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管樂隊

作者：曾信榮

一想起臺北盲校的管樂隊，總有著細數不盡的甜美回憶……該樂隊由吳璧聲老師擔綱指揮三十餘年，在一九六○到七○年間可是省賽的常勝軍，據說還是建中、北一女等知名學校聞之膽顫的勁敵，並長年應邀至企業、社團、甚至環島演出。

雖然吳老師的視力不佳，但一肩挑起教練大責─找譜、編譜、教學全包。再加上諸多管樂器他無一不能，嗓門大、上課認真風趣，退休之後，再沒有人能有他那樣的聲量與器度接手團務工作。

小學一年級時，每逢周四第七節樂隊練團，我必義無反顧捨去每天非聽不可的「王子龍講古」，飛奔上二樓音樂教室聽吳老師上課。光看他拿著鼓棒打拍子，伴著樂隊高唱不同主題旋律的氣勢，即使站著聽一節課也值回票價。後來聽說許多剛進盲校的同學及老師也和我一樣，愛在管樂團上課時坐於後排，欣賞美妙的音樂及老師迷人的指揮風采。

有機會進到管樂社，是所有臺北市立啟明學校（簡稱「北明」）孩子們的無上榮耀。從小看著大哥哥們在教室裏、走道上，「嗶嗶逋逋」地吹著各式各樣亮閃閃的喇叭，尤其每回升旗、降旗為全校師生演奏國歌和國旗歌的那一股威風氣勢，更叫我著迷。

升上小五時，打鼓的學長因學會長笛，有意找人接棒，我見機不可失，主動請他教導。他帶我到老師跟前，老師看看他又看看我，笑著對大哥哥說：「你一個壯碩的年輕人拿那麼小的樂器，叫個小孩頂你扛大鼓，說得過去嗎？」我趕緊上前向老師表示，大鼓並不重，我「兩根指頭」就拎得起來。老師見我意願堅定，只好對大哥哥說：「你試著教教看，教得會你就吹長笛，教不會，繼續打大鼓。」

如願得到了許可，我興奮得晚上常夢到自己和學長姐們前往各地演出：鼓聲咚咚，震耳欲聾，神氣而威武地指揮著全場，常被熱烈的掌聲與歡呼驚醒……

為了及早進團，一有空閒我就哼唱旋律，白天在教室拿鼓鎚敲桌子，晚上進寢室徒手打床板，鬧得同學和室友們不堪其擾，一再抗議。但我身處「夢」中，始終置若罔聞。

一到升降旗，大哥哥會站在我身旁，教我國歌、升旗歌怎麼敲，當典禮結束，司儀喊出「進教室、齊步走」時，樂隊要演奏一首進行曲以便同學行進。他在一旁為我數拍子、打節奏，但我不是興奮過頭、打得火急，就是慢條斯理、龜速徐行，折磨得吹奏的大哥哥們氣喘吁吁、訐譙不止。他成了眾矢之的，代我受了許多抨擊與指責。

某次音樂課上，老師問同學們：「在眾多樂器中，你們覺得哪一種樂器最簡單？」大家異口同聲回道：「打大鼓最容易。」老師莞爾一笑，鄭重地告訴我們，「任何一件事要想『做好』，就不可能輕鬆、容易。你們或許以為鋼琴和小提琴彈得快、拉得急比較困難，打鼓嘛，隨便敲敲就好。這種觀念並不正確。要想學好小提琴和鋼琴當然不容易，但是，要把鼓打好，快慢有序、指揮若定，也沒你們想像的那麼輕而易舉。」

為參加教育主管單位每年春天所舉辦的中等學校音樂比賽，寒假期間，所有管樂隊團員都被要求留校集訓，那是學習生活中最悠閒的時間了─除了背譜與團練，沒有任何功課壓力，清晨不必趕著早點名、整理內務，只在老師到校前抵達音樂廳練團即可。訓導處對留下的精英們也禮遇有加，曾經安排大家到知名牛肉麵店用餐，前往陽明山賞雪……

