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卡萩《雲遊者》-- 微觀而巨觀的文學織錦

謝佩霓

也許是拜多難興邦之賜,波蘭這個三千八百萬人口的東歐國度,至今竟然已經產生了六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繼1905年辛基維茲(1846-1916)、1924年雷蒙特(1867-1925)、1978年以撒辛格(1902-1991)、1980年米洛茲(1911-2004)、1996年辛波絲卡(1923-2012)五位大家之後,小說家朵卡萩(Olga Tokarczuk, 1962-)摘下2018年諾貝爾文學桂冠。這不只肯定朵卡萩作為二十一世紀代表性文學家的尊榮,也確立了波蘭國際文學祭酒之一的關鍵地位,即便進入了新的千禧年,依然強勢延續。

朵卡萩從1989年發表第一本詩集《鏡中城市》開始,逾三十年的寫作生涯屢創高峰。除了出書每每榮登暢銷書排行榜,作品改編為電影在國際影展掄元,也數度奪得波蘭文學界最權威的「尼刻獎」(Nike)。2018年以《雲遊者》(Flights)奪得英國「曼布克國際獎」時再攀高峰,只是當時沒人料想得到,朵卡萩同年稍後還會直接攻頂,奪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史上唯一的雙料冠軍。

■作家扮演「治療師」

朵卡萩作為曼布克獎的首位波蘭得主,固然實至名歸,《雲遊者》的英譯者柯羅芙特(Jennifer Croft)一樣功不可沒,畢竟此獎肯定的對象是以英文書寫或是翻譯的作品。何況距離《雲遊者》獲得波蘭《尼刻獎》的2008年,已然整整十年過去,如果不是大獎奪冠讓文壇對朵卡萩的創作關注鵲聲再起,豈知諾貝爾獎最後獎落誰家。

儘管得獎無數又名利雙收,在老派專擅、依然故我的波蘭,朵卡萩仍舊不待見於主流價值。然而,不畏保守派譏謗其為「賣國叛徒」的她,不讓書寫成就專美於前,眼見世道失序無法置身事外,堅持左翼路線,在環保、人道與社會議題上,激進舉旗與直言倡議,乃不折不扣的改革行動派。

朵卡萩認為同理心(compassion)才是促使人類彼此溝通與互相了解的不二法門,作家因此無法旁觀他人受苦受難。有鑒於此,作家理當扮演「治療師」的角色,引其讀者逼視一向逃避的種種,唯有直面自身與國族的歷史,才能超越現況走向未來。一度擔任公設心理治療師的她,至今仍引以為傲,不諱言終生以此為職志。

閱讀朵卡萩的著作,若要盡得其微言奧義,必得理性感性並行,細心耐心兼具;需要重蹈她的步履進行踩踏,追隨她的路線,體會成書的心路歷程。她創作的起心動念,總始於服膺好奇心的驅使。起初會透過感官體驗周遭一切,領略眾美猶如領受天啟。然則感應的波動,並未在靈思付諸文字後幡然息止,仍藉著文思流竄繼續開枝散葉。思想經緯縱橫的串流,爬梳了大千世界萬象眾苦,讀者依其脈絡循線尋蹤迷驥,便能抵達體悟生存意義的所在。

這樣一絲一縷逐步紡織出大塊錦繡的文學寫作法,朵卡萩自比為建構星系(constellation)。一如當凡人仰望星空,眼觀構成宇宙的滿天星斗,投射想像成繁複星宿為寄託,洞見星辰間的明月天心,方能解得天上人間的眾妙華法。兩者並無二致。

《雲遊者》的寫作風格,一本朵卡萩的經典敘事手法,以諾貝爾評審頌辭所謂「百科全書式的熱情」開展,彙集史詩、神話、真人實事互為文本,糅和現實與魔幻來關照,娓娓書寫波蘭的自然、地理、人文、歷史如何賡續,遞嬗出斯土斯民獨到的生活觀與生命哲學。波蘭何止是波蘭,作為世界舞台的採樣,這裡存在著芸芸眾生不斷跨界屢屢絕處求生的典型。

書名的波蘭原文是Bieguni,係指因怯禍避難而游離流亡的宗教信眾,只能意譯無法直譯。考量波蘭作為天主教大國,假使以朝聖(pilgrimage)為原型視之,誠然可以美言雲遊是基於宗教情操。不過相較於東方的雲遊者--遊方僧出世避世棄世,苦行僧清貧帶髮修行,則大有差別。倒是中世紀以來,西方知識份子不見容於體制者,選擇自我放逐屢見不鮮,又或者為了自我精進、傳播、發展,往往逐藝術文化而居。因此,如果視《雲遊者》為此一人文脈絡的遺緒,類比十五世紀布郎特(Sebastian Brant, 1458-1521)的《愚人船》(Das Narrenschiff, 1494),可能更加貼切。

《雲遊者》是齣「穿越劇」,時空背景橫跨十七至二十世紀間,亦即橫跨啟蒙時代至上個世紀末,平行時空中多線發展出變換視角,琳瑯鋪陳出的各色人物的殊相與人類的共相,畢竟人人都是彼此多重視角中的存在。即使朵卡萩坦言這是婚變後的療傷之旅,然而任何一個高度自覺的旅者,在移步換景間,彷彿早已和主述者、角色們共命共生,真真切切地一同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蛻變之旅。

