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帝之名:韓國傳統基督教派,利用疫情對新興宗教展開「獵巫行動」

文:蔡安迪(中研院博士後研究員)

前言:疫情中的宗教衝突問題

以色列歷史學家、《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曾發表他的觀察,認為人類這次如何應對新冠疫情過程中,所作出的選擇,將在今後許多年內影響我們的生活。新冠疫情對社會與國家造成的巨大影響,究竟是會影響日後人類社群變得更團結、還是更孤立?執法、監視工具將被用來保護、還是壓制公民?在各國中有著不同的發展。

比起馬上對「後疫情」時代的發展作出論斷,筆者更覺得,透過疫情發現過去社會中本來就存在的問題,也能作為我們觀察的重點。

在上半年各國的新冠疫情擴散與圍堵的過程中,宗教問題也在此中發酵,成為相關議題的風暴中心,特別是在東亞,與我們台灣鄰近的韓國。《紐約時報》與《CNN》的報導中,也都注意到這些狀況,而有相關報導。(註1)由下半年第二波韓國疫情再起的發展,回顧之前的輿情,不得不讓我們發現到,韓國部分傳統基督教教派操作輿情,藉此對新興宗教進行獵巫行動,在韓國所造成的社會代價與不良影響,值得我們對此省思與參照。

根據中研院院士瞿海源教授的研究,二十世紀的新興宗教之所以會受到迫害,主要來自兩個來源,一個當然就是威權政府,如過去的國民黨的黨國體制,(註2)或現今的中共政權。根據寒冬雜誌的觀察,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共政府均繼承了中國古代王朝,把新興宗教視為所謂「邪教」的打壓的概念和政策。

台灣戒嚴時期也曾把一貫道之類的非既有宗教,視為「邪教」。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也使用此手段大規模迫害龐大「一貫道」,那次迫害如今可能早已被人遺忘,但事實上,它卻成為隨後鎮壓其他團體的範本(註3);另外一個迫害力量的來源,則是傳統教派對於新興別異教派的排斥。

因此學術上,宗教社會學者基本上是採取比較價值中立的立場,將新興宗教運動當成是一項社會文化現象加以研究,更常基於維護宗教自由的立場,對於新興宗教運動採取比較同情的態度,也許更能站在一個客觀與公正的立場說話,(註4)因此本文也想採取類似這樣的視野來觀察這次韓國新冠疫情中的宗教衝突問題。

部分韓國傳統基督教教派對新興宗教的獵巫行動

從上半年的社會輿論與媒體的風向而論,一度人們認為,韓國疫情的第一波的擴散與爆發,是與韓國的新興宗教「新天地教會」有直接關係,於是整體社會對新天地產生了強烈的反感,具體行動上也對新天地採取了一連串的批判、圍剿,甚至可以說是獵巫的行動。

某個程度上,這個新興宗教幾乎成為了韓國疫情的替罪羔羊。韓國社會也把疫情的爆發,歸罪於這個宗教與其他相關團體。整體社會以獵巫與具體的法律行動,如逮捕或取消宗教團體本來的合法登記,近乎勒索的要求賠償等,對這個宗教的信徒與領導者採取了近乎滅教的行動。(詳情可參考拙文:蔡安迪,〈韓國新冠疫情失控下,對新興宗教的獵巫恐懼〉,或見九個國際人權、宗教研究組織的共同聲明:〈Coronavirus and Shincheonji: Stopping the Witch Hunt〉,註5)。

姑且不論新興宗教本身原本的活動是否具有爭議,但除了集權政府如中共外,在現代民主法治國家,都應該以基本的宗教自由,保障新興宗教信徒也能擁有基本人權與各類不受歧視的平等對待。然而,在對照韓國這次的疫情上半年與下半年的雙重標準行動裡,很明顯看出了部分傳統基督教派對輿情的操作與利用,藉以用來消滅自己看不順眼的新興宗教。

