例如有大陸背景的「紫荊黨」於今年5月成立，稱要在香港招收25萬黨員，「中央出手，他們有自己的系統循序漸進地去做…」
「要小心，不要給這個政權有藉口，可以對我做什麼事情。」他放慢語速，斟酌用詞，「這個挺困難…但他們用這法律（《國安法》）去收緊一切，他說法律，就是法律。」
趙家賢觀察，《國安法》推出後，不僅波及從政人士，就連商界人士宣傳商品，也變得前所未有地小心。「有時候我很義憤、很難受，對整個局面好像看不到出路。但我們作為香港人，還是要為我們自己的地方，keep calm and carry on（保持冷靜繼續努力）。」至於去留家鄉，他如此答覆：「就算我要離開，我也不會用流亡的做法…還沒有到關鍵情況，我不會離開香港。」關鍵情況指的是什麼？「我不想說得太明確。」
該講的還是要講
李立峯 45歲 學者
今年8月，香港一所中學的校長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前往該校演說，講題是「如何在這種政治環境下，專業地做教育？」一名教中國史的老師忍不住問：「我該怎麼教六四？六四還能不能講？」
「我能不能跟這個老師講：『你教六四完全沒有風險』？我不能這樣說。」李立峯說：「還是要看老師自己的判斷，是不是要自我審查到…連這個（六四事件）都不講？我們是從事專業教育，該講的還是要講…」他建議，講課時要做充足準備，例如儘量說明資料來源、出處，以學術材料呈現史實。
「維護專業，學院不自我審查」
「大家害怕的，未必是法律本身…香港政府也好，國安處也好，中央政府也好，會不會直接用法律去對付大學學者？我相信很多學者感覺都是：應該不會。」但他也指出弔詭現況，許多對教職員的批評，並不直接從政府而來，有時可能來自建制派，或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日前正式啟用的「舉報熱線」。
香港《國安法》下人人自危，教育界高度自我審查，「這是很典型的，任何威權主義的國家，都要人民去進行自我審查。」李立峯說，從政治管控的角度來看，「政府每天去拉人（逮捕人），它也有成本；這個政權想要的效果就是自我審查，最好這些市民什麼都不要再講。它（政府）需要把界線畫得很模糊。界線愈不清楚，大家愈害怕，會愈來愈退後。」
「在另一個層次，我不可能過分擔憂、不可能把它（《國安法》）想像得好像什麼都不能做。」他說，如果嘗試把紅線收窄，答案也許會比較明確，「例如現在有一篇評論罵特區政府、罵林鄭（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另一篇評論，寫文章批評中共。這是2個不同程度的東西，是吧？」又例如，開宗明義支持港獨，當然非常危險。「我們還是會有一個判斷：什麼是最危險的？什麼是相對沒有那麼危險的？」事實上，去年李立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副教授鄭煒、時任嶺南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現任浸會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袁瑋熙與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鄧鍵一，共同主持反修例運動的動態發展民調計畫，團隊共有數10名學生，他們在抗爭現場發放紙本和 QR code 問卷，截至今年初為止，以數據記錄27個抗爭現場、訪談人次超過1萬6,500人。
今年起，受武漢肺炎和《國安法》影響，香港不再有大型遊行示威，但他表示，相關研究仍在進行。「對我來說，我個人是做學術研究，是透過嚴謹方法去探討問題、得出結果。我自己個人判斷，不覺得學術研究直接風險太大。你說這是不是零風險？我不能說它零風險。但風險很大嗎？我不覺得。我的確是在做學術研究。如果這樣都不可以，不如就不做學者。」
「同樣道理，我們的學生是做新聞的。我們教學生用一種專業、客觀的態度和手法去做新聞報導，哪怕題目可能有一些政治敏感，也是可以的。」他以同樣邏輯看待《國安法》下的新聞教育：「不希望在學院裡就要求同學們自我審查。這個是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事。」
上街與上墳都需要自由
阿絲 22歲 學生
阿巴 26歲 零售業主管
一年過去了。街上不再有戰事，市民不必吸催淚煙了，阿絲的月經恢復正常、經血不再發黑，「終於是紅色的血了。」她附帶一提，手骨從此也歪了。
「我的右手歪掉啦，理大那幾天發生的事…」去年11月18日深夜，她加入聲援抗爭者在香港理工大學與警方爆發的衝突，人還沒進到理大，催淚彈直接射到她肩上。「走路的時候好痛…防暴（警察）就在我對面，一直開槍，我也不知道他們開的是什麼槍？最後我們一群人，找到在理大附近廢掉的房子，從3樓跳下去。」
