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疫情下蓬勃發展的「新捐精經濟」

編者按：一直以來，「捐精」似乎是一個讓人諱莫如深的話題。這個看似遊走在金錢、性和倫理邊緣的議題，在全球新冠疫情大爆發的背景下迎來了春天——未來的不確定性讓人們更渴望回歸家庭、養育後代，而社會隔離政策也使得各大精子庫的「庫存」接連告急。在此背景下，繞開了傳統限制的網絡捐贈群組和app程序應運而生。本文編譯自《紐約時報》，作者Nellie Bowles，原文標題The New Sperm Economy，希望給您帶來啟發。

這段時間，美國的捐精者們可謂是精疲力竭。

他們需要到處飛行，用新的精子裝瓶系統運送精子，並接受最新的DNA測試——這都是受捐女性提出的要求。電話溝通的時候，她們提出對方必須按時到達，因為她們要趕在排卵窗口期之前連夜開車去達拉斯、堪薩斯城或緬因州波特蘭——白天，她們都有一份正式的工作。

「人們已經厭倦了精子庫，」29歲的Kyle Gordy說。他住在加州馬里布，是一名房地產投資者，但把自己的大部分時間花在無償捐精上。他還在Facebook上運營著一個名為Sperm donate USA、擁有近1.1萬名成員的私人群組，旨在幫助備孕女性聯繫到數百名合格的捐精者。他說，他捐獻的精子已經孕育了35個孩子，還有5個即將出生。

「今天的人們意識到，捐精不再是什麼禁忌話題了。」Gordy說。

全美1.41億名男性或許沒有想到，看似「廉價而又豐富」的精子，如今已經成為了一種稀缺資源。美國的精子庫和生育診所紛紛表示，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造成了精子短缺，在需求迅速增加的同時，男性的捐精意願已經不像以前那麼強烈。

美國最大的精子庫之一、西雅圖精子庫（Seattle Sperm Bank）的合規主管Angelo Allard說：「自6月以來，這一行業世界範圍內的需求記錄不斷被打破，不僅僅是在美國，還包括英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國的記錄。」

Allard表示，公司現在的精子需求量比一年前增加了20%；與之同時，供應量卻與日俱減，「公司常年有180名不同的捐贈者，但現在減到了117名，甚至一度低至80名，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個趨勢值得樂觀。」

另一家大型精子庫Fairfax Cryobank的運營總監Michelle Ottey表示，公司網頁的點擊率不斷上升，因為「人們看到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未來可能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

她還表示：「我也認為部分原因是人們正在試圖尋找一些希望。」

精子庫存的短缺讓人們緊張不安，甚至感到焦躁和憤怒。

「什麼時候會有新的捐贈者？」最近，一位網名為「BabyV2021」的網友在世界上最大的精子庫之一、加州精子庫（California Cryobank）的在線論壇上詢問。另一位網名「sc_cal」的網友表示：「捐贈者的人數似乎在減少。」

在這場百年一遇的大危機之中，「精子市場」似乎也變得相當瘋狂。捐贈者直接飛到客戶所在地，在Airbnb的民宿中與準媽媽們會面、完成捐贈交接工作；Facebook上，擁有數萬會員的相關群組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人們想要受過高等教育者的精子

當本文作者於2020年春天聯繫精子庫工作人員時，他們已經開始擔心供應問題了。

在這一行業很難找到可靠的數據。研究人員根據20世紀80年代收集的數據估算美國每年通過捐獻精子出生的孩子數量在3萬至6萬之間，不過不少業內人士對這個數字持反對意見，認為相關監管的缺位導致根本沒有可靠的數據來源。據估算，2018年捐精業已是一個市值約40億美元的新興行業。

除了無法生育的異性戀夫婦需要捐獻精子之外，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和單身母親的興起使得這個市場在過去十年裡迎來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發展。一家精子庫表示，大約20%的客戶是異性戀夫婦，60%是同性戀女性，剩餘20%則是單身媽媽。

為了滿足需求，男性捐贈者多年來一直以穩定的速度提供精子，但新冠病毒改變了這一切——已有的捐贈者們不敢去捐贈，疫情封鎖期間，一些精子庫連著幾個月都沒有新註冊的捐贈者，甚至封鎖結束後也沒有迎來一波反彈。儘管此前儲存了大量的冷凍精子，但畢竟它們的壽命有限。

加州精子庫（California Cryobank）的戰略聯盟副總裁Scott Brown說：「招募捐贈者成為了越來越大的挑戰‧‧‧‧‧‧我敢肯定，人們仍對生育孩子非常感興趣。」

