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吳三連與《臺灣民報》(上)

文/邱家宜(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

一、前言

吳三連精采豐富的一生有許多不同面向,他是新聞記者、政治家、企業家與報人,本文將專注在其40歲以前,以新聞記者身分從事臺灣民族運動的部分。本文題目中所指的《臺灣民報》,在本文脈絡中,將其規定為往前涵蓋1920年東京臺灣留學生成立「新民會」後所發行的《臺灣青年》,以及1922年4月10日改變名稱後的《臺灣》,還有1923年4月15日開始發行的《臺灣民報》,並包含後來接替《臺灣民報》的《臺灣新民報》。直到1939年吳三連被解除《臺灣新民報》東京支局局長職務為止的將近二十年歲月間,他與這份「臺灣人的喉舌」之刊物間,都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

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一手文獻包括:當事人親自口述而成的《吳三連回憶錄》;張炎憲編纂的《吳三連全集》中的《戰前政論》(一)、《臺灣米穀政策之檢討》(三);由葉榮鐘主撰,蔡培火、陳逢源、林柏壽、吳三連共同掛名的《臺灣民族運動史》;收錄〈臺灣新民報小史〉的《楊肇嘉回憶錄》;蔡培火全集第二冊中,有關於《臺灣新民報》日刊發行的過程。《六然居臺灣史料彙刊》第二輯所收錄的「日刊臺灣新民報社說輯錄」(楊肇嘉的剪報影像檔光碟)也是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另外,由王詩琅譯註自「臺灣總府沿革誌第二編(中卷)的《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也非常具參考價值。其他重要的參考文獻還包括向山寬夫的《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民族運動史》(上、下)等。「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是我在使用這批資料時的深刻體會。

如果沒有張炎憲對吳三連在《臺灣民報》系列刊物中所發表之作品的考證與整理,本研究是不可能進行的。不同當事人回憶錄的比對參照,是從事歷史研究辛苦,卻也有趣的地方;幾位當事人所寫的《臺灣民族運動史》權威性無庸置疑;而吳豐山洗鍊生動的文筆,把大量有效資訊都適切的嵌入了吳三連本人口述的回憶錄中,對清楚勾勒他人生的前半段,幫助極大。

二、從《台灣青年》到《臺灣民報》

吳三連於1899年出生於臺南北門沿海偏鄉的窮苦家庭,是家中么兒。從他回憶錄中所描繪的兒時光景,可以想像其早年生活的苦狀:

一家人既都外出,留在家裡的我便形同孤兒,我母親因為趕豬到郊外,必須花一整天的功夫才能把豬餵飽,因此抓一把甘薯簽,託鄰居在做午飯時,順便幫忙煮煮,供我充飢。有時沒有了這兩碗甘藷簽,我便餓著肚子,撐過整個下午。穿著一件破棉襖,迎著刺骨的北風,獨自一人站在村莊東邊岸上,焦急地企盼母親的歸來,是我至今對淒涼童年最深刻的記憶。

成長於經濟條件如此拮据的家庭,吳三連竟然能夠留學日本,並成為留日臺灣青年菁英群體的重要一員,是由於天資聰穎,加上人際上的幸運。

他童年的啟蒙教育從教堂讀書班、村莊私塾開始,13歲才正式進入日制公學校,以跳級方式,四年內讀完六年制公學校,期間,竟有公學校日本人老師三元正雄義務為他補習以準備升學。公學校畢業時,大哥正好由木匠學徒出師,願意支持他升學,而得以選擇報考自費的總督府國語學校國語部,並順利入學。因為需要自費,當時在國語部就讀的學生多半家境優渥的,吳三連因此結識了同窗黃逢平,黃逢平的哥哥黃逢春在板橋林本源家族資助下留學日本,吳三連循此線索,透過學校成功爭取到林家的獎學金,經過「林家的大掌櫃許丙先生坐著人力車到學校來面試」的過程,他順利的獲得了林家的獎學金。

