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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煙火琴聲一夢(下) 《如何學作羅霈穎的哥哥》之五

羅青

三 眼尖提琴夢

餐廳經營失利,氣急敗壞,急於扳回一城的妹妹,又立即傾囊下注,賭上股票,結果仍然是先贏後輸,一敗塗地。一年多後,妹妹痛定思痛,咬牙苦撐,振奮精神,回歸本行,徐圖東山再起。

1990年,準備了兩年的父母,終於決定,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赴大陸探親,先訪視母親在北京、瀋陽的親戚,再回湖南老家,看望父親大哥的遺孀及侄子侄女,因為大伯已在文革時,遭紅衛兵迫害自盡。

探親之行,可謂羅家近四十年來的頭等大事。父母為每位親人預備了三千美金薄儀,做為見面禮。不能隨行的妹妹與我,也都各有貢獻。我因為手頭剛好來了一筆售畫款,遂能大方提供出來,以備父母路上不時之需;後來由媽媽決定,用這筆款子,剛好可為我唯一健在的舅舅,在瀋陽買一棟三室兩廳的房子居住。

二老的大陸返鄉之旅,順利成功,自然不在話下。返台時,滿滿四大箱行李,塞滿了各種土產禮物,也在意料之中。當大家一起打開父親最後最大的一只行李箱時,妹妹與我都笑出聲來。原來,裡面還塞了一只黑色泛白的破爛小提琴箱子。

父親解釋到,這是媽媽在瀋陽同父異母的三妹妹與三妹夫,硬要送的禮物。尤其是三妹夫,是地方上當紅的眼科大夫,在收到美金的剎那,眼淚就止不住的往下流,他哽咽道:「雖然沒見過面,但我們的大姊,果然真是大姊,四十年來,就沒有人對我們這麼好過。」於是他毅然決然,把密藏了近四十年的小提琴,千珍萬寶的捧了出來,做為回禮,非要父母收下不可。他解釋道,雖然這幾年,拜鄧小平改革開放之賜,割雙眼皮美容的人越來越多,生活改善了不少,但家中拿得出手的,還只有這把小提琴。

當年在瀋陽醫學院實習的他,對小提琴十分著迷,但買不起也學不起。後來在一個偶然機緣中,他搭救了一位流亡東北的白俄貴族,獲得了這把小提琴做為謝禮。他滿心歡喜,摩拳擦掌,正準備好好練習一番,不幸遇到了「反右運動」,嚇得趕快把琴收好藏好,只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偶爾偷偷拿出來,摸摸,看看,再趕快復歸原位。

有一次,提琴名家馬思聰(1921-1987)到瀋陽演奏,他千辛萬苦,好不容易,雙手護著提琴,擠到馬思聰面前,請他法眼一觀。馬思聰被人簇擁著,快速斜斜瞄了該琴一眼,半回頭的對他喊道:「還可以!」「我這輩子,學小提琴是無望了!」三妹夫黯然道:「送到台灣,說不定還有知音。」

一旁圍觀的親戚朋友,七嘴八舌,都怪他不識好歹,台灣什麼沒有,稀罕你這把破琴,看你這又髒又爛的琴盒,早該扔到垃圾堆裡去了,怎麼還有臉拿來送人?況且這麼一大傢活,把人家的高級皮箱都要撐破了,又重兮兮的,別忘了,他們還要回湖南去,就拖著你這個多餘的麻煩累贅,飛來飛去,你看合適嗎?

大家面面相覷,看著皺起眉頭的母親。「這也是他一番心意!」父親不忍當眾掃了捧琴人的面子,「我看皮箱夠大,裝得下!不麻煩!不麻煩!」化解了一場尷尬局面。

「怎麼樣,志堅在美國,只有你們兩個在這裡,誰要?」爸爸問。「我有鋼琴,已經夠嗆了,小提琴,就免了罷。」妹妹丟下一串笑聲,走了。媽媽說:「你拿去吧,藝文界你認識人多,學校又有音樂系,比較容易找到適合轉送的人。」

那時,我剛把我的「水墨齋」搬進怡安大廈六樓一年多,有一個屋頂溫室花園與畫室,空間比碧雲華廈一樓小石園多出一半,在書架後面,藏一把小提琴,應該毫無問題。

三年過去,我獲選應邀到美國聖路易美術館,在一樓大廳舉辦「當代藝術家邀請展」第54回展(Currents 54),得空上至二樓,看到正在舉行世界小提琴精品展,不免參觀一番。我隨意瀏覽,東看西看,總覺得有些眼熟,忽然想起家中那把小提琴,不禁心中一跳。