學者早就有研究指出,二十世紀晚期,韓國國內基督教保守派力量,通過向教徒和普通市民散發傳單、借力媒體、直接接觸等多種方式,大力宣揚自己保守教派的多種主張。基督教保守力量積極地向韓國的國會議員、政黨高層、政府高官等展開遊說活動,試圖說服韓國的議會、政府按照宗教右派力量的意願施政。

他們也嘗試去控制輿論,擴大自己的政治、經濟影響力。(註6)長期下來,保守基督教教派已經對韓國社會的輿情方向產生深遠影響,讓他們常常可以實現自己的宗教目標,當然也包括抹黑、鬥臭自己看不順眼的新興宗教團體。

韓國前總統李明博,他本來就在保守基督教會中擔任長老,曾直接以總統身份在基督教禱告會中下跪|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長期關注宗教自由與人權問題的義大利宗教自由大使,也是著名宗教學者的Massimo Introvigne博士就注意到,新天地的教主李萬熙與新天地信徒對新冠疫情的處置,並沒有像外界傳言的不配合政府,特別是比起下半年,抱持基要主義立場,隸屬傳統基督教派的首都的「愛第一教會」的信徒,或他們心靈導師全光焄對疫情的藐視、輕忽與不配合度,完全是小巫見大巫。

但社會輿論一直到最後,才開始對「愛第一教會」與全光焄牧師因為忍無可忍而有所批判。之前整體社會與政府,似乎都一直被傳統教會挾制,敢怒不敢言,甚至連文在寅總統本身都對之深感困擾,又莫可奈何。

比較之下,社會輿情在傳統基督教派的打壓與操作下,對新天地團體完全沒有任何同情的理解與寬容,讓新天地團體只能乖乖被政府及社會予取予求,最後的結果還包括團體領導人與多位信徒均悲慘地被逮捕,整體教會也面臨到要被解散的命運,明顯地就是雙重標準的對待方式。

不只Massimo Introvigne博士有對韓國的宗教問題做出了自己的觀察,長期關注各國宗教自由與迫害問題,擔任人權無國界的執行長(Director of Human Rights Without Frontiers Int’l since 2005)Willy Fautre博士,也特別撰文,做了詳盡的學術研究。

Willy Fautre博士指出,韓國政府針對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措施,對快速成長的新天地教會,具有強烈的歧視和侵害,而對於傳統基督教教派教會卻息事寧人。新天地教會遭受羞辱、欺騙及攻擊性的謠言,被要求提供會員和財產的清單,教會部分領導人面臨不合理的懷疑、威脅、財務上的騷擾、迫害、子虛烏有的指控、逮捕和囚禁。

相反地,政府對傳統基督教教派教會卻姑息,有罪不罰。Willy Fautre博士這篇論文提供了不少具體的事實和證據,聚焦在對新天地的歧視,並分析宗教、社會政治之間的能動性,究竟是如何構成對新興宗教的騷擾。(註7)

根據Willy Fautre博士的研究,我們可以明顯地觀察到,韓國政府與社會輿論在長期受到傳統基督教會的掌握下,明顯地對新興宗教教派採取了雙重標準的對待模式,刻意藉由操作疫情,圍剿各種新興宗教,特別是新天地。

格外配合政府防疫的「非既有宗教」團體案例:基督教福音宣教會

也許新天地在教義上,對傳統基督宗教而言,確實是充滿了爭議,其宗教崇拜與儀式也無法被傳統基督宗教接受,但基於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對個人宗教自由的尊重,對別異教派,社會大眾仍應當給予適度的宗教寬容。但傳統基督教派並不是只針對個別的一個教派,而是幾乎想透過操作疫情,也同時消滅他們看不順眼的新天地以外的非傳統基督教教派,如基督教福音宣教會(一般稱攝理教會)。

從二月中開始,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就全面配合政府疫情的防制,徹底取消實體聚會,全面改採線上禮拜至今(且是全世界各國的教會都同時採取對疫情的最高警戒態度,一律取消實體聚會),成了創下了近乎零確診的良好團體,受到韓國政府的肯定。

2月23日,韓國總統文在寅在親自主持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策會議上,感謝自主取消宗教活動的宗教組織,向依照韓國政府方針取消活動的宗教組織傳達了感謝談話文。這是因為在韓國國務總理丁世均2月22日晚上發表對國民談話之前,基督教福音宣教會早就決定以韓國為中心的亞洲國家,在家進行禮拜。(註8)

