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日見伸長的影子：歐威爾與《一九八四》

如果你沒有看過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原名Eric Arthur Blair）的小說《一九八四》，那麼八三年除夕的意義，跟任何一年不會有什麼不同。過一年長一歲。即拿宇宙的年齡來講，1984只不過是較1983更接近地老天荒的極限而已。

但你如讀過此書，知道史密斯和朱麗亞等人的遭遇，那麼你可能自掩卷那天開始，心中便蒙上一層恐怖的陰影—既不想看到《一九八四》所預言的事翻到眼前來，卻又明白這個年份早晚會降臨是不改的歷史事實。

以小說藝術來評價《一九八四》，此書算不上偉大，但是如果我們以欣賞福樓拜爾或亨利‧詹姆斯的眼光來看《一九八四》，那我們就辜負歐威爾的心血了。他自己這樣解釋過：「如果我生逢太平盛世，說不定我會措典麗之詞，作不夾個人感情的書。我可能連自己的政治愛憎也搞不清楚，可是我們今天所處的環境，不是昇平之局，使我不得不寫問題小說。」

歐威爾究竟是怎樣一個人？1983年11月28日的《時代週刊》就用他的生平作封面故事，執筆者為Paul Gray，在參加該雜誌為書評欄編輯前是普林斯頓大學英語系教授。跟一般《時代週刊》的封面故事一樣，這篇題名〈一九八四——老大哥之父〉(Big Brother's Father)的特寫是為大學以上程度的知識分子而寫的。資料方面，用得適可而止。文章內容，少見文學上專門術語。這是《時代週刊》一貫的宗旨——深入淺出，務求各行各業的高級知識分子都能看得懂。

但這雜誌所用的資料，有些不是在圖書館找得到的。就拿歐威爾的生平來說，有一部分就是第一手的訪問紀錄。《時代週刊》派了研究員去訪問這作家生前的同學、同事和朋友。這些人對他的印象，拿他的著作來比對，顯得相當浮光掠影。以下是他三位同業對他的觀感。

V. S. Pritchett：「我對他的瞭解，只可以說到某一程度而已。他為人相當難捉摸，正當你認為可以掌握他某些見解時，他又自相矛盾了。」

Julian Symons認為歐威爾的脾氣有點怪誕，「說話行動有時坦率得令人難受，因此樹敵不少。」

在Malcolm Muggeridge的記憶中，「歐威爾瞧不起知識分子，同時也藐視那種被稱作『穿涼鞋的人』。他自己也是個知識分子呵！」

難怪Paul Gray說他們看錯人了。他們目中這個「怪物」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面對歷史，敢作逆耳之言。除了性格如此，他一生的遭遇對他後來的信仰極有影響。

歐威爾在印度出生，父親為大英帝國的公務員。在貴族學校伊頓畢業後，家裡供不起他到牛津或劍橋唸大學。這對他打擊相當大，因為他知道在他中學的朋友看來，他從此是「陌路人」了。在無可奈何的心情下，他追隨了父親的步伐—到印度去當「皇家警察」，後奉命調駐緬甸。

二十世紀初，英國人在南亞的霸權還未沒落——他們在殖民地上，真可說是君臨天下。歐威爾親自體察了在殖民地做順民是怎麼一回事後，就辭職回到英國去，決心從事寫作。五年當「皇家警察」經驗積聚下來的犯罪感使他苦悶不堪。他童年時就已隱現的心態，此時更明朗化了—他要替受壓迫的人說話。

他第一本書《愁困巴黎倫敦》(Down and out Paris and London, 1933)記的就是這兩個大城市的下層社會生活。《到威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 1937)前半部寫的，是不景氣中英國礦工和工人的悲慘命運。這是一本極不尋常的著作，因為一方面作者堅信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消滅資本主義貧富不均的現象和階級的異同，另一方面卻又是對當時英國社會主義者無視於工人實際問題的指責。此書充分表露了他的識見，在左派的理論鬥爭中，當權者永遠佔上風，但最後不論鹿死誰手，本質都一樣——以暴易暴。

給歐威爾認識到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真正面目的機會，卻是西班牙內戰。西班牙選出了左翼政府，致力推翻大元帥佛朗哥。歐威爾覺得這是體驗「民主政制抗拒法西斯主義」千載難逢的時機。

1936年冬他抵達西班牙的巴塞隆納(Barcelona)，一個現在完全由「無產階級」統治的城市。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住過的由工人當家的城市，」他在1938年出版的《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這樣追憶說：「除了少數女子和外國人，你不會再找到衣飾華麗的人。幾乎可以說每個人都穿工作服，藍工裝褲或一種改良過的軍裝。當日的情形，有許多地方我是不大瞭解的。有的地方我甚至感到厭惡。可是我馬上感覺到，這種新發展值得我賣命去維護。」

當日令歐威爾感到「呼吸著平等空氣」的因素，包括這些小節—他要給電梯操作員小費，卻為經理制止；理髮店的椅子，都掛著牌子說理髮師再不是奴隸階級了。

他說要為維護新政而賣命，倒不是說著玩的。他參加了當地一個民兵單位，與佛朗哥軍隊對抗，結果受重傷（子彈穿喉，幾乎致命）。在醫院養傷期間，局勢轉變得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原來西班牙政府中的共產黨把歐威爾認同的抗佛朗哥激進分子列為非法。

這樣，歐威爾和他的戰友就被西班牙和歐洲的共產黨報紙目為法西斯主義者和佛朗哥雇用的殺手。巴塞隆納城內的清算鬥爭運動已開始了，因此他一出院就躲起來了，找機會偷渡回英國。他這個體驗「民主經驗」的歷程，前後只有半年。

