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我志未酬—序陳永興七十自述(下)

李筱峰

永興在高雄醫學院也因為校刊文章,以及呼籲「軍訓教官退出審稿」,而被記兩大過兩小過,也差一點被退學。

我們這些「無可救藥的傻子」終於結合起來了!直到現在,我們都還並肩作戰。

認識陳永興之後,開始知道他的很多生長過程,更認識到他的人格特質。

自孩童時代起,陳永興就是一個愛哭又心軟的小孩。他沒有像蔣介石小時候看魚的經驗,可是陳永興小時候看到街上有出殯的行列經過,他卻會和喪家一樣哭得很傷心;有一次他望著家裡鳥籠中的兩隻小鳥,覺得他們無自由很可憐,就偷偷打開鳥籠放生,結果討來父母的一陣罵。直到當了醫學院的實習醫師,他仍心軟愛哭,醫院裡有病患病逝,他也跟著家屬哭泣,指導教授警告他當醫師必須堅強不許亂哭,他才堅忍下來;他上了初中之後,父母給他零用錢,他總是嫌不夠,每天中午帶的便當,他總是要求盡量多裝些飯菜,可是,晚飯時回家又餓得不得了的樣子。這引起父母的注意,經過查訪,才曉得原來他的零用錢都送給家庭窮困的同學了。每天的便當,也固定幫助一位同學,由兩個人分吃(我小學時竟然也有將便當與同學分享的相同經驗)。

1968年,永興已經是高雄醫學院的大一學生。有一天報載高雄地區有個人家,父母俱亡,遺下三名孤苦無助的小孩。永興看到了,按著報載的地址找到這三名孤兒,最大的男孩小學六年級,依次是四年級、二年級。他們在父母的靈前哭著焚香。永興擁著他們,把帶去的東西和錢給他們,最大的男孩顫聲哭泣。就這樣子,從1968年到1969年這一年之間,陳永興每個傍晚都強迫自己由學校匆匆趕回家,吃飯、洗澡,然後瞞著家人出去當家教,把每個月家教所得的六百元,加上自己原有的六百元零用錢,拿去幫助那三名孤兒。

進一步,陳永興在學時期又發動高醫的同學,組成醫療服務隊,每星期一到六輪流分派一個小組到高雄市中正路的浸信會私立麻痺兒童育幼院去義務工作。一方面替麻痺兒童進行物理治療,一方面指導他們的功課,陪著這些父母不管的孩子玩。這種工作歷時三年半,他都瞞著家人,直到有一天許多小兒麻痺的院童到他家裡要找「陳老師」,才被家人知道。在麻痺育幼院工作的同時,他也參加高雄「生命線」的義工服務,做了兩年多的義工。(以上的事蹟,我是從郭楓老師和陳媽媽得知的)

這位醫學院的醫科學生顯然不滿足於僅只在都市裡面當義工,1973年(這一年我在政大讀大三),已經是高雄醫學院醫科五年級學生的陳永興,糾集了一群在各大學院校就讀的朋友(他們都曾經於高中時代一起住宿於台南市的一所天主教的學生宿舍—「百達宿舍」),組成了「百達山地服務團」,利用寒暑假,奉獻出自己的時間、勞力、精神、金錢、愛心與智慧,深入南台灣的山地霧台、大武、阿禮、佳暮、去露和好茶等六個海拔一千公尺以上的山地部落,去從事多方面的義務服務工作。工作的內容包括醫療服務、農業指導、學童課業輔導、青年問題座談、民眾教育、社區調查、家庭訪問、土木測量、工程建築、儲蓄互助講座、烹飪示範…。所有的醫藥、書籍、文具、運動器材、衣物,都是由團員自己辛苦募款籌來的。這個山地服務團每年暑假上山一個月,寒假上山兩週,參與服務團的青年朋友,前後遞傳有數百人。

從以上的事蹟,讓我了解永興兄的人格特質與人生觀。這種人生觀,是以天下蒼生為己任,而不是在乎世俗的薪水、地位、權貴。那些以薪水、地位、權貴為目標的人生,可能可以躍居「人生勝利組」;但是充滿Social concerning的理想主義者,可能就在失敗與挫折中奮進,永不滿足。所以永興對生命的領悟是:

「人的存在是先天本能的反抗所作的自我選擇;

生命的本質是經常痛苦的思想不斷的自我衝擊。」

他的自我選擇、自我衝擊,讓他做了很多一般「人生勝利組」不見得想做的事情,例如:

