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給蔡總統的建言》陳博志：培養真正的企業家比解決五缺更重要！

總統府資政陳博志建議，高票連任的蔡總統，可以領導發展執政黨和行政團隊之外，更多有能力或利害關係人士也可參與的討論與決策機制，以形成更有共識，更具包容性的政策。（攝影／趙世勳）

一甲子前，美國對台經濟援助即將停止，台灣進口替代之民生工業也漸飽和，不過人力卻可能過剩等等壓力下，台灣在1960年制定了獎勵投資條例，並進行了不少經濟改革。

這60年來，台灣藉著大量投資和出口，利用了充裕的人力、國際貿易開放、全球生產鏈更細密分工、以及石化和ICT等產業科技的快速發展等機會，而得到相當成功的經濟發展。

然而這一甲子下來，國內外的條件和情勢已有很大的改變，我們雖然也做了很多調整和改革，但也累積了很多問題。現在我們應該再來一次整體觀念和做法上重大的改革。高票取得連任並掌握國會多數的蔡英文總統，正好有足夠的能量責無旁貸來領導新的發展方向。

國家經濟政策該做的事情不外乎解決既有問題、掌握重要趨勢、爭取領先地位、以及培植發展動能。本文著重說明應該改變的觀念及採取各種政策理由，因此將以一些問題或目標為出發點，分別指出其相關的重要觀念和政策。

一、低薪：要靠人力和企業能力提升

低薪是十多年來極受關注和爭議的問題，政治批評和藉政策強制拉高薪資的政策只有一時的作用，長期而言我們必須改變市場決定薪資的基本因素才能持續提高薪資。

全球化使很多工作機會由中高所得國家流向薪資和成本更低的地方，使中高所得國家部分人力失去工作，而使部分薪資被迫停滯甚至下降。

台灣因為近30年大量對外投資和產業外移，這種國際要素價格均等化的作用特別大，以致2008之後出現實質薪資竟比十多年前還低的現象。現在國際分工情勢改變，海外台商也大量回流，這壓力可望降低，但仍不足以使薪資持續顯著成長。

基本工資和其他獎勵企業加薪的政策，以及勞工團體的抗爭，都只能打破市場薪資不合理的情況而得到一時改善。政府和勞工都不宜專注在這種策略。要有持續的實質薪資成長，政府最該做的是讓受雇者更有能力，也要讓企業界更能提供高生產力的工作機會。

前者要靠更恰當的教育訓練和學習，後者要靠企業和產業國際競爭力和主導能力的提高，也就是要產業升級和發展更多新興的產業。這兩類政策將在稍後文中討論，這裏只先指出，為了協助學校和產業生存而讓更多外籍一般勞工來台工作，有可能因為增加人力供給而阻礙薪資的上漲。

二、產業競爭力：不是降低成本而是支配力

產業要在全球競爭中存活就要有國際競爭力。

以往我國因廠商多重視以較別人低的成本來取得國際競爭力，多數研究也以出口量或市佔率的成長當成國際競爭力。但壓低價格而得到的出口成長率是以低薪和低利潤為代價，訂單和市場常被國際主導廠商掌握，我們不只出口機會常可能被拿走，外國殺價乃至要求到外國生產也是國際要素價格均等化作用壓低國內薪資的重要途徑。

所以真正的國際競爭力主要是在廠商主導市場的能力。多年前台灣少有這種能力，但現在應該已有資格積極發展這種能力，才不會再一直被支配而只能得到低薪和低利潤。以前我們把低價當成高競爭力，現在有些產品我們可能要能得到高價才是有競爭力。

國人多年來提倡的研發、行銷、產業升級、和知識經濟等方向原則上是正確的。但很多人未瞭解這些努力並不只是要跟上別人或降低成本。它們真正重要的作用是要和別人不同，要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而產生可以主導市場，或至少不必任人支配的關鍵能力。

未來政府和企業在研發和其他策略上，都要更精準掌握提高支配力這個關鍵，而不是只為降低成本或跟上別人。

近年來的新技術發展及國際貿易爭議的風險，將改變過去幾十年國際分工愈來愈細，一個產品生產鏈細分在很多國家進行以降低成本的做法。

不少產品的生產鏈可能只分在較有限的國家中進行，而能否擁有這部分生產鏈的決定因素之一也是我們是否在其中擁有關鍵性或具有支配力的一部分。

缺乏支配力不僅只能接受低工資和低利潤，甚至分得到的工作也可能變少。

三、培養真正的企業家比解決五缺更重要

如果企業家都只想降低成本而少努力提高生產力、產品價值、以及在國際競爭上的關鍵性或支配能力，則他們就不太有能力提供高生產力的工作機會，也不太能抵抗外國買方的殺價和外移要求，那前述讓薪資成長和提高產業自主能力的目標就難達成。

