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被告要求重審已經困難重重，更何況是「國家告你」的時候
文：李明朗（退休人員）
《法官法修正通過》修法後業已建立外部參與多元、程序保障周全、懲戒流程加速、處罰即時有感之新時代法官監督淘汰機制。即使修正一些條文，但人民基本權利及訴訟權益的實現，須依賴司法體系的保障。如果司法體系仍舊僵硬，人民基本權利哪來的保障？唯有尊重人權才有真正的保障！
《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其主要保障「 人民透過法定訴訟程序，經由國家司法權之介入，以求實體法上具體權利之救濟，或法律爭議之解決 」。人民訴訟權有：刑事、民事、行政等訴訟權，司法改革如果只要求汰除恐龍法官，還是解決不了人民的問題，茲提出一些民間困擾之事來探討......
刑法上只要有新證據就可以「重審」，行政法卻設了一個奇怪的年限
事實上，《刑事訴訟法》已經做了很大的修正，與時俱進來保障人權和被告的利益，所以說只要是國家錯誤的，不管是刑法的判決或行政處分的錯誤，只要有發現新事實新證據，即使這些事實新證據是在審判之後，才產生的或是才發現的，也都可以提起再審，這是《刑事訴訟法》新修正都規定得很清楚。
上述這些，都屬於公權力機關對於人民權利的侵害，照理說「行政法」也是國家的公權力，對於人民財產權的侵害，也應該要適用《行政訴訟法》的發現新事實新證據，可是我們的行政法院的法官卻認為，他們所謂的新事實新證據，只限於在審判時已經存在的事實跟證據，後來重新發現才有適用——後面再產生的新事實新證據就不適用，讓人覺得這個在解釋法理上是行不通的！
這裡還卡在一個問題：《行政訴訟法》裡面有一條規定，表示判決確定後超過五年就不可以提再審，其實，這也應該要比照《刑事訴訟法》再審規定。《刑事訴訟法》的再審規定很清楚，只要是對被告有利的再審申請都沒有年限的限制，只有對被告不利的申請再審，檢察官對於被告不利的申請再審，才有所謂的期限限制。
換句話說，《行政訴訟法》裡面這個所謂「再審的五年規定」，也應該僅限行政機關對於納稅義務人不利的申請再審，才能有這個限制，納稅義務人如果有發現新事實新證據或符合再審的規定提起再審，是不應該受這五年期間的拘束才對。
法律上面，這樣的解釋才更符合人權的保障，台灣的《行政訴訟法》現行關於再審規定，真的滿奇怪的！
就算法律有規定，法院還是有辦法讓人民的「再審無用」
談到刑事的再審規定，在2015年之前《刑事訴訟法》針對再審的新事實新證據，條文只說是「新事實」就可以申請再審，但到底什麼叫新事證，法條其實沒有明文規定，但最高法院卻統一見解使用「判例」。
今天，這種做法已經走入歷史了，因為最高法院這樣的做法其實很落伍——以DNA的鑑定來談，有可能在過去根本沒有DNA的鑑定，1989年以後DNA鑑定才從英國慢慢散佈到其他國家，台灣在1990年代中期才把DNA的鑑定應用到刑事司法，所以如果強調一定要在「言詞辯論終結」之前，那以後DNA鑑定的證據就不能用了嗎？這不合理吧！
所以，在2015年之後，《刑事訴訟法》做出了一個改變，就在法條直接定義判決確定前後新發現的都是新證據，新的修法在某種程度，也是糾正最高法院對人民訴訟權的限制。
在刑事上，再審時原本的法官當然要迴避，但目前司法實務卻依《大官釋字178號解釋》認定——這是非常久遠之事，沒有與時俱進——迴避僅限於下級審。有一個案例，1996年有個稅務爭議的被告申請再審，被認定是同級審所以不用迴避，後來行政法官只是撤銷復查的決定，看起來是被告贏了，事實上不是贏，而是再回到原來的機關重開一次稅單，變成另一個新的案子，反而變成萬年稅單一直在輪迴的案件。
現實面的問題，就是法官通常不可能推翻他以前的判案，後來民事訴訟裡面有做出一個《256號解釋》就稍微先進一點，認為像上訴的情況就該迴避，不過台灣的最高法院仍然很喜歡「發回更審」以便宜行事，而且和刑事訴訟相比，民事和行政訴訟的爭議情況仍然屢見不鮮，常常在行政訴訟申請再審時就算提出新事證，法院仍然維持過去最高法院的那個見解，有如用繞道去限縮人民的權利。
如果都由同一個機關辦理，「再審」又有什麼意義？
更麻煩的問題，就是今天我們的再審不管是民事刑事行政訴訟，都是在同一個司法機關來做，就算法官沒有判過這個案子，他的庭長和院長也可能判過這個案子，請問這位法官真的有膽識把它撤銷，然後重判一遍嗎？所以「再審」不應該是由現有的司法機關來自我糾正，事實上，歐洲國家的「再審」就不是由原來的司法體系，像英國早期有衡平法院，後來有再審委員會，法國也有類似的制度。
今天《刑事訴訟法》「再審」規定，如果是針對被告不利的去申請「再審」理當有限制，這是法律保護弱者的義務，可是如果對被告有利的當然不該有期限限制，因為新事證在審判的當時，甚至審判確定後，還不容易浮現出來，所以五年的限制絕對應該打破。
為了人民基本權利及訴訟權益的實現，司法改革仍需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