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99歲冥誕》推動「李登輝學」是為了瞭解台灣 瞭解我們為什麼成為今天的自己

陳逸平

台灣智庫與李登輝基金會合作舉辦一系列論壇,有系統地探討李登輝,更是「李登輝學」的開始。(攝影/趙世勳)

今天是李總統99歲冥誕,他是台灣現代歷史重要的人物,透過《台灣智庫》與《李登輝基金會》合作舉辦一系列論壇,並且在今、明兩天舉行研討會,有系統地探討李登輝在台灣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寶貴資產,來深化台灣的民主、提升民主品質。

推動李登輝學,因為李登輝可說是探討台灣民主的鑰匙,以他作主題,可以更深入了解台灣民主的發展,在現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台灣民主,推動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以下為台灣智庫董事長林佳龍關於「李登輝學」以及系列研討會發表的看法:

98年前的今天,這位台灣民主化的關鍵人物誕生,此後,若要了解近代台灣的政治、文化、歷史,都不可能跳過對李前總統的討論。也因此,了解李登輝作為一個個人、一種體制、一個時代,其實是為了瞭解台灣,是為了了解我們為什麼成為今天的自己。

了解李登輝是為了了解台灣

從去年11月9日系列活動的前導講座直播開始,《台灣智庫》(以下用我們簡稱)陸續討論出李登輝在政治領導、憲政改革、經貿戰略、農業改革、公民參與等的貢獻與成果,我們可以快速地回顧:

11月9日前導直播:揭開提煉歷史的工作

回顧整個系列活動初始,11月9日,,我們以「時代精神、歷史意識與政治領導:從李登輝學到學李登輝」為題,進行了一場前導直播,邀請詩人李敏勇、作家范疇、導演魏德聖,分別從不同的宏觀脈絡對談李登輝學的意涵。

李敏勇老師撰寫了關於李登輝前總統與彭明敏先生的歷史小說《夢二途》,他在直播當時的一句話特別令人印象深刻,他說:「(李登輝)之後我們怎麼樣去建構現在所謂的寧靜革命,或是寧靜革命要怎麼樣真正有成果,如果沒有接續地完成,就會變成歷史的頓點,這非常的可惜。」

而《2022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的作者、范疇老師則表示,台灣智庫開啟關於李登輝的社會探討非常有助於「提煉歷史、面臨當下、打造未來」。這非常精確地說出了李登輝學的研究旨趣。

2024年,則是台灣進入大航海時期的400週年,現在魏德聖導演在籌拍的《台灣三部曲》,就是要說台灣四百年的故事。那是世界第一次的大交流時代,打造了台灣的海盜性、海洋性,是一種掠奪的英雄主義性格,但也是短視的表現。

現在,我們珍視這片土地,台灣就是我們的永恆居所,加入世界四百年的台灣經歷過幾個外來政權,現在要告訴世界,民主在這裡生根茁壯,而且台灣可以貢獻國際,李登輝學也是寶貴的台灣故事。

11月15日國際兩岸座談:政治領導如何在危機中平衡前進

在李登輝學第一場座談會,我們討論了李前總統的國際兩岸策略、台海危機的今昔。

最近,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了聲明,解除過往畫地自限的對台交往「內規」(internal guidelines),其對行政單位所頒發的台灣「接觸準則」(contact guidelines)也全部作廢。台美關係正常化又往前跨了一大步,這在李登輝的時代是難以想像的

1999年李前總統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在國際亟欲與中國展開交往,以為把中國納入自由世界就可以讓中國民主化的氛圍中,台灣因此開始被稱為「麻煩製造者」,中國對台恫嚇都歸咎於台灣的挑釁。

然而,李前總統巧妙地藉國內的民主化改革取得國際認同,用國際的認同鞏固政權正當性,在改革黨國威權體制的同時,尋求對外關係突破,由「三不政策」走向務實外交、元首外交,從推動《國家統一綱領》,設定高難度的統一門檻,到建立兩國論,不斷將兩岸關係國際化。

儘管,在李前總統卸任後,台灣對外關係仍被認為扈從在美中關係之下,台灣也難以再走上被統一的路線,服貿在國民黨完全執政下仍被公民運動擋下,就是深刻的例子,因為自由民主已經在台灣成長。

96飛彈危機過後25年的今天,兩岸情勢依然緊張,國內也是本土政權完全執政;但不同的是,經歷三次政黨輪替,台灣認同趨向穩定多數,防中與抗中成為主流民意,而國際社會也在美中角力、數位轉型,以及這一年來嚴峻的武漢肺炎疫情中,看到中國的威脅。台灣民主治理的體制、地理戰略優勢、防疫表現亮眼、在高科技產業供應鏈與乾淨網路中能扮演關鍵角色,已經使各國對台戰略產生質變。

11月28日憲政改革座談:分期付款式民主轉型成就與未逮

談過外交兩岸,接著我們回過頭來看內政議題。李登輝學座談會的第二場主題就是憲政改革,李前總統主政時期「穿著衣服改衣服」的六次憲改,可算是他留給台灣最寶貴的資產,也是他認定的未竟之業。

