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中國與世界脫鉤，世界與中國脫鉤

先有中國與世界脫鉤，再有世界與中國脫鉤，然後兩者互相激蕩、彼此加速。即便有一方想剎車、停止乃至掉頭，卻已經來不及了。

2020年8月5日，此前窮凶極惡的中國外長王毅突然變得和顏悅色，發表講話說，「有必要為中美關係樹立清晰框架」。他指出，美國尋求將中國打造成對手是嚴重戰略誤判，是把自身戰略資源投入到錯誤的方向。「中方始終願本著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精神，與美方共同構建一個協調、合作、穩定的中美關係。」王毅說，中美關係應當樹立四項清晰框架，包括「要明確底線，避免對抗；暢通渠道，坦誠對話；拒絕脫鉤，保持合作及放棄零和，共擔責任」。然而，誰願意跟一個信用喪盡、謊話連篇的國家談判呢？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說，美國再也不會相信中國人的口吐蓮花了，對中國，不需要聽其言，只需要觀其行。而川普總統在6月和8月先後兩次表示，不排除美中經濟脫鉤的可能性，若中國繼續維持這樣令人不滿的步調，「我肯定會，我肯定會那麼做」。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間已變色，就連「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季辛吉都哀歎，中美關係再也回不去了。

2020年，是「大脫鉤元年」。即便在一年之前，「大脫鉤」這個想法幾乎就是異想天開，誰能想到一年之後，它就近在咫尺？我秉筆直書，以《大脫鉤》一書，立此存照。這本書，既是回顧歷史，又是叩問當下，更是眺望未來。

西方對華綏靖政策走到了盡頭

說起綏靖政策，人們首先想起的必定是二戰之前西方民主國家對納粹德國的外交政策——以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為代表的政客們自欺欺人地以為，妥協能讓希特勒不至於邁出全面戰爭這一步。那一次的綏靖政策付出了慘痛代價。然而，人類總是太過健忘，二戰之後七十多年，延續時間更長、後果更嚴重的綏靖政策再次登場，這就是從上世紀八O年代以來西方對中國的綏靖主義外交。

政治層面的對華綏靖政策，始於冷戰時代的季辛吉（Henry Kissinger），這位主宰美國外交界近半個世紀的教父所提出的「季辛吉主義」，核心為聯合中國抵抗蘇聯的「大三角」戰略。這是戰後美國最重大的且流毒至今的戰略錯誤：上世紀七O年代中期，蘇聯國勢已江河日下，美國不必聯合中國即可穩操勝券。而文革後期的中國，毛澤東的極左政策已天怒人怨，中國在國際上四面楚歌，美國拋出的橄欖枝反而延續了中共的壽命。季辛吉秘密訪華後，尼克森（Richard Nixon）訪華、卡特（Jimmy Carter）與中國建交，柯林頓（Bill Clinton）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美國一錯再錯、養虎為患，最終讓自己深陷於二戰之後最嚴峻的危機之中。

作者提出「季辛吉主義」是戰後美國最重大的且流毒至今的戰略錯誤。圖為2013.6.19季辛吉參與福特百年紀念活動。圖／擷自Gerald R. Ford School
經濟層面的對華綏靖政策，其轉折點是2001年西方同意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近二十年，中國從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窮國一躍而成為世界工廠，數億奴隸勞工的「低人權優勢」所向披靡，「中國製造 」一夜之間傾銷全球。美國經濟學家、白宮貿易與製造業政策辦公室主任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在2011年出版的《致命中國》（次年改編成紀錄片）一書指出，中共濫用自由貿易原則，「不道德的中國企業家用致命的產品淹沒世界市場，中國採取非法保護主義，掠奪美國的產業和工作機會」。2016年年底，剛當選美國總統的川普看完此書後給予極高評價：「清晰的論點，周密的研究，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很有遠見地記述了全球主義對美國工人造成的傷害，並為復興我們的中產階級指明了一條路。」川普執政後，重用納瓦羅等對華鷹派人士，對中國展開絕地反擊式的、史詩般的貿易戰，這是「大脫鉤」的前奏。