雖然以他的家境,合理的做法應是畢業後就開始就業協助家計,父親也痛哭規勸,但他赴日深造的決心並未動搖。對出身貧寒的吳三連而言,若非早年這番際遇,他不可能遠赴東洋留學,也不會於留日時活躍於當時的臺灣留日學生團體,而造就他日後與《臺灣民報》的深厚淵源。

吳三連與《臺灣民報》的淵源,開始於1918年底在東京加入臺灣留日學生組織「啟發會」,以及1920年初加入取代「啟發會」,規模擴大為一百人的「新民會」開始。《臺灣民報》最早的雛型《臺灣青年》就是由「新民會」所創立的「臺灣青年雜誌社」發行的。「臺灣青年雜誌社」成立於1920年7月,吳三連擔任編輯委員,同時擔任編輯委員的還包括:彭華英、蔡培火、羅萬俥、郭國基、林呈祿、蔡式穀、陳炘等三十多人。

1920年10月,吳三連在《臺灣青年》一卷四號發表了第一篇評論〈同胞教育者に送る〉(致同胞教育工作者)。內容是關於在殖民體制的歧視下,臺灣人教師與日本人教師待遇差距極大,導致教師們需汲汲於生活而難以志向崇高的困境。他對殖民者認為臺灣人文化低落的心態不能認同,指陳「東亞文明中心之漢民族後裔的臺灣人」怎會文化低落?反倒是日本人仍未脫離在文化上模仿世界其他國家。他對於自己作為殖民地知識分子,反須求學殖民母國以追求舊祖國文化的微妙處境有所覺察,在文中提醒臺灣人教師對於日人的漢文廢止計畫應有反省,勿在環境的限制下渾噩盲從,以圖民族文化之向上。字裡行間不難看出,青年吳三連做為一位民族運動者,以及在文化理想的追求上,有著自己身為漢民族而不同於日本人的自覺。

1921年4月,吳三連又在《台灣青年》二卷三號發表〈文學士林茂生君に呈す〉(呈文學士林茂生君書)。這篇文章因為挑戰了臺灣第一位留美哲學博士林茂生(1887-1947)的同化觀,而在臺灣社會引起很大反響。他在文章中駁斥林茂生在〈國民性涵養論〉中的論點,譏諷林茂生在文中以同化為日本人榮,讓人「不得不感服於足下、化為內地人之能且捷、誠引作同化事業成功之證、其敏速又當推第一、詎非得以之為吾人龜鑑耶」。以一個大學預科在學學生,竟敢如此批評當時在臺灣人中廣受敬重的林茂生教授,說他「甚乏常識、自相矛盾、足以表明自己氣象之貧弱、觀察之不足、猶以自欺為得意、莫知愧赧」,字裡行間充滿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生猛勁道,還敢在臺灣總督府為台灣留日學生舉辦的招待會上,當著總督府官員的面大罵日本警察,青年吳三連的激進性格可見一般。

〈現在臺灣經濟界救濟策〉是吳三連以其商科專業,在《臺灣青年》三卷第五、六號上發表的力作。文中指出,臺灣物產富饒,經濟狀況卻令人悲觀,一次戰後經濟衰退帶來普遍影響,島內工商凋敝、公司倒閉連連,農民處境更悲慘,追求「財政獨立」、不靠母國挹注的殖民政府,讓百姓稅負吃重、專賣收入也因此減少。他因此建議:殖民政府應以西班牙、葡萄牙的剝削式殖民失敗為鑑,不要實施將母國軍費分攤到臺灣人民身上的苛政,應節省支出、抑制物價飆升;勿再獨厚製糖會社,任其壓迫蔗農。

1922年5月12日,日本殖民政府頒布「臺灣酒精令」,規定啤酒之外的酒類由政府專賣,吳三連在《臺灣青年》四卷二號上,寫了〈酒專売に対する私見〉(關於酒專賣之我見),批評殖民政府與民爭利,以牽強的理由消滅臺灣民間的小資本製酒業,將造成更多失業人口的社會問題。對總督府政策的直率批評,直接導致這期雜誌被禁止發行。