台灣有不少企業家是真正努力在創新求進步，但也有很多企業經營者仍以降低成本和價格為主要努力方向。

因此這些人和有不少這類成員的工商團體就常會提出各種降低成本的要求，包括降稅、貨幣貶值、以及解決五缺之類的主張。這類降低成本的主張在短期間也有維持既有企業或產業之用，但若只解決這類問題，經濟頂多只能維持而難快速進步。

我們必須做好創新創業的環境，讓既有和潛在的企業家能更方便更成功地創新。這和以往常強調的投資環境不太一樣，因為投資有可能只是規模擴大，而創新則是要得到更多國際支配力和更高的價值，以提高薪資和每人所得。

我們的重點不是提供便宜而豐富的人力和土地等生產要素以降低成本，而是要培養及引進能夠協助創新的高級人力。

我們不能只用低利率、低稅率或一般租稅減免來讓企業有更多殺價競爭的空間，而是要藉政府和更多民間資金參與投資分擔風險，以及更合理的稅制及社會觀念，來讓創新失敗的風險降低，而鼓勵更多人才和資金投入創新。

而在現代經濟，很多創新已不能只靠常識和直覺，而要有學術的基礎，因此教育和研究機構也要注意培養更多有創新精神和能力之人才。

四、善用而非盲從新流行技術

近幾年世界上有不少號稱可能改變世界的新技術發展，我們必須瞭解這些發展，我們也已在很多方面努力加入這些發展。各種新的技術發展都有可能創造出一些新的方法和運用，而改變原有的產業和經濟秩序，因此新技術可能有更多我們可以創新或發展新產業的空間，而可以讓某些既有產業得到新的競爭力，或者得到超越競爭者的機會。學習、瞭解、以及善用這些新技術無疑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但我們對新技術也要有適度的冷靜，它們不太可能像某些人宣傳的那樣馬上改變世界，而更可能要有相當長的時間。它們甚至不一定會很成功，它們即使成功也可能像無線通訊和網路那樣產生各式以合理成本就可取得的服務，而不是掌握這新技術就能掌握或控制別人。

同時我們就算想很努力成為這些新技術的領導者，除非有什麼特別的利基或運氣，我們先成功的機會也常難大於已經領先的那些國家。

倒是在我們已經有較強競爭力甚至已經領先世界的領域（如半導體），我們更可能在新技術的運用上領先別人，而進一步擴大和外國競爭力的差距，或者創造出新的產品和產業。

五、教育：因材施教重於表面上的平等

教育有很崇高的目的必須要追求。不過現代社會教育同時也要給人有謀生、貢獻社會、以及享受生活的能力。

我們以往的教育太重視表面上的平等，不只未能因材施教，反而為了公平而產生以僵化之考試為核心的填鴨式教育，讓很多人對受教育和學習失去興趣和信心，也壓低了獨立思考和創新能力，甚至未學到運動和文藝等享受生活的能力。

我們也為了公平而全面壓低學費導致富人似乎反而得到更多政府補貼。

我們必須在基礎教育強化學生加入社會生活的能力，減少霸凌的現象，以及培養對運動、音樂、文學、藝術和哲學等等可充實生活的知識能力之興趣。我們也須在高等教育明白地期待學生學到某些適合他的性向之能力，以及未來要再學習新知識和技術的能力。

這才能儘量每個國民的潛力得到發揮而提升整個國家的經濟和其他實力，也讓國民都可以愉快地享受國家發展的成果，而不會有錢之後反而寂寞或失去人生的目的。不過教育雖有許多該改革的地方，但要做全面大規模的改革卻不容易有共識甚至不可能。

我們應該分項推動或先在局部學校或地區推動，有些事甚至可在現有機制之外另增設機構或機制執行。

六、積極開創新的國際競爭力和國際分工

過去一百年台灣在國際貿易有很好的成就並帶動了經濟發展，但我們有甚多國際競爭力是來自國人努力發揮熱帶氣候、相對低的薪資、以及政治和經濟的地理位置等較偏向是本已存在的優勢。

要成為高所得國家、我們必須要努力創造出新的優勢。除依過去已講的研發、創新、和知識經濟而創造許多新產品和產業之外，近年的國際情勢也指出我們另外一些努力方向。

我們有很多年都眼看別國簽自由貿易協定，而我們卻被排除在外。和美日等主要國家簽自由貿易協定及加入CPTPP，當然要拿出魄力做必要的政策調整，並以合適的配套政策形成多數人民的共識。但我們也必須為沒有自由貿易協定的情況安排維護競爭力的對策。