綜觀過去的修憲過程,憲政改革工程非一黨一人可促成,領導者之遠見必須配合政治正當性、民意所趨、朝野合作三個國內因素,再加上一個外部因素:國際局勢,才能抓住憲政時機推動修憲。李前總的六次修憲妥善處理這些面向,他除了要「穩定國民黨內部鬥爭」,還妥善「回應野百合學運」、「適時和在野黨合作」,以及「開拓國際空間」,援引各種憲改動力才能促成。

以此觀之,目前台灣有絕佳憲政時機。

政治正當性而言,台灣經歷三次政黨輪替,民主深化,行政或立法權力正當性都已不是問題;民意趨向而言,小英政府有史上最高民意授權,且台灣認同穩定居高;朝野合作而言,一來民進黨完全執政,二來各政黨之間對修憲有一定共識;就國際局勢而言,台灣地位比起李前總統時期提升許多,民主治理、經濟發展和防疫成果都讓國際肯定台灣,再也不是「麻煩製造者」。

在絕佳的憲政時機上,屬於台灣的憲政改革勢在必行,而且需充分討論。

李前總統說:「台灣應該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更合乎台灣現狀的憲法,一套更能夠落實台灣民主,實現主權在民的選舉制度,以及一個更符合台灣土地與人口比例的國會與政府架構。」我們是否能再迎來一個憲政時機?讓我們都以台灣為主體來思考,用實踐理想的毅然決然,和享受生活的理所當然,讓台灣盡早走向一個「正常國家」。

12月12日經貿戰略座談:再探戒急用忍爭來的時間與空間

接著,我們談到李前總統的經貿政策,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戒急用忍」,這個政策的出現和總統直選、國際與兩岸關係走向正常有密切的關聯。

最近,網路上瘋傳一張2002年的手寫字條,是黃適卓董事長公布當年蔡英文總統謄寫的備忘錄,訴說著李前總統卸任後,朝小野大的阿扁政府面臨要求讓台積電赴中生產的巨大聲勢,李前總統籌組的台聯建言延續戒急用忍的理念,延緩「護國神山」台積電八吋晶圓廠的西進。

若不是二十多年前,李前總統「戒急用忍」經貿戰略的超前部署,或許美中貿易戰中我們也會成為受制裁的對象;數位轉型下受制於中國最多的,可能是台灣;而疫情下供應鏈斷鏈受害最深的,也會是台灣。

「戒急用忍」是1996年李前總統在台海飛彈危機之後脈絡,提出的對中投資主張。許多人理解的「戒急用忍」是禁止赴中投資,但其實真正的意思是要審慎評估、放慢腳步,因為對單一市場過度依賴、技術、資金、人才被掏空的後果,台灣經濟體承受不起,且台灣當時西進的速度已經是世界數一數二的飛快。

但是當年不論是國內企業,或國際大廠,都汲汲營營要進入中國市場,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其高速成長的經濟更是強大的吸力,好像不跟中國做生意就會被世界淘汰。逆勢而為的「戒急用忍」等於直接與企業作對。

不過,各國對中投資涉及的是可大可小的經濟利益,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聲索卻未曾改變,李前總統認為,民眾和國家經濟,不能和個人的企業同等看待,所以,那時他的態度很堅定。

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場座談會,李安妮董事長特別補充一件有趣的故事。她說她曾問父親「戒急用忍」的意思,李前總統只是淡淡地回:「我也不知道啊,你們讀中國書的才知道。(台語)」李安妮董事長解釋,原來李前總統不是刻意引經據典,但要強烈地對國人表達,赴中投資不能急,要以台灣當前經濟戰略作為前提。

李前總統的智慧與遠見庇蔭了後代,除了得到經濟優勢,還保住了主權存續。在經貿戰略上,我們有幸能夠在李前總統的基礎上,也要肩負起責任,建立國家品牌,做民主的科技重鎮,也從防疫大國走到觀光大國,展現台灣的軟實力。

12月26日農業政策座談:農為國本到農業轉型的產業永續

而李前總統推動台灣經貿走向國際的同時,也注意到城鄉差距擴大、農村人口流失、台灣小規模經營的小農與兼業農難以應付國際自由化競爭等課題。農業專業背景出身的他,特別重視農民的福祉和農業的發展,他曾說:「不管我在什麼位置上,我永遠都是農業人」。

農業政策可說是他最早展現政績的領域,1973年擔任政委時期,他就透過不斷研究、倡議,廢除了強迫農業產值投入工業部門的「肥料換穀政策」。李前總統也希望培育農民成為有技術,且有經營管理能力的農業主力,1981年,在他擔任臺灣省主席任內,就提出「八萬農業大軍」政策,以培力農民,帶動農業結構調整。

儘管李總統在2000年卸任,他還是持續關注農業議題。當時一次金改,想一步到位解決農漁會信用部的經管問題,引發熱烈反彈。李前總統認為農業金融雖需改革,但要慢慢調整體質,而不是直接衝撞。後來促成農業金融法,同時成立全國農業金庫,讓農業金融監理一元化,並解決逾放比過高的問題。