很多家庭想要「聰明」的精子，這正是一些大型精子庫建在頂尖大學附近的原因——從斯坦福大學所在的加州帕洛阿爾托到哈佛大學所在的馬薩諸塞州劍橋，都建有大型精子庫。這些精英大學的男生們被認為是最可靠的捐贈群體之一，而他們自己也覺得四千美元的補貼頗具吸引力。這些捐獻者通常會在幾個月內每週去精子銀行一兩次，以生產出足夠的精子捐給幾十個家庭。

韋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女性與性別研究所主任、《隨機家庭》（Random Families）一書的合著者Rosanna Hertz說：「可以說，人們想要受高等教育者的精子，所以很多精子庫的招募活動都是在大學兄弟會內部進行的，但疫情改變了這一切。」

所以精子庫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一位從業人員告訴我，自從健身房關閉後，她只能在戶外健身中心打廣告。另一家精子庫的一位代表說，他希望管理層能提供現金獎勵來吸引捐精者，但老闆擔心會創造不好的先例。

精子庫舉步維艱的另一個原因是它們必須嚴格遵守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的規定。精子在捐贈後必須被隔離6個月，每次捐贈時男性都必須返回接受血液檢測。出於遺傳倫理的要求，大多數精子庫都有捐贈數量上限，因此同一名捐贈者的精子不能被送往超過25或30個家庭。受贈家庭除了識別碼之外對捐贈者一無所知，不過現在幾乎所有精子庫都會提供捐贈者的童年照片，有些甚至會提供成年後的照片。

英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規定，向捐精者支付大筆金額是違法的；而在美國，FDA並沒有設定資金限制，但對精子捐贈和組織的管理是一樣的：捐贈必須是出於自願而非強迫；此外，美國生殖醫學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也規定補貼不應成為捐贈者的主要動機。

對此，Allard表示：「我們支付補貼不是為了『購買』精子，因為法律規定我們不能購買或出售人體組織。」他補充說，嚴格意義上來說，這筆錢是對捐贈者時間和旅費的補貼。

Allard說，西雅圖精子庫正在盡一切努力確保捐贈者的安全：每小時允許捐獻的人數上限是6人（之前上限是12人）；捐贈者需要接受體溫檢查和新冠篩查；所有人都必須佩戴口罩。

儘管存在供應問題，但人們對嬰兒的需求似乎是永無止境的。專門從事試管受精、在全國有六家分店的生育中心Kinbody的營銷總監Rebecca Silver表示：「與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相比，Kindbody的顧客數量增加了30%以上。」她說，女性顧客們表示她們青睞的捐贈者們要麼已經超過捐贈上限，要麼仍在等待名單上。

另一方面，高昂的費用也令不少人望而卻步：從高級精子庫購買的每瓶精子售價高達1100美元；每個月，在排卵期的準媽媽（或她的醫生）會解凍其中一瓶精子並進行人工授精。通常，醫生會建議準媽媽們每次夠買四到五瓶精子，因為她們通常需要花費幾個月的時間來備孕。因此，如果一位女性想生兩個孩子，她需要準備大約1萬美元的費用。

隱秘的角落：應用程序和Facebook群組

疫情爆發以來，一方面，人們在「爭奪」庫裡僅剩的精子；另一方面，成千上萬的女性試圖通過另一種方式獲得捐贈。

過去六個月裡，許多人加入了相關的Facebook群組，尋找非正式的「超級捐獻者」。這些人沒有家庭的限制，也不太關注FDA的相關規定，但他們可以提供精子庫無法提供的東西：他們的真實姓名（雖然大多數精子庫在孩子年滿18歲後也會公佈捐贈者身份）；更重要的是，這些捐贈通常是免費的。

這種變化在幾年前就悄然出現了。技術徹底改變了精子和卵子捐獻者的工作方式——價格低廉、廣為流行的DNA測試讓所謂的匿名捐獻徹底成了一場鬧劇。與之同時，社交媒體正在引領一場繞開了傳統限制的「捐贈革命」，Known Donor Registry、Modamily、Just a Baby等連接捐贈者和受捐者的應用程序不斷湧現。擁有數萬會員的Facebook相關群組中，捐贈者們向感興趣的家庭和個人公開發布自己和自己孩子的照片，其中特別英俊的男性更是吸引了眾多女性在評論區狂轟濫炸。