有人認為台灣因為少有自由貿易協定所以出口太集中在因為ITA而免稅的ITC產品。但台灣有大量ITC產品出口主要的原因其實是那些產業具有甚高的競爭力。

而且台灣出口高度集中的產品之外其實仍有很多免稅和低稅的產品可以努力。另外具有獨特性或關鍵性的產品之貿易常非有限之關稅所能阻礙，因此也是可發展的方向。

依成本考量而把生產鏈細分在很多國生產的全球化垂直模式現在已因生產技術改變、對勞工的不公平傷害、國際間的政策鬥爭、以及對疾病和其他風險之顧慮的增加等等因素，而可能受到節制。

未來世界很多生產鏈可能不再切得那麼細，掌握關鍵能力的國家將在生產鏈中掌握比關鍵部分還長一點的生產。

很多產品也會有更多水平分工即各國生產不同形式或品質之同一產品而相互貿易。台灣企業善長的少量多樣化，以及藉創意、設計、和獨有知識而與眾不同的產品，也都會是台灣有潛力創造競爭力的方向。

新南向政策或其他國際合作政策也不必只努力拓銷我們既有的產品。我們要研發更適合拓銷對象的產品，要和某些國家合作提升在某產品或某段生產鏈之整體競爭力，而且將合作提升到相互投資、人才交流、以及共同文化發展等更高層次的互惠合作。

七、順應少子化而非只想逆轉少子化

面對高齡化時有不少人想到要用提高退休年齡等適應它的辦法，但對少子化很多人想到的卻只是鼓勵多生小孩或引進國外人力以逆轉少子化。

降低生兒育女之各種困難以提高生育率是可以繼續的努力，但恐怕不易大幅提高生育率。大量引進外國人口雖能一時補充企業人力供給，或者在算術上降低人口減少的速度，但長期而言不見得有助於國家的發展，反而可能有文化衝突和認同的問題。善心養別人的小孩很好，但想藉養別人的小孩以求他們將來奉養自己，卻常會失望。

我們應思考降低少子化之衝擊甚至順應少子化而改善國家的對策。因為小孩較少，我們可給小孩更好的教育和成長環境，也給全民更好的生活和居住環境。這需要一些積極的政策或制度改革。而當這些環境改善，其讓人較放心養小孩的作用也可能使生育率回升。

60年前我們主動推動家庭計畫以降低出生率，其目的之一是要對小孩和產業做更多投資，結果我們是成功的。我們不必太害怕低生育率，我們更應該害怕潛在的父母不忍心讓他們的小孩生活在目前的環境。

八、讓更多能創新、創業的人得到適當的資金及機會

所得和財富分配不均甚至不公平的問題有部分可藉對富者加稅和增加社會福利支出來減輕，但這些方法也因可能造成資源外流或降低努力的意願而有其極限，所以必須有其他的對策，特別是要讓窮人有更好的機會及希望。

全民健保、國民教育、國民年金、以及良好的公共運輸和公共建設是每個國民都可相當平等享受的服務。這些服務和制度愈好，等於人民在這方面的福利愈平均，因而也可使人民的福利或真正所得的分配愈平均。政府應持續改善這些制度讓人民瞭解這些基本福利的公平。

當期的收入是看各人的貢獻，不可能平均化，但要公平化。我們要特別發展讓可能低收入或沒收入的人有工作可做的產業，避免他們失業而使其所得更低。我們也要抑制炒地皮那一類自己發財卻讓別人生活負擔更高的不公平賺錢方式。其實人民對所得財富分配不均的不滿最重要的並非有些人很有錢，而是有些人有大量來源不公平的所得和財富。

窮人從小面對學習和教育上的不公平，然後覺得在工作發展上也不公平，想要創新創業更有資金機會上的不公平，因此對富人子弟因有錢得到的機會難免覺得不平。

不管是為了降低這種不平，或是要發揮更多窮人的潛力以提升國家發展，政府都應改善窮人的教育機會，並讓更多能創新創業的人得到適當的資金及機會。

我們也應鼓勵更多富人在這些領域熱心做出捐獻、天使投資、或其他貢獻，台灣在這方面落後其他先進國家太多，也是社會覺得不公平的原因之一。

九、重視生活品質而不只是冰冷的經濟數據

經濟成長極為重要，在經濟發展早期若沒更多生產及賺到更多錢就難有進一步的發展，即使在所得已高的經濟也常要有相當的成長率才容易維持經濟的順利運作。但在達到相當的所得水準和成長率之後，我們不能忘記提高人民福利才是真正的目的，高所得和經濟成長率只是手段之一。

我們已知道不能為了經濟成長率而犧牲太多環境和社會公平，我們也不能為了成長而隨便犧牲生活品質。何況高生活品質也是吸引高階人才和優質企業以促進成長的關鍵因素之一。

低所得國家各種基本需求未能滿足，經濟成長賺到錢可買到這些基本需求，所以生活品質也提高。所得水準較高的國家人民基本生活多已得到滿足，但有些可提高生活品質的因素卻有錢也買不到。