同屬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在疫情不那麼嚴重的台灣教友,同樣也嚴格要求各教會以最高標準進行了防疫,2020年3月起,在台灣的基督教福音宣教會也全面取消教會建物內部各項人員聚會,改以線上會議、線上禮拜形式,希望將所有造成傳染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註9)

其實類似基督教福音宣教會(攝理教會)這類的團體,就非常符合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丁仁傑教授,在分析各類新興宗教對待2003年SARS疫情的分類中,屬於「積極主動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的宗教團體類型。

如丁仁傑教授所言,至少就社會運作連結的機制以及價值觀的共通性來看,與西方社會的發展不同,東亞民間社會的擴張與國家機構的安定和強大,二者間似乎並未形成嚴重矛盾,除非情況特殊,民間社會領導者在社會實踐中,很少採取著與國家機構直接對抗的立場。

如同丁仁傑教授所舉的台灣慈濟功德會當初對政府防疫的配合一般,基督教福音宣教會(攝理教會)從創會牧師鄭明析先生帶頭,不斷呼籲教友配合政府,積極要求教友全面尊重醫學專業,採取極端小心的態度,完全沒有在這段時間去談任何個人的宗教自由權利,或者抱怨宗教聚會受到限制,很明顯是屬於丁仁傑教授所描述的「強調集體社會價值」類型的宗教團體。(註10)

但即便如此配合防疫,仍然無法逃過被韓國的傳統基督教教派攻擊的命運。隸屬韓國傳統基督教的電視台,基督教廣播(韓語:기독교방송;英語:Christian Broadcasting System,簡稱CBS)趁疫情期間,刻意製作了一個節目謊稱基督教福音宣教會(攝理教會)隱匿確診病患,藉著疫情想再次炒作一波新天地教會之外的,對新興宗教的獵巫行動。

結果卻很有趣的,真正被確診的反而是CBS自己的員工,CBS因為所屬記者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一度關閉了整個辦公樓並停止播出正式節目,在完成整個大樓消毒防疫後,CBS才從8月20日中午起才能重新開始播出節目。(註11)

透過這個事件,我們也再次可以看到,韓國疫情中,傳統宗教如何預謀並操作社會因為疫情而產生的恐懼,而進行對新興教派的獵巫與抹黑的行動,雖然不一定都遂其心願,但也造成了社會的無謂之恐慌與某種程度上的撕裂。

結語:對比韓國,台灣宗教與公民社會的包容共存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最權威的政治學術期刊雜誌上,發表了他對美國和其他重要國家對抗新冠疫情結果的觀察,他發現能抗疫成功的重點,並不是你是民主國家或極權國家,而是在你的領導者和人民之間,能否信任政府、信任專業。(註12)

自從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比起東亞各國,或世界其他國家,台灣的防疫成就在公共部門與社會各界的協力下,為舉世所共睹,甚至可供其他國家借鏡。台灣防疫的優秀表現,正如福山所分析的,是因為人民與社會大眾相信專業、相信政府。

而在這當中,台灣的宗教團體比起韓國,並未有任何盲目地激進行動,不論是傳統宗教,或新興宗教教派,均一致配合政府的超前佈署與防疫安排,也少有任何宗教團體或組織,藉著疫情操作任何鬥爭或抹黑其他敵對團體的行動,看出了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尊重多元價值的展現,充分實現了各宗教團體與公民社會可以和平共榮的景象。

這樣的優良表現,也許長期被善良的台灣人民視為理所當然而不自覺,但一旦對比起其他東亞國家的亂象,其實是值得我們讚賞與鼓勵的。看到韓國的例子,我們也反省,也許一般傳統宗教所排斥的「新興宗教」還不一定真正令人畏懼,盲信地、與儒家封建思想充分結合地,毫無寬容的東亞式的基要主義教派(學者杜維明就曾說:韓國的基督教具有強烈的儒家化色彩,註13),才更加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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