這一跳，阿絲肩側著地，「我爬起來繼續跑，我好害怕，哭著打電話給姊姊：『對不起，我好像回不了家了…我出門前穿了妳剛買的新衣服，可是我受傷了，救護員把妳的衣服剪破了…』」一名社區管理員和女人走出屋裡，「他們指了幾個方向，跟我們說那邊都有警察，別走。感謝他們…我們真的相信他們了，沒走那些方向。最後我真的找到朋友的車子，回家了。我撿回一條命。」
幾個月之內，香港《國安法》與限聚令先後成為政權的武器，街上再無煙硝，「理大圍城戰」彷彿是個遙遠的都市傳說。問阿絲，去年12月她和男友阿巴在香港接受我們採訪，怎麼完全沒提在理大發生的事？她在電話那頭笑岔了，用氣音對著話筒說：「因為去年是在街上（咖啡廳）接受採訪呀，哈哈哈…」
「不照Ｘ光，不能說那八個字」
阿絲摔歪手臂已逾一年，這一年只要使勁提物，便疼痛不已；不使力，手臂也以不正常角度扭曲著，她傳來照片，雙手放在一起比對，肉眼易見右臂骨頭的歪斜。「我到現在都還沒去照X光。」她說：「一般人骨頭不會歪到那個程度…X光照出來，醫生問怎麼受的傷？我會不知道該怎麼講…很難解釋。」
阿絲轉而向醫療人員與志願者組成的「地下診所」求診。比起公立醫院，療效較慢，但至少能保心安。她記得《國安法》落地前，診所內總是貼著繽紛的標語、各式創意打氣字條，這些全被收起來了，「現在要更謹慎，小海報不能貼，免得診所被抄。『那8個字』，也被收起來了。」
那8字，去年此時猶響徹街頭巷尾，現時卻成了佛地魔般的存在。今年7月2日深夜，港府發布「特區政府聲明」：「『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在今時今日，是有港獨、或將香港特區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改變特區的法律地位、或顛覆國家政權的含意。」聲明稱《國安法》禁止分裂國家及顛覆國家政權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上一次接受訪問時，阿絲表示反修例運動啟蒙了她的政治觀，學歷不高的她準備重拾書本，只因學歷是參政的敲門磚。彼時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勝，她對未來抱有昂然信心。她加入一名民主派議員的義工站，打定主意，有一天要參與區議員選舉，當時她說：「我要改變香港。」
阿絲還沒改變香港，香港就完全變了。
如今阿絲真的重返校園了，她說功課繁重，有時阿巴下班不能休息，還得幫女友寫作業。阿巴去年曾被捕，此後不再上街抗爭，原以為會影響工作，想不到上法庭前，總公司竟替他寫了求情信給法官，獲判緩刑。公司還替阿巴升了職。一人顧學業，一人拚事業，一切都好像回到軌道上。
「只要留有生命，就還有機會」
今年下半年，如常生活裡的某天，阿絲忽然對男友說：「我想離開香港。」
阿巴幾乎被這句話嚇傻了。2人交往幾年沒吵過架，唯一冷戰是去年反修例運動期間，阿巴提議離開香港，找個沒有鎮壓的地方結婚、展開新生活。阿絲罵：「我為什麼要離開我的家？又不是我們的錯，你為什麼要當懦夫？」阿巴無語。阿絲連著好幾日不搭理他。我想起去年2人受訪時，阿巴才說了2句想移民台灣，阿絲便轉頭狠狠瞪他，不留情面地斥了一頓。
阿絲曾偷拿母親的手機來看，見母親和其他親戚對話，她感到心涼：「他們都很開心，說《國安法》過了，祝願國家繁榮，香港暴徒快死光。」阿絲在心裡悄悄終止了剛萌芽的議員夢。此刻在電話那頭，她訴說心態的改變：「去年，我還是有猶豫要不要走。《國安法》過了以後，好吧，我更確定要離開。我去年念書是為了留在香港，現在念書，是為了離開香港，用這個學歷去其他地方謀生…」說完又補了一句：「早知道，就念一些移民能加分的科系。」
香港不再值得他倆留戀了，何時要走？阿絲近日陷入躊躇。她的2名友人稱去年在警署受到性暴力，一人被逼替男警口交，另一人遭警棍觸碰私處。其中一名女孩身心嚴重崩潰，今年流亡，被送至安全國家，臨走前，女孩慎重地將阿絲帶到母親的墳前，在墳前說：「媽媽對不起，我永遠不能來看妳了。」
阿絲受女孩囑託，每年清明、重陽，千萬記得上山，替女孩的母親上香。今年清明節、重陽節，阿絲依約前往墓地，為這位不曾謀面的阿姨掃墓。她如今有些心虛：一旦她真的離開香港，歲歲清明、重陽時，誰來替女孩的母親上炷香？
阿巴想得比較單純，如今他更努力賺錢，希望存到目標金額後，和阿絲一起離開。「活著還是有希望的。」他用不流利的中文說：「最重要的是人都沒有事，只要留有生命在，就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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