■說書人成寫書人

朵卡萩在書中回應歐洲吟遊詩人(bard)與漫遊者的意圖也隱然其間。黑暗時代金鐘盡毀,本於資訊流通之需,吟遊詩人因運而生。無論是以徒步、駕騎、行船遷徙,在落腳處客居期間,這些能說善道的樂手、歌手、小丑、雜技演員,利用說學逗唱的十八般武藝,生動地為當地人傳遞常識知識,將百見千聞盡付樂音韻文。天籟地籟人籟得能合一,彼此的個別存有,也因為交流豐富了彼此,不再絕然遺世獨立。

西非的種姓制度中,有個通稱為「歌理侯」(griot/griotte)的階層非常特殊,為該文化圈獨有,諸侯權貴的家族、部落,世代供養有男有女的歌理侯。雖然在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至今不乏靠口述歷史傳襲無形資產的民族,但歌理侯不僅是寓言、傳說、神話的說書人,也是族譜家、史學家、預言家,不止捍衛維護種族的血緣,更是傳承文化命脈的文脈所繫。

畢竟歷史無法訴諸文字,得依賴行者以方言口耳相傳的時代不再,文字時代以降的說書人,必得成為寫書人。有形的巴別塔(Babel Tower),其實並未曾因實體被摧毀而消失無蹤,競逐高聳入雲的巴別塔依然充斥世界。只不過從不質疑地單純地複誦抄寫,不再能滿足多語的世界以及多語境的世道。

巴別塔傳說位於兩河流域,而歷來精妙掌握語言傳播的吟遊詩人,自有以其為代稱的地理人文流域;比如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被稱為雅芳河(Avon)的吟遊詩人,而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則被稱為孟加拉流域的吟遊詩人。朵卡萩不啻正是當代的說書人、歌理侯、吟遊者與漫遊者,有如使女又可比抒情詩人。只不過處於寰宇交通網絡綿密順暢的當代,一步一腳印的踽踽前行,不需要、不可能也不必要,朵卡萩以及所有藝術家的藝術流域,如今隨著網路傳播反而更加源遠流長。

朵卡萩善於化整為零、多線發展。以《雲遊者》為例,採用無名者的主述為敘述觀點,從〈我在這裡〉起首,分成總計一百一十六個單元繁衍。單元的長度參差交錯,短則一個長句,長則幾十頁,創造了節奏有致。精心布局的系統性碎化,將情節凝聚為小節,也將情結抒發為情感,透過縮影投射(vignettes)打破線性思考,不停挑戰讀者的閱讀慣性。細心的讀者甘之如飴,因為掩卷時能完成巨幅的記憶拼圖。她的文風文白夾雜,一如讓史實夾雜於虛構,互為形影掩抑虛實相生,在廿世紀末借古喻今,穿越四世紀時空。

此外深究之下,輾轉向歷代被辜負的女性與近代勇敢的女性主義者致敬的橋段,行文間比比皆是。對「男主外、女主內」的約定俗成,朵卡萩看法獨到:「男人掌事業,女人管預言。家庭主婦時時具此天賦。」朵卡萩的女權意識,從處女作到成名作,始終昭然若揭。參照《太古與其他的時間》、《收集夢的剪貼簿》知悉,敘事線習以女性為主角,娓娓梳理神女、聖女、烈女、貞女的歷史典故,自然不在話下。最耐人尋味的是朵卡萩不正面批判父權思維主導的歷史,委婉改採女性當事人角度重述,再現廣為人知的事件。

■瘟疫後關懷再現

受難的殉道者到被消音的女性當事人不勝枚舉,史實在神格化或戲劇化的折衷之下,注定窄化扁平化。如非朵卡萩循循善誘我們易位而處,再探根深柢固的偏見與偏執,許多在文獻上聊備一格又被寥寥數語一筆帶過的女子,難以有血有肉立體化。蕭邦胞姊露德薇卡1807-1855)一經《雲遊者》重塑,從歷史的配角躍升為主角。

無獨有偶,露德薇卡死於席捲華沙的瘟疫,而在「世紀大瘟疫」新冠病毒COVID-19蔓延的此時,展讀《雲遊者》感覺尤其微妙。綜觀人類的旅行,陸運、海運尤其空運的密集度前所未見,但病毒也因此急速肆虐全球,交流霎時停擺。愛在瘟疫蔓延時是真,但人在隔離之中,閱讀與關心自身以外的世界如何再現也是真。瘟疫肆虐時始終是藝術文化的轉捩點,大難倖存之後,孰知世人以及朵卡萩,會有怎樣刻骨銘心的轉變?

素食的朵卡萩以往在書裡喜歡寫形形色色的植物,這次則著墨探索動物與人體。有個版本的《雲遊者》的封面吸睛又動人,乍看是波蘭地圖上的一個紅點,仔細觀察才恍然大悟是開了孔,看穿的是赤誠心臟的一瞥。歷代波蘭藝術文化工作者跨世代傳送的心聲,不外乎心在祖國,一心為國。波蘭在朵卡萩的作品中從未缺席,難怪她拒絕被冠以叛徒之名。不過文人不可能只屬於同文同種的子民,一經傳送展讀便屬於全人類。一如藝術家的心心念念,即使在心跳告終,肉體崩殂,依然是具無比感染力的宇宙懸念。

「吾身睡臥,我心卻醒。」(Ego Dormio cum ego vigilant.)朵卡萩從《聖經‧雅歌》援引的詩句,為我們下了最佳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