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經濟用「快錢」當誘因,可能造成更大的集體貧窮問題

文:Leo Chu

美食外送平台風行台灣,國人的消費習慣受外送平台影響,越來越多消費者選擇外送的便利,於此同時帶來外送員工作的突然增加,愈來愈多18至35歲之間的青年選擇投入外送員工作,其中也不乏中老世代的身影。

外送員就屬於「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一環,零工經濟當中的工作亦被稱為「零工工作」(gig work)——即「接案式」的工作,然而零工工作其實不同於傳統認知的「打零工」,在過去,打零工是指勞動者沒有正職的工作,僅靠著臨時性、短期性的工作,賺取微薄的收入維生,例如街邊經常可見、發送賣房傳單、舉牌的派報工等,今天的零工經濟,指的則是透過某一個接案平台,接取案子,賺取「額外」的收入。

在大部分情況下,這種零工工作常是一種兼職,然而隨著典型就業機會的萎縮、薪資僵化等大環境的負面影響,有越來越多人選擇離開典型就業,轉為投入零工經濟,將零工工作當作全職,運用零工經濟接案平台,接案以為謀生。

若一般認知的正職工作被視為典型就業,零工經濟則是性質不同的「非典型就業」。非典型就業是指,企業經營者為節省人力成本,聘僱非正式的員工,包含部分工時、臨時工、人力派遣等,零工經濟的接案者亦是屬於此類。據統計,台灣的非典型就業人口約有81.9萬人,佔全體就業者的7.13%,年增0.67%;部分工時約佔42.5萬人;臨時工、人力派遣約佔64.4萬人,此間分類與部分工時有所重疊。

自由與高收入,不見得與零工經濟畫上等號

接案平台眾多,其中也不乏那些需要高附加價值、高專業技能的接案工作,因為那些工作是讓本就擁有足以兌換到高社會價值(即收入)的人,獲得接觸更高階的人脈、社會暨經濟資源等豐富資糧的墊腳石。

「任務兔」零工平台發言人威廉斯(Jenna Williams)曾表示,透過「任務兔」平台承包工作的「任務客」(Taskers),每個月收入從幾百美元到超過1萬美元(約新台幣29萬4000元)不等,收入的豐厚或微薄決定於任務客的手上是否擁有不同領域的專業技能,又是否能將不同領域專業技能發揮得淋漓盡致,願意挑戰跨領域的工作項目,如此可讓收入發展空間變得更有潛力。

易言之,是否手握專業技能,將決定在零工經濟當中「混得好不好」。

然而,前段篇幅提到的千禧世代以及中老世代「打零工者」,許多進入零工場域的原因,是因為自己身為就業市場中的弱勢,千禧世代可能在就業市場中面臨經驗不足、學經歷不足、薪資偏低等,中老世代則是面臨失業後再就業不易等原因。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調查,被迫從事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不願或不能改做全時工作的主要原因,就包括認為無工作機會、認為本身資歷限制而無合適工作機會等等。

主計總處調查的原因是一體兩面,一為主觀、另一為客觀,主觀上認為自己無工作機會,客觀上則是因學經歷不符、年齡限制等,致使缺少正式工作機會。而那些面臨的就業困窘的人,常就是因為脫離不了離前述之原因,讓零工工作成為唯一能增加收入或餬口的工作選擇。

政府不知道台灣有多少「零工仔」,但他們多也不想「轉正」

美國的自由業就業資訊平台「向上工作」(Upwork)於2019年的調查,全美國約有5700萬人從事自由工作(freelance),約佔全美國勞動者的35%,約佔美國GDP的4.8%。

台灣目前尚未有針對零工工作者的個別統計,台灣的做法是統一用「非典型就業人口」,包含部分工時、派遣人力、臨時工等,用總和式的方式統計,這種統計方式會衍生出一個問題是,我們無從得知零工工作的從業人員究竟有多少,因為不同的工作型態需要的解決政策可能會跟著不同,未有精確的數據,如何能對症下藥?