2014年,我(台灣智庫董事長林佳龍)在競選台中市長時,李前總統還曾陪我到東勢農友家座談。我記得他殷切地關心台中農業,並強調要幫農民解決休耕地的問題。他還說,補貼機制已經過時,政府應該鼓勵青農自立。他認為,如同太陽花學運一般,台灣需要青年世代共同打拼,才更有發展機會。「農為國本」是他身體力行的理念,他用他的專業,一輩子關懷這片土地和其所養育的人們。

1月9日公民參與座談回顧:從爭選擇的自由到做自由的選擇

到了上週六所舉辦的第五場座談,我們討論公民參與。或許你會問李前總統是政治菁英,他和公民參與又有什麼關聯呢?回到台灣智庫展開李登輝學系列活動的初衷,李登輝學指的是李登輝作為一個個人(Individual)、一種體制(Institution)、一個時代(Era),關於台灣民主轉型的研究,而公民參與在民主鞏固的過程和民主社會的運行,都扮演重要角色。

作為台灣民主化的推手,在體制內,李前總統從政時期以「民之所欲,長在我心」作為治理國家的依歸;在體制外,他卸任後以「新時代台灣人」的公民身分,持續倡議理念20年。不論作為一種體制或個人,他都相當重視公民參與,而作為一個時代,他更是促成公民參與環境的關鍵人物。

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終結萬年國大、落實總統與地方首長直選,談李前總統對台灣民主化最大的貢獻,絕對少不了他把台灣從威權帶向自由的指標性作為,但顯然他自己也認為絕對不止這些,他曾說:「所謂的民主主義並非只是握有投票的權利,而是人民主動參與政治時,透過監督政府才得以實現。」

我是野百合世代的,那個時候,我們沒有選擇的自由,連參加讀書會都可能被搜查、逮捕;連在校門口的肥皂箱上演講,都要先做好被處分懲戒的準備。電影《返校》最恐怖的地方不在於它的恐怖元素,而在於它所反映出的真實面。所以解嚴後,公民社會得到一點解壓,90、91年代風起雲湧的學運試圖衝撞體制,公民運動碰上了政治機會,才迎來動員戡亂時期的終結,回歸憲政體制,有機會修改憲法。

逐漸地,在李前總統主政下透過修憲,台灣人才可以選擇自己的政府、民意代表,靠著一棒又一棒的接力,我們終於爭到選擇的自由。

台灣今天公民社會的活力是30年前無法想像的。李前總統曾提過「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就是身為台灣人,卻無法為台灣盡力的悲哀。他說,「台灣人長期以來,有著自己無法治理自己國家的悲哀歷史」,而他生為台灣人,也曾處於想為自己做些什麼卻辦不到的年代。這裡指的,當然是公民參與、政治參與,而他在卸任後已經可以用「新時代台灣人」公民的身份參與,我們也習以為常地用各種方式對公共事務發表看法。「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已經轉變為「生為台灣人的幸福」。

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一直確保我們能做出「自由的選擇」,而這是我們恆常的追尋。制度沒有完美,台灣人當家作主後,對國家與社會的想像為何,如何藉一次又一次的公民參與改變政治,面對巨量的資訊和更純熟的資訊操弄,又如何防衛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這些是我們必須時時刻刻、在方方面面,都要面對的課題,因為民主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接力賽。

擔任台中市長時,我透過青年議會、社會創新等方式擴大公民的參與;現在擔任交通部長,我以「人本交通,連結共好」的理念,投入營造公民社會的環境。不論在什麼位置,擔任什麼角色,都能投入和促進公民參與,這也是李前總統精彩一生的示範。

「李登輝學」的開始

以上,簡短地回顧我參與幾場座談會之後的心得。除菁英觀點,其實先前台灣智庫所作的三次民調,也充分地反映出現階段台灣人民對李總統極高的正面評價。

對李總統當年的各項政績,不論是國際兩岸、經貿戰略,亦或是民主轉型,都給予極為高度的肯定。而特別的是,30歲以下的青年,所給出的正面評價,幾乎都高達八成,甚至到九成以上。這樣的趨勢,我們也在前幾場座談會的參與者和這次研討會的報名者身上看到。許多青年朋友的參與,代表年輕世代對理解台灣過去的渴望,以及對找尋台灣未來的關切。而這,正是我們舉辦「李登輝學」系列活動的最大目標:希望能探索「時代的課題」,激起「世代的對話」。

再次感謝這系列活動的所有參與者,許多舊雨新知因為李登輝學在此相會,可能是出於對李前總統傳奇一生的好奇、對李前總統下的政治體制有興趣,或是想要了解李前總統的時代,但我們一定有個共通點,那就是對台灣的關懷。在進行三次民調,從人民的眼光看李前總統的貢獻;舉辦五場座談,用世代的對話探討台灣的今昔之後,現在我們將展開兩天的研討會,邀請大家一同聆聽專家學者對李登輝的見解與定位。

這個研討會不會是個結束,而是透過李登輝學,提煉歷史、擘畫未來的開始。

本文授權轉載自林佳龍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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