《臺灣青年》在發行了十八期之後,由於讀者與作者都不再侷限於青年,因此1922年4月1日改名為《臺灣》。同一時間,吳三連完成為期四年的東京高商預科學業,進入東京一橋商科大學就讀,並擔任《臺灣》月刊幹事。《臺灣》一共發行三年,內容與《臺灣青年》一樣中日文各半。吳三連雖不像王敏川、黃呈聰是雜誌的直接編輯者,但與羅萬俥、陳逢源、黃朝琴都是這個時期最熱心的撰稿人。

吳三連以其財經專業,主要撰寫臺灣財經報導及評論,但也偶有其他題材,例如收入全集中的〈平和博見物日記の一節〉一文,發表於《臺灣》第三年第一號。內容是關於學校考試後,與同學一起參觀「東京平和博覽會」臺灣館的過程。文中從相約集合的西鄉隆盛銅像說起,西鄉出身日本九州鹿兒島,讓他想到法國的大人物拿破崙也出生於國土邊陲小島,心中升起「出生在臺灣島的又當如何?」的感懷。在瀰漫樟腦香的臺灣館中,看到自己熟識的雕塑家黃土水的作品「甘露水」廣受矚目,吳三連因而發出,只要能接受合適的教育,人的天分便可發揮,即使是殖民地人民也一樣的感概!

為長久發行計,不能再用學生刊物方式只靠捐款維持出刊,幾位直接負責《臺灣》編務的人決定推派蔡培火回臺籌資、組公司。1922年6月24日在臺中正式成立「臺灣雜誌社」股份公司,推林幼春為董事長,林呈祿為常務董事,董事成員有:林階堂、蔡惠如、黃呈聰、蔣渭水、蔡年亨、蔡培火。時年23歲還在讀大學的吳三連,正式被列入由大老林獻堂領銜的雜誌社顧問名單中。

1927年(昭和二年)5月15日發行之《臺灣民報》第157號,封面標榜「臺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臺灣民報》半月刊創刊於1923年4月15日,也是由「臺灣雜誌社」發行,有一小段時間,與《臺灣》雜誌平行出刊,以報導台灣時事為主,後者則較多理論性文字。多創一個雜誌的目的,也是為了提倡中國五四運動後掀起風潮的白話文,希望全部以中文白話文來撰稿。要多支持一個刊物的發行需要更多的人手與寫手,這時動用包括總督府國語學校前後期同學,繼而擴大為從同儕中留學日本的學友圈中延攬適合人才的「學緣人際關係網絡」,就成為重要的尋才管道。即便如此,完全使用白話文的理想並不容易實現。當時由民報主筆黃呈聰執筆的預告發刊文(刊載於《臺灣》四卷三期),所使用的白話文依然顯得生硬:

且說本雜誌雖是積極進行,欲負讀者諸君的盛意,因為頁數有限,漢和兼寫,人人的趣味各不相同,像本誌現時的內容,恐怕難得各方面的滿足?所以自四月一日起,欲發行一種半月刊,名叫「臺灣民報」THE TAIWAN MINPAO目的是要普遍,使男女老少均知。所以用平易的漢文,或是通俗白話,介紹世界的事情,批評時事,報導學界的動靜,內外的經濟,株式(股票)糖米的行情,提倡文藝,指導社會,聯絡家庭與學校等…與本誌並行,啟發臺灣的文化,對我們將來,實在大有可為呢?

由於當時留學生中日文好手雖濟濟多士,但能嫻熟運用中文的並不多,尤其能寫流暢白話文的更少(留日學生如此,整個臺灣島內也是如此)。前述吳三連登在《臺灣青年》上的〈呈文學士林茂生君書〉一文,由於是中、日文版本分期刊載,對比之下可以略窺日治臺灣青年知識精英們,日文比中文好的狀況。

也因為如此,黃呈聰在發刊辭所提到的,全用漢文或白話文寫作的理想,在《臺灣民報》內容中無法完全實現,吳三連在《臺灣民報》一卷八、十、十一、十二號分期刊載的〈東京大震火災後經済観〉(東京大地震火災後的經濟觀察),依然是以日文寫成。內容是關於1923年9月1日中午,日本關東地區發生規模8.1大地震後的災情,以及日本政府對災區所立即採取減稅、年度預算縮減、停止發行重大建設公債,頒布暫時止付並限制提領金額以防銀行擠兌造成倒閉風潮等等的相關因應措施,認為這些做法頗值得一戰後百業蕭條的臺灣借鏡。