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調查,勞動者從事的非典型工作之原因,是因為「職類特性」使然(以臨時性、短期性的為主),約有24.7萬人、佔30.13%;次之是「找不到全時、正式工作」,約有17.2萬人、佔21.03%。此外,再針對非典型工作者的轉職意願進行調查後,發現有78.09%的人不願轉為全時、正式工作,想轉為正式工作者僅有21.91%。

換言之,有超過7成的人因為某些因素,不願或不能轉成正式工作,而有2成的人想轉成正職工作,卻因諸多因素而無法遂願。行政院主計總處的說法是,找不到正式工作這部分確實屬於「非自願」因素,但不全然代表全職工作職缺不足,除了勞動市場的需求面因素,當中可能是供給面因素,如個人工作時間無法配合或學經歷條件不符等所致——完全的能力導向的說法。

零工經濟的窮忙陷阱,背後其實有巨大的隱憂

自願投入零工經濟兼職的青年,是將閒暇時間盡數投入到賺錢,表面上是為了應付越來越大的開銷,背後卻也有賺死錢、錯失增進自己的機會之隱憂。另一方面,對比兼職者,亦有人將其作為全職投入,追求眼下就能賺到的「快錢」,長遠來看,卻可能就此造成生涯發展停滯。

究其原因,扣除高端、具高附加價值的零工經濟工作,大部分人所做的,其實多是重複性高、替代性高的工作,很有可能在人生的黃金時間中,錯過精進或學習專業技能的機會。不論兼職或全職,長期來看會催生出「零工經濟陷阱」,使工作者失去得以對應出高薪的專業技能的機會,學習的時間亦被消磨,陷在其中而難以脫身,越做越窮,反而成為侵蝕青年得到穩定高薪機會的幫兇之一。

話說回來,零工經濟的背後雖然對投入者帶來隱憂,但在企業端而言,反而在企業經營成本上升、獲利萎縮、漸難負擔正職人力成本及勞工退休金的潮流下,成為企業用以減少成本的路徑。

例如傳統的日本上班族,常會「一生一企業」,由一家大公司「養」一輩子,但這種模式在今日也受到極大的挑戰。據統計,日本目前已約有4成的勞動力屬於派遣工作(即非正規勞工),背後反映出來的,除了有派遣工勞動權益不比正規勞工的問題,背後也有傳統企業漸難負擔勞工退休金與年年調薪之經營成本增加的隱憂,更看出日本整體的經濟環境動力,仍嫌不足。

以自由為名,卻反成剝削的工具

美國曾有Uber司機如此抱怨:「這個主意實在夠天才!除了App,他們還有什麼?什麼鬼都沒有!車我買的,費用我付的,但我不上工就沒錢賺,而且他們還可以抽我兩成收入!誰比較笨?」

對於在共享經濟平台——或者是零工經濟接案平台接取案子的人來說,扣除處理案子需要付出的有形暨無形成本,還有平台抽成在壓縮案子的利潤。知國BBC記者傑克斯・帕雷帝(Jacques Peretti)在其著作《改變未來的祕密交易》中,就忍不住酸:「『微工作』(Micro-jobbing)與『零工經濟』(gig economy)是聽起來很有矽谷味的行話,用來掩蓋一個截然不同的真相。每個人都變成彈性無限的奴隸老闆,也代表每個人都能被無限剝削。」

零工經濟的樂觀主義者們,形容零工經濟是一項充滿彈性的勞動,千禧世代都愛這種勞動型態。但實際上,零工工作者投入越深,越被零工工作「剝削」,被平台剝削、被案主剝削、被「自己」剝削。自己接案好似虛有其表的老闆,其實是平台跟案主的奴隸。

當零工經濟始在勞動市場上「扶正」之際,接下來的,可能就是更多人被迫加入平台,屆時尚未納入平台之內的個體自由工作者,勞動彈性可能又要再打一次折扣。到頭來,零工經濟看似給予勞動者彈性、增加收入的機會,卻在更多的情況中,反而成為剝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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