加入樂隊第一年，老師挑選的參賽曲是奧地利作曲家蘇佩（Franz von Suppe）的〈詩人與農夫序曲〉。由前奏進入主題的過門，大鼓和鈸須同時敲四下，我算不準拍子，和打鈸的學長「咚鏘，咚鏘」交錯，我因為無法敲在同一拍點而引來嘲笑與怨懟。

我詢問老師究竟要休息幾拍方才敲擊，他聽了猛搖頭，要大家放下樂器，鄭重地說道：「你們知道盲人為什麼適合學習音樂嗎？因為我們的耳朵是正常的。音樂對我們來說雖然也存有障礙，但比起其他類科畢竟少得許多。要是輕易地告訴你要等幾拍，等於抹殺了你的『注意力』，對你的音樂學習沒有太大幫助……在樂曲進行當中，大家一定要用心聽別人的聲音，了解他們到底都在做些什麼。『休止符』也是音符的一種，作曲家把它放在那裏有它一定的用意，絕非叫你坐著發呆……」

老師說了上述一大套，最後總算明確告訴我，「當聽到低音部四個三連音之後，就是擊鼓的拍點」，然而年少的我不懂何以這麼簡單的事要囉唆地講那麼多。

樂曲進入主題，一般管絃樂團會由大提琴擔綱獨奏，當時學校管樂團裏的第一小號，也是現在啄木鳥室內樂團團長張育豪先生和另一位吹奏Sax的學長都是Solo的一時之選。團員們清楚育豪兄吹奏小號遠比另一名學長要穩妥得多，但他卻把機會讓給對方。正式比賽時，連續幾個破音，讓大家無緣晉級決賽。

校內同仁詢問吳老師何以不指定由小號吹奏？他爽朗地答道：「學生想要表現，當機會來臨，老師就必須加以訓練、提拔，並全心全意地信任他。如果都只想栽培第一名的學生，其餘多數的人要怎麼出頭？比賽得名固然很重要，讓每一個學生對自己有信心、敢於獨當一面，更該是老師應有的教育職責。」

升上小六，聽說學校即將購進一批樂器，毛傳真、盧將委、謝瑛昌和我四人，三番兩次跑到辦公室向吳老師表達強烈的練習企圖。老師以經費還在審議、尚未招標、進口商品需海關檢驗……等原由，說明何以樂器尚未抵達學校，要大家別急。其他老師看到這種場面，常笑著對我們說：「日後火熱練習的心如果能有拿樂器時的一半，成就一定高過吳老師。不要『頭仔興興，尾仔冷冷』，欺騙老師的感情。」

好不容易等到驗收完畢，老師叫我們到樂器室集合，除指定謝瑛昌吹小號，他交代我們其餘三人練黑管（豎笛）。擔心大夥兒年幼無法好好保管，只發給吹嘴，交代課後認真練習。

歷經多時盼望，儘管只拿到一管喇叭嘴，卻也足夠讓大家欣喜若狂。每逢下課，四個人變「低，低，低，噗，噗，噗」此落彼起、聲勢浩大地吹了起來。

豎笛的聲音婉轉纏綿，有著像少女般欲語還羞的高音及如中年棄婦般哀怨、無助的低音，與樂團中小號的明亮、華麗、陽剛，充滿耗之不盡的青春氣息成了鮮明的對比。然而換了吹嘴，兩者聲音的大小與亮度相較卻迥然有別─記得當我裝好竹片，首次拿起吹嘴輕輕吹氣時，發出的聲音之高、之大、之刺耳簡直令我震懾。誰料看來纖細而斯文的樂器，單一吹嘴所發出的聲音，竟是那麼的驚天動地、穿雲裂石，嚇得年少的我不住拍著胸脯，頓了許久，定了心神，才又敢鼓起勇氣再度試吹。

甭說三個小孩為了顏面，你來我往、互不相讓，比誰吹的聲音大之外，還要比誰的氣最長，就是光只一管豎笛嘴，也夠讓人震耳欲聾、避之唯恐不及了。相較於謝瑛昌的「小」號，那真個是「小」巫見大巫，憑他再有幾十個分身，再怎麼吹得臉紅脖子粗，發出的「噗，噗，噗」聲響，和我們相較，真的毫無一點招架之力。