戒嚴時期參與黨外民主運動,糾合朋友幫忙黨外人士(如康寧祥)的選務;參與與康寧祥的《八十年代》雜誌的創辦。

接辦瀕臨停刊的《台灣文藝》,時間長達六年,為延續台灣文化與文學的最後一脈香火。現仍創辦民報與民報文化雜誌,為台灣本土文化持續播種。

他於1990年野百合學運時呼應學生訴求,要求政府召開國是會議,並成功邀請廖述宗、張富美等海外台灣人重要學者返台擔任代表。而陳永興於國民大會代表任內,並擔任黨團總召集人,發起台北火車站前五天四夜大型抗爭,成功擋下當時由國民黨的施啟揚、馬英九主張的「委任直選制」,讓當時李登輝總統重新思考「總統直選」的可能性,是為台灣民主政治史上最璀燦的一頁,最後成功於國是會議通過「總統直選」決議。

他於1990年野百合學運時呼應學生訴求,要求政府召開國是會議。圖/民報合成

1987年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陳永興擔任台灣人權會會長,結合鄭南榕與李勝雄等人,組織「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擔任會長,隨後結合宗教及文化、學術界社團發起「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歷經多年努力終於使二二八禁忌得以打破,使二二八受難者獲得賠償與平反並促使將每年228該日頒訂為國定紀念日。

在台灣人權會會長期間,永興獲邀前往美國國會參加「台灣人權聽證會」,發表台灣第一份人權報告書。

陳永興除了支持台灣文學、藝術、音樂工作外,還是陳文成基金會(前身: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的創會董事,迄今投入該基金會工作已逾卅年。2015年並成功推動台灣大學校方同意於校園內設置陳文成紀念廣場。此外,他於1984年獲得王桂榮先生創辦的「台美基金會」社會服務講,將所獲得的獎金一萬美元,再找了20個高醫校友又籌了一萬美元,一共兩萬美元,開始資助台灣學人赴美研究,到了1999年正式創立『台杏文教基金會』,讓本土研究更有系統的推動運作。

另外,陳永興也是『台灣醫界聯盟』的秘書長(會長是李鎮源院士),任內推動廢除刑法100條、並參與『彭明敏文教基金會』、『群策會』、『亞太基金會』等團體的運作,為台灣的公共政策提出過許多建言。

1997年當選立法委員於花蓮,擔任立委期間,他推動特殊教育法、職能治療師法…等法案立法通過。此外,精神衛生法、社工師法、臨床心理師法等重要相關社會服務與醫療人權的法案通過,陳永興也都是重要的推手之一。

以上是永興兄的社會服務與政治參與,至於身為醫師的他,在醫療行政與醫療服務方面,我印象中有以下事蹟:

他曾赴美遊說台灣人醫師返鄉,促成衛生署推出「鮭魚返鄉計畫」。

他擔任高雄市衛生局長期間,有感於打狗高雄是世界近代醫學進入台灣的歷史起點,因此以省思醫療人文教育的心情,籌建台灣第一座醫療史博物館。他可以說是台灣第一個醫療史料中心的創立者。

永興在擔任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長期間,由於既往之市立醫院規模、設備與人員均已不足以因應民間需求,因此提出市醫整併,有效整合醫療資源,同時擴大醫療規模。

他也是首位提出「親老」訴求,讓老人醫療議題逐漸獲得社會重視。

他曾擔任SARS防疫南部總指揮,成功帶領南部度過SARS風暴。這個防疫工作也使他獲得2004年行政院「抗SARS南區總指揮」功勞獎。

擔任台北市立療養院住院醫師期間,陳永興與葉英堃教授進行全國精神醫療設施與人力調查研究。第一次進行全台灣精神醫療機構及人力普查的醫師。

我不勝其煩列舉許多永興兄的諸多事蹟,其中有些是他基於「願無伐善,無施勞」的心情而不在回憶錄中自我吹噓。七十年來,陳永興做了太多事情,永不止息,但也永不滿足。理想主義讓他永遠有著「我志未酬」的感覺。

時值永興兄七十生日,並出版七十自述,囑我寫序,我雖惶恐,下筆仍不能自已,但是還有太多寫不完的事蹟,背後都是台灣現代史。

我與永興兄有五十年的交情,五十年來他對我有數不盡的照顧和幫忙(像我這樣受他照顧和幫忙的人,還很多),我受恩感激,不能盡述,只好留在我的回憶錄中再來敘說。在這裡,我們只能舉杯相互溫暖,喟然而嘆:

美麗的仗,我們並肩打過。但是年輕時代的理想,我們還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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