我對小提琴一竅不通,雖然認真努力,在展場裡觀摩了兩三回,仍然不得要領,只好向大鬍子展覽主任請教。「你回台北,從你的提琴的f型音孔斜斜往裡看,便可看到小提琴製作者的姓名。」大鬍子說:「然後以此一製作家為核心,上下左右,把諸名家追尋對比一遍,便可知道個大概,開始入門。」

回到台北,我把塵封了三年的小提琴,拿出來一看,琴盒雖破,但提琴本身,仍保存良好,造型典雅,與我在美術館理看到的,不相上下。我斜斜舉起琴身,瞇著一隻眼,往f型音孔裡努力一瞧,果然,音箱背板上,貼有一張紙條,看了半天,依稀可以分辨,寫的是Joseph Guarnerius fecit。(fecit德文:「製」)我立刻打電話到師大音樂系去請教,助教們幫忙查問了半天,下班前的回答是:「不曉得耶!沒人聽說過。」

這時,在延平中學讀高一的大兒子放學回來,聽了,頭也不回的拋來一句:「家裡不是有《大英百科全書》,先查一下再說囉!」就回他自己房間去了。

「這麼專業的知識,百科全書裡怎麼會有?」我將信將疑的查了起來。不得了,隨手一翻,就查到了,全名是Joseph Guarnerius del Gesu. (1698-1744) 此公乃十八世紀歐洲最有名的小提琴製作大家是也。開玩笑,連百科全書裡都有,這該是多大的來頭!這種琴,我再無知,也曉得至少值兩百萬美金以上,如果碰巧是稀世絕品,四五百萬美金是跑不掉的。

我立刻把這消息電話告訴妹妹,她喜孜孜的在電話那頭說:「哥厄,我們發財囉。」父母聞訊的反應是:「要是真這麼貴,趕快設法還給人家。」「不是說都已經送給我們了嗎?」我摸摸鼻子,有點懊惱的,小聲嘟囔著。

1990年代的台灣,與六零年代,早已今非昔比,台南的奇美博物館(1992),已擁有全球數量最多的小提琴收藏,百萬名琴,當然不只一把。我立刻打電話與奇美聯絡,希望館方能發揮專業,助我一臂之力,驗明真偽。可惜,一連聯絡了好幾天,全都不得要領,只好作罷。

天無絕人之路,幾天後,我接到大英博物館及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的邀請,於暑假期間,到倫敦演講並參加古畫鑑定研討會,可以趁此良機,把琴帶去,當面請教。

那些年,我除了在師大英語系所專任外,仍繼續在輔仁大學兼課,每週都要乘坐校車,台北、新莊來往一趟。起先幾年,下課回台北時,都與天才詩人方莘同車,無話不談,快樂無比。方莘去美國後,改與博學多聞的故宮客座研究員曾堉同車,暢談古今中外藝術史,獲益良多。曾堉在香港出車禍,回家靜養後,我與歷史系窮教授尹章義,輔仁大學的奇才兼富翁,湊在一起,討論台灣近現代史,聞所未聞,大開耳界。

忍了好一陣子的我,一天,不小心,竟然把這樁小提琴奇遇,透漏給喜歡戴奇怪又難看帽子的鬍子老尹。「這太浪漫太傳奇了,想想看,沙皇貴族,愛樂如命,不幸遭遇列寧,喪盡家財,虎口餘生,只落得身懷名琴,隻身逃亡,潦倒東北,命懸一線。正在鬼門關頭,忽然巧遇救命恩公,大難不死,遂傾囊以名琴相贈,永感盛德!」他搖頭晃腦,一口氣大聲講到這裡,喳了喳嘴,意猶未盡,接著一拍大腿說:「新主愛琴入骨髓,雖不能操弓演奏,但卻知百般呵護,有如祥雲罩頂,保此名琴,逃過文革浩劫,終於十年之後,遇到善心識貨正主,成此一段佳話。

琴乎琴乎,弓弦有知,必當迎風自鳴,韶樂飄升,歡慶九天也。」怎麼樣,不錯吧,他興奮得意的揮著手,好像提琴在他家一樣。

「雖然琴不是我的,但每次跟你坐在一起,我也渾身泛起一陣滿滿的幸福感。」有一天老尹下車時,回頭大聲對我說:「幸福這玩意兒,居然會傳染,你說怪不怪!」於是,我與妹妹就在這種幸福感中,度過了平生最舒服的六個月。