雖僅是三管吹嘴，但我們的「聲」勢驚人，下課之後，沒有同學再敢留在教室裏。走廊上常可聽到不知情的家長們這麼交談著：「訓導處廣播器壞了也不修……搞什麼名堂，最近老在防空演習。」

鬧了幾個禮拜，同學們多次表達嚴正的抗議，老師們的耳朵也感吃不消，於是，我們比預期要早地拿到了專屬的樂器。習樂的熱情也隨著樂器的到手而迅速冷卻。果然應驗了老師們「頭仔興興、尾仔冷冷」的預言。當然，我也如法炮製，像大哥哥一樣毫不猶豫地將沉甸甸的大鼓交給了另一位千方百計想進樂隊的小朋友。

二○一一年十月十三日，吳老師因膽管癌不幸病逝。回想同年三月間前往探視，臨走時，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道：「我老吳算得上是有一點小聰明的，可惜一輩子碌碌平庸，沒什麼成就。」

不知老師心中「成就」的定義為何？以我淺薄之見，就目前檯面上活躍的視障音樂團體，如啄木鳥樂團、黑門樂團及喜樂、喜恩、展翼合唱團的團長與多數團員，及視障歌手蕭煌奇、張玉霞、音樂製作人黃俊傑……等，皆為北明的校友看來，老師三十多年從事視障音樂教育工作對盲童音樂的啟蒙與影響之大，除了中明的周進成老師之外，幾乎已無人能與之相提並論。這樣的成績，要是還只能算是碌碌平庸的話，同樣身為老師的我，如不能見賢思齊、有所警惕，實無法對得起吳老師在天之靈。

從小學五年級起，參加啟明學校管樂隊總共八年，除了詩人與農夫之外，我還吹奏過〈塞爾維亞理髮師〉、〈阿伊達〉、〈輕騎兵〉、〈羅馬之夢〉、〈悲愴〉、〈蘇格蘭狂想曲〉、〈芬蘭頌〉、〈驚愕交響曲〉……等編制較大的曲子，以及運動會與每天升、降旗必須用到的多首進行曲。

多年不見的校友相聚時，總會習慣性地問起管樂隊的近況。聽說樂隊已解散多年，都不禁歎息：「校園中聽不到吹奏樂器的聲音，還算是『啟明』學校嗎？」

走過數十個寒暑，我深深覺得無論學習任何一種事物，對視障者而言都是一條艱辛而又漫長的路程。不只數學、理化等自然類科，就連多數人認為較無障礙的音樂，和常人相較，一樣是困難重重。

以管樂合奏而言，除了要求全曲記誦，演奏時看不到指揮的肢體動作與面部表情等提示，光憑默契要想與其他視障夥伴演奏好每一支歷經多次轉折的樂曲，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少，在我當時小小的年紀，努力吹好自己的音樂都力有未逮，哪來餘暇與心思仔細聆聽其他同學們究竟正吹奏著些什麼？

自小優異的成績、感覺良好的外在表現，讓我繼目盲之後，又喪失了謙沖為懷的胸襟。這不但阻礙我與同儕的交往，也限制了我學習的廣度。如果當初不曾進到管樂隊，沒有吳老師「仔細聆聽別人正在做什麼」的一再教誨，我想自己心中看到、聽到的，將只有「自己」，絕不可能於日後費心組織合唱團，為盲友成立協力車隊。

我慶幸自己能夠在充滿著各式樂音的環境中長大，如作曲家所言，比常人多了一隻「耳朵」，可以聆聽各式動人的樂章。每每和昔日同窗談起管樂隊環島、練團時的種種趣事，彷彿回到了少年時光：

吳老師挺拔地站立在我們跟前，重敲著鼓棒，高唱著旋律，一次又一次，專注又瀟灑地引領著和他一樣視力不佳的孩子們，走進美麗、夢幻、多變、色澤斑斕而動人的音樂森林之中……

（本文作者為展翼合唱團團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