《臺灣民報》半月刊於1923年4月創刊,9月1日便碰上東京大地震,在發行七期(第七期印好後印刷廠失火,所有雜誌付之一炬)後被迫暫停,10月15日復刊後改為旬刊,並將《臺灣》雜誌合併刊登(合併後日文內容約佔三分之一)。當時正逢「臺灣議會請願運動」在臺灣與東京兩地如火如荼展開之際,做為「臺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的《臺灣民報》,自然成為該運動最重要的宣傳基地。最明顯的例子是1923年底,臺灣總督田健治郎以新頒發的「治安警察法」,否決蔣渭水等人申請成立「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結果該會卻在東京成立,田總督大為光火,發動大規模搜查傳訊,全臺共傳訊99人,法院開庭辯論十幾次,整個過程《臺灣民報》都詳盡報導,甚至在1924年9月1日及11月11日各發行特別號,臺灣民眾關心該案發展,也讓該刊發行突破萬份。

在1925年8月26日發行的「創立五周年萬部發行紀念號」上,吳三連寫了一篇中文稿〈有志必成〉,文中提到當時全球正掀起追求民權的風潮,日本國內民意政情亦變化劇烈,短短幾年內,打破投票門檻限制的「普通選舉法案」,從被認為「為時尚早」,迅速變成理所當然在國會獲得通過。吳三連因此申論,同樣被官僚政客評為「為時尚早」的臺灣議會設置,又豈不然?他說:

吾人既屬日本版圖三十年之久,譬喻人生經已成人立志屬在壯年,為國家之中堅,…然今日之狀況,乃大有不然,臺灣政治並無絲毫參加人民意思,如此實情,有背帝國立憲之精神,而且違萬基決於公論之聖旨,及輕視臺灣人之人格,吾等為欲盡人生一個人之義務,享人間本來之權利自由,所以不得不要求臺灣議會之設置,…斷定有志必成,臺灣議會早晚必能實現…

激進而樂觀的青年吳三連,追求台灣向上的熱情不只是寫寫文章。1923年7月暑假期間,吳三連曾率臺灣留學生組成「文化演講團」,回臺投入「臺灣文化協會」舉辦的巡迴演講,演講的題目包括「國防聯盟概念」、「商業教育之必要」、「歐戰後的經濟問題」、「現代文明與商業」等,協助推廣台灣全島的文化啟蒙。演講團所到之處受到聽眾熱烈迴響,但是群眾集會都有日本警察到場監視,現場往往氣氛緊張:

每場演講,日方憲警都帶著翻譯人員到場,一聽到他們不喜歡的言論便立即發出「辯士注意」的警告口號。更嚴重的時候,口號變成「辯士中止」。此時假使群眾鼓掌支援,日本憲警有時也會惱羞成怒,將演講會蠻橫的解散。

根據《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調查,「臺灣文化協會」與「臺灣雜誌株式會社」,以及在東京成立的「臺灣議會期成同盟」的重要成員高度重疊。例如,在文協領銜的林獻堂同時也是「臺灣雜誌」的最高顧問;蔣渭水、蔡培火是文協專務理事,也是「臺灣」常董;林呈祿是文協理事,也是「臺灣」常董;陳逢源、鄭松筠是文協理事,也是「臺灣」監察人;楊肇嘉是文協重要會員,也是「臺灣」最高顧問。而蔣渭水、蔡培火、林呈祿又都是「臺灣議會期成同盟」的專務理事,陳逢源、鄭松筠也是「期成同盟」理事。而根據這份資料,吳三連雖熱烈響應文化協會的活動號召回臺演講,但並非文協或期成同盟會員,其對日治臺灣民族運動的參與面向,可以說集中在《臺灣民報》一系列刊物上。

※本文轉載自《台灣史料研究》第55期,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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