富裕國家政府除了要提供高生活品質的公共財，對各種目前人民生活品質不理想的情況也要發展相關的解決辦法和產品。即使每人所得用金錢來算沒增加，這方面的努力仍可以提高人民的實質福利。

日本在近年經濟成長率低落時，就仍有不少這方面的發展，台灣應有更多可努力的空間。而提高生活品質之產品因為具有本國文化的獨特性，也有機會因而成為具競爭力的出口品。

十、降低出超及相關總體經濟失衡，金融業不能只有拿資金對外投資

台灣長期以出口帶動經濟成長，這種發展方式具有出超的傾向，而使台灣30多年來都有鉅額的貿易出超。這鉅額出超迫使新台幣在1986年之後大幅升值。30多年來國內資金過剩、泡沫經濟、產業快速外移、以及企業經常擔心因升值而失去競爭力等問題都和出超有關。

30多年來我們做了很多努力，但近年出超佔GDP的比例近年又再回升。

出超從總體產品供需來看等於國內支出低於所得的金額，也等於國內的投資小於儲蓄的金額，而我國投資佔GDP的比例也確低於相近之國家，所以提高國內支出特別是投資常被認為是處理出超的對策之一。

而從動態面來看，由於台灣一向以提高產業國際競爭和出口做為帶動經濟和所得成長的動能，再由所得的成長帶動內需，因此國內支出的成長也常會小於或落後於所得的成長，以致形成出超。由這兩種角度來看，發展能改善生活品質而提高內需的產業，以及提高不只是為增加出口的國內投資，都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再由金融面來看，貿易出超的結果是人民擁有更多資金。這些資金若能轉成國內投資則可以降低出超，若流向不動產等投機活動則造成泡沫經濟，若流向海外投資則是資金外流而不能貢獻本國之發展。因此金融業和政府若更有能力將人民儲蓄或由出超得到的資金轉而支持國內投資，不只幫助經濟發展，也可降低出超。

若投資發展更有競爭力而足以取代一些既有產業的新產業，則即使出口因而增加而使出超持續偏高，我們也較不怕貨幣升值而傷害產業競爭力。

所以引導資金支持提高生活品質的內需產業及可有高競爭力的新產業，是金融面該努力的方向。金融業不能只是拿資金對外投資。

十一、口罩國家隊的經驗：適度發展公共供給

台灣因為歷史因素有比一般自由經濟國家多的公營事業，而公營事業的效率等問題也常受批評並值得改進。但自由市場也並非萬能而完美，很多情況如獨佔威脅、金融風暴、疾病流行、以及其他風險和外部性較大的問題，政府與和公營事業即使效率較低也常可發揮導正和安定市場，以及照顧弱勢者和社會公平等作用。

我們不必因過去的弊端而完全排斥政府介入供給。

1973年第一次能源危機引起物資搶購時，我們即曾用公共零售供給來平抑物價。十信及後來的金融危機多靠公營金融機構穩定人心甚至解決問題。疾病流行時的政府介入口罩生產、全民健保制度、和其他公營單位也發揮了自由市場經濟較難達到的效率。

諾貝爾得主史迪格里茲（J. E. Stiglitz）不久前也曾為文主張適度發展公共供給。我們有長期公共供給的經驗，只要能做仔細的判斷，應該可以在某些領域適度發展或維持部分公共供給，而得到比完全自由放任市場更好的結果。

十二、更全面的決策與討論機制，以形成更具包容性的政策

國家經濟事務極多，非一人或少數人所能完全瞭解。經濟政策也常涉及不同利益及見解而有許多不同意見。選舉和政黨競爭雖可解決部分問題，但也造成人民之間不理性的爭議甚至對立。

台灣這種小國若要有兩三個政黨及兩三組人輪流用很不一樣的思路執政，不只可能因人才有限而有時未能做好決策，也常會造成政策太大改變的疑慮。

蔡總統可以領導發展執政黨和行政團隊之外，更多有能力或利害關係人士也可參與的討論與決策機制，以形成更有共識，更具包容性的政策。這樣的做法若形成制度或慣例，不只可幫助台灣未來更順利的經濟和民主發展，也可以成為其他國家的示範。

台灣該改變的方向或觀念當然不只有本文提到的這些，該有的政策也一直在改變。領導人和執政黨虛心謙卑的態度，以及國民更廣泛參與而理性的討論，可使我們的努力方向和政策持續變得更正確，國家經濟和人民福利也可以不斷改善。

更多信傳媒報導
防疫95分、紓困59分？紓困紓到要道歉...王世堅說對了嗎？
大毛、二順快沒飯吃了 加拿大提前返還中國熊貓
有人因領不到紓困金服毒 泰國總理緊急呼籲前20大富豪助紓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