另一些男性則注重宣傳他們的聰明才智——來自亞利桑那州的John這樣寫道：「我是一名分析員；我的國際象棋評級為1400；我溫和的外表下是昂揚的精神面貌；我經常進行鍛鍊，尤其喜歡溜旱冰。」

到Facebook群組中尋找捐贈者的女性們往往負擔不起傳統精子庫的費用。大多數捐贈者都明確表示，他們只會通過人工授精來進行捐贈；但也有人會通過自然授精或者性行為進行捐贈。這種情況下，雙方的法律風險都會變高——母親可能會要求捐精者提供子女撫養費，而捐精者可能會想要監護權——對此，各州的相關法律規定不盡相同。

「最終，事態可能會出現令人不安的發展。」韋爾斯利學院的Hertz教授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許多捐精者使用的是Natal Donor、Dadi Kit等公司提供的相對便宜的精子儲存工具，也會通過23andMe或CircleDNA等基因測試向受捐者確保自身基因不攜帶突變。

37歲的Elaine Raby Byrd是田納西州孟菲斯市的一名幼兒園教師，她說，她的捐贈者來自Facebook上的某群組，目前正處於「兩週等待期」（也就是受精後的幾週），但她目前還無法進行準確的懷孕測試。

她表示：「通過捐精，我可以自由地選擇想要的基因，而非某個隨機遇到的人。」Byrd說，這也意味著她可以選擇一個比日常戀愛對象更聰明、更有魅力的捐贈者。「你不能強迫別人和你結婚，」她說，「我非常獨立。」

「只需136美元就可以懷上一個孩子」

27歲的Kayla Ellis居住在美國中西部，是一名全職媽媽。2019年，她和妻子在應用程序Just a Baby上聯繫到了一位捐贈者。他們之間溝通了好幾個星期，但為了以防萬一，她始終沒有透露自己的具體地理位置信息。在受孕前，她跟蹤了自己的排卵期，並且去一家銀行對捐贈協議進行了公證，然後前往一位朋友經營的Airbnb民宿完成了捐贈交接工作。

Ellis表示：「我們有能力給孩子提供舒適的成長環境，但我們負擔不起體外受精和精子庫的高昂費用，所以我們開始尋求其他方式。」

現在，她開設了一個TikTok賬戶，專門討論「如何跟蹤排卵、通過非正式捐精懷孕以及如何與捐贈者交流」，目前賬戶有超過9.1萬名粉絲。

「我們懷上每個孩子只花了136美元，」Ellis說。

「人們想確保自己生物學上的孩子擁有舒適的成長環境，而非誕生於隨機的家庭。」Adam Hooper說。他是擁有9800多名會員的Sperm Donation Australia的成立者，這家機構的提供免費的捐贈。自三月份疫情大爆發以來，Adam Hooper的組織已經有了3000多名新註冊的成員。

「在流行病大爆發的時刻，生育後代也許是人類的第一本能。」Hooper說。

當然，Facebook群組裡也充斥著關於精子庫的負面新聞，例如捐獻者被有意無意地混淆、捐獻者謊報身份等——當然，這都是這些選擇非傳統捐精方式的受捐者們必須承擔的風險。

許多捐贈者會在和對他們感興趣的受捐者交流時談論到「孤獨」。這些男性通常沒有組建自己的家庭，但他們認為自己的基因應當留存於世。

「我有一種強烈的願望，希望自己的基因能被遺傳下去，」一名捐贈者在應用程序Just a Baby上寫下了這樣一段話，「但和其他很多人一樣，我目前沒有能力這麼做，並且我也不認為自己在可預見的未來會這樣做。」

美國捐精協會（Sperm Donation USA）一位頗受歡迎的30歲捐精者全程使用了化名Jacob San，因為他擔心這會對自己的職業生涯產生影響。

「一開始，我只是想提高自己的生育數量，」他說，指的是他在世界上能夠生育的孩子的數量。但三、四次之後，這種感覺就消失了。「現在我彷彿能看到自己五六十歲時候的光景——我邀請自己所有的『捐贈孩子』在一張大餐桌上一起吃飯，給他們講述我的生命故事，聆聽他們所有的生活經歷。這就是推動我繼續前進的東西。」

一位Known Donor Registry上的捐獻者說，自己過去曾向一家大型精子庫捐贈精子，但那種體驗太過冷漠，沒有人情味。這位擁有常青藤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和迷人笑容的捐贈者表示，自己迫切地想知道誰使用了自己的精子、受捐者能否很好地養育後代，所以現在他決心嚮應用程序上第一位與他溝通的人提供捐贈。

譯者：胡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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