回到英國後，他每天閱讀報章上有關西班牙局勢的報導。這又是一次令他大開眼界的經驗，也直接影響了他最後一本小說《一九八四》的構思。原來報章所報導的，全是「歷史創作」。「那兒根本沒有放過一槍一彈的地方，報章上卻說『戰況慘烈』；那兒死人無數的，卻又隻字不提，我親眼看到的英勇作戰的軍隊，被貶為懦夫、叛國者；那些根本沒聽過槍聲的人，卻被捧為『光榮戰役』的英雄。」

這種跡近大洋邦「真理部」製造出來的新聞，令他擔心不已：「因為我覺得『客觀事實』這個基本觀念，已逐漸在世界中消失了。」

歐威爾決定以餘生制止這趨勢蔓延。值得注意的是，他口誅筆伐的對象不限於納粹、史達林主義者和一切認為為了「大原則」撒謊無害的人，他對近代哲學和文學所倡導的唯我論深惡痛絕。那種揭櫫現實僅是文字組織起來的大千世界的理論，無疑是為獨裁者顛倒是非黑白的作為鋪路。《一九八四》的口號中不是有「戰爭是和平」、「自由是奴役」和「無知是力量」的說法嗎？

歐威爾堅信，要拆穿極權者隔天過海的把戲，唯一可靠的法寶就是理性和常識。一個真正了解自由和奴役分別的人，絕對不會接受「自由是奴役」這種「矛盾統一」的說法。

語言的煽動力，其破壞性不下於武器。歐威爾提醒他的讀者說，希特勒崛起德國政壇，最後成為大獨裁者，就是因為他曉得操縱語言，打動民心。二次大戰前夕歐威爾就說過這種發人深省的話：「今天的專制政府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因為其性質史無前例。這些政府將來結果如何，實難逆料。歷史上過去每一種暴政早晚終被推翻。最少也有人去抗暴。這是因為人性先天愛好自由的關係。可是我們再也不敢肯定『人性』是否永遠一成不變。……收音機、出版界的檢查制度、統一受理的教育方針和祕密員警之出現—這種種事實已改變了我們對人性的假定。『群眾意見』是過去二十年內才出現的一種科學，將來發展如何，現在誰也不曉得。」

由上面這些話看，我們也許可以下結論說，歐威爾對人類的前途，看法很悲觀。更令我們擔心的是，他預言的極權手段，不少今天已擺在眼前，如封鎖新聞、改寫歷史、施酷刑迫使「罪犯」出賣親人朋友，這都可以說是不幸言中了。

可是我們應分清一個事實，歐威爾的看法可能悲觀，但他捍衞自由的決心和做人的態度是積極的。《一九八四》是他一面咯血一面打字寫出來的作品。一個悲觀厭世到了極點的人，絕對無此強烈的使命感。他死前要把這部著作留給我們，無非證明他對人類前途並未絕望。他在《到威根碼頭之路》中肯定了這個信念：「經濟上的不合理現象，只要我們決定那一天要廢除，那一天就可以廢除。而且，只要我們有誠意，用的是那一種方法，倒是無關重要。」

看來歐威爾在這方面又顯得太樂觀了。不過我們卻可由此調整看歐威爾兩大政治寓言小說《萬獸園》(Animal Farm, 1945)和《一九八四》的觀點—作寓言而非預言看。正如他自己所說，《一九八四》所描述的社會不一定會降臨，但類似的事情卻會發生，除非我們及早預防。

怎樣防止這種「類似的事情」發生？歐威爾寄望於文字。他認為政治上的混亂，與文字的墮落有關。拿「大洋邦」的例子來看，這就是官方的強詞奪理。要是無知是力量的邏輯可以成立的話，那麼「不愛共產黨就等於反政府」這種話，一樣可以言之成理了。

歐威爾寄望於文字以阻止「大洋邦」陰影之伸展，也實在是知識抗拒極權主義的唯一辦法了。為了極明顯的理由，《一九八四》在中國大陸一直到1988年才有公開發售的譯本；臺灣有譯本，卻非全譯本。為了紀念這位作家，英美兩國1984年聯合發行十七卷的《歐威爾全集》。《一九八四》自1949年出版以來，譯成多種文字，單英文版已銷千萬冊。

歐威爾的精神遺產對英美知識分子有多大影響？我想這不是可以用數字統計算得出來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一定很深廣，因為《一九八四》與卡夫卡的《審判》一樣，是本過目難忘的書。一本不忍一讀再讀的小說。搶新聞、爆黑幕是競爭激烈的美國報界一貫作風，但揭露水門事件的兩位記者，說不定就是為了秉承歐威爾的精神而去捋虎鬚的。

在此意識來講，世界上多一個《一九八四》的讀者，就是多一個懂得在極權政府下生活是怎麼一回事的人。

我們應該多多推廣歐威爾的小說。藉著他文字的感染力，我們才有撥亂反正的機會。只要我們還認識到「無知是力量」實在是強姦了「知識是力量」演變出來的話，那我們可以安慰自己說：「一九八四的社會還未出現。」

作為「反烏托邦」小說看，《一九八四》有許多前身。別的不說，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的《美麗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就是個驚心動魄的好例子。

但如果你在兩書間要作一選擇，我建議你看《一九八四》。

如果有人要我列出十本改變我一生的書，我會毫不考慮的選上《一九八四》。

本文擷自《一九八四 Nineteen Eighty-Four》（三民書局2020.1.10）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