搭機飛倫敦時,太太為我製作了一個大錦囊,小心翼翼的把破琴盒,裝在裡面,有如包裹嬰兒,一路懷抱到西思樂機場。好友韋陀教授來機場接我到他家小住。進門卸下行李,便到後院花園,在夕陽餘暉中,欣賞牆上攀爬的紅玫瑰、黃玫瑰,細品他夫人英淑泡的韓國茶,聊了半天,無一語提及放在進門廳的小提琴,連要求看一眼也沒有。

我按耐不住,找了一個空檔,直接了當的問,明天何時去大英博物館,請教提琴專家。

「噯,這點小事,何必費事約專家,明天早上,你帶著琴,去艦隊街(fleet st.)附近,隨便哪一家提琴行,一問便知。方便得很。」

話鋒一轉,韋陀問我:「你對仇十洲熟不熟?會不會看?」

「我十幾歲的時候,依照報紙雜誌上的黑白照片,把台北故宮的仇實甫臨摹了七八件,看不清楚的地方,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猜。」我回憶道:「後來等到故宮展出原件,便趕快跑去親自核對,結果證明當初猜對了十之八九,很是得意,應該算是會看吧。」

「昨天下午,有一位老先生,拿了一件仇英到館裡來,說是要求鑑定。很長的一卷青綠山水人物,金碧輝煌,漂亮極了。」

「不用看了,一定是蘇州片子,過去我見過七、八卷,不是屬名『十洲』,就是款識『千里』,一律青綠描金,熱鬧極了,細究筆法、造型、設色,多半軟弱無力,充滿習氣,毫無大家風範。」韋陀笑咪咪的連連稱是,在英淑的呼喚聲中,與我一起回屋內,共進晚餐。

第二天,我捧著寶琴,到達英國報業大本營艦隊街。老友楊孔鑫(1923-)主持的中央社倫敦辦事處,就在這條街上,他還寫過一本《誰改變了艦隊街》(中正書局,1996),介紹英國報業百年滄桑史。沒想到小提琴大本營,也在這條街附近。

我沿路走去,果然,一家接一家,都是琴行。有一家,從街右看去,櫥窗最大,但除卻印在玻璃窗上的店名,空無一物。我過街走近一看,原來偌大個櫥窗,只放了一把小提琴,而且還是橫臥著的,一不注意,就錯過了。該琴顏色如淡巧克力,琴頭如麻花捲,造型十分特別,一下子就把我給鎮住了。

就這一家吧,我心裡想,於是推門而入。店鋪內空無一人,但見幾個長條型玻璃櫃,擺放成一個凹字型,中間有一台辦公桌。我看了看櫃子裡的小提琴,看到玻璃櫃上放了一台手按鈴,便噹按了一下。不一會兒,裡面走出來一個蓄小鬍子的小夥計。

「What can I do for you, Sir.」小鬍子站在辦公桌後,禮貌的問我。

「I would like to see your manager, If he is available.」我用美語要求道。

「I am the manager Sir.」

「Oh!」

我有點尷尬的從錦囊中把琴盒掏出來,放在玻璃櫃上,打開蓋子,指著提琴用英國腔說:

「I have a violin here!」

「Yes, I can see that. What can I do for you, Sir.」

小鬍子站在原地不動,並沒有要過來看的意思。我只好斜斜把琴盒掂起來,亮出底牌說:

「It says Joseph Guarnerius!」(上面寫著Joseph Guarnerius)

「Yes, I can see that Sir, What can I do for you Sir.」

我暗暗罵了一聲:「該死!」漲紅了臉說:「Could you come over to have a look and estimate a price for me?」

(你能過來看看,估個價給我?)

小鬍子依舊站在原地不動,頭也不抬,一面翻閱桌子上的文件,一面閒閒隨口回答:

「Three hundred to four hundred pounds Sir. Anything else do you want to know?Sir.」(300鎊到400鎊,先生。您還想問什麼?)

「Oh, thanks, that’s it!」我的臉一下紅到耳根:「Thank you for your time.」我訕訕的收起了提琴,摸摸鼻子,沒有說再見,轉身推門而出。

站在開始飄毛毛雨的人行道上,我深深吸了一口氣,想起了「仇英」,不禁莞爾一笑。(《如何學作羅霈穎的哥哥》系列六於十一月25日刊出)

後記:

我原封不動的把錦囊抱回了台北,遵母親之囑,交給了頻頻進出上海的妹妹,托她將提琴物歸原主。近三十年後,這種被歸為School of Joseph Guarnerius(瓜內蕤厄思派)的提琴,依品質的優劣區分,價錢好的時候,最高可值三到四千英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