此前多年，美國沉浸在冷戰大獲全勝的自得與喜悅之中，失去了聞雞起舞、枕戈待旦的危機意識，也未能精心建構民主制度的防護機制，這才讓中共長驅直入，從竊取高科技到收買代理人，從打壓美國國內的言論自由到蠶食美國建立的諸多國際組織，無所不用其極。綏靖主義逐漸滲透到美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從代表美國「國球」籃球最高水準的NBA到好萊塢夢工廠，從華爾街到矽谷，從主流媒體到常春藤大學，無不中招。美國立國根基被動搖，蘇聯當年未做到的一切，中國成功做到。

綏靖主義不單單是美國一國的問題。本書第一章除了討論美國之外，還一一檢視梵蒂岡、英國、德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國的對華綏靖政策，既「哀其不幸」，亦「怒其不爭」，更探討改變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西方知識界是綏靖主義的重災區。其淵源是多方面的：近代以來的傳教士外交思維，左翼知識分子對中國共產黨的非史達林主義的、「良善儒家」的想像，以及人性中的貪婪和虛榮，都被中共加以利用。我在此點名批評西方學術界和中國研究領域的多名頂級學者的媚中觀點：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論、資深媒體人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的「台灣不能脫中論」、柏林大學副校長余凱思(Klaus Mühlhahn)的「不能傷害中國的民族自尊心」之說、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Joseph Mearsheimer）的既不現實又缺乏攻勢的「攻勢現實主義」、未來學者里夫金（Jeremy Rifkin）的「中國是環保先鋒及未來的主人」之謬論……多年來，這些文化學術名流唱衰西方，為中共抬轎，不僅不受輿論質疑，而且兩邊通吃、風光無限。這些看似無比聰明的人物，知道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比納粹更邪惡的政權嗎？他們若繼續對中國卑躬屈膝，其結局必然如「農夫和蛇」的故事，自食其果、自取滅亡。

中國的野心永遠沒有滿足的時候

「大脫鉤」剛剛開始，中國即已面臨糧食危機，習近平號召人民節約糧食，中國社交媒體上隨即發起批判「大胃王」直播的運動，官方在推出數字貨幣的同時「數字糧票」亦神奇上市。然而，誰也不敢提及此前習近平邀請金正恩的國宴上，喝的是兩百萬一瓶的茅臺酒——這難道是節約嗎？

不過，中國的社交媒體上確實滿坑滿谷都是「大胃王」們的視頻——這些視頻構成了一種隱喻：中國人最大的愛好是胡吃海喝，如同蝗蟲一樣，所到之處，寸草不留。中國人毀掉了自己的土壤、空氣和水，就要向四面八方出征了。

與西方的綏靖政策相對照的，是中國的大外宣、戰狼外交以及取代美國、顛覆戰後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的野心。

習近平是「大脫鉤戰略」的「總加速師」而非始作俑者。中國要想當世界老大的野心，並非始於習近平，早在毛澤東時代就開始精心策劃。當年，鄧小平做為毛澤東的特使，赴莫斯科訪問，促使蘇聯出兵鎮壓東歐諸國民主運動。中共對史達林死後赫魯雪夫的「和平競爭」政策不以為然，為擴張其勢力，不惜煽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即便自己死掉一半的人亦不在乎。

毛鄧本一家，此乃常識。很多中國改革派公共知識分子和西方的中國通，誤以為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與習近平的「野蠻崛起」是兩回事，認為只要除掉張牙舞爪的習近平，回到鄧小平溫柔敦厚的「正確路線」上，中國就能與西方再續前緣。實際上，「野蠻崛起」並未顛覆「韜光養晦」，而是「韜光養晦」的必然結果和高級版本；習近平也不是鄧小平的孽子，而是毛澤東和鄧小平雜交的產物，中共及其黨魁的本質始終如一。若以病毒變異的時間節點而論，比2012年習近平接班及此後稱帝更重要的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萬國來朝」。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猶如1936年納粹德國的柏林奧運會。故事必須從2008年說起。

中國從來沒有真正的改革開放，中國玩的還是清末以來「師夷長技以制夷」那一套把戲。中國以自己為天朝，以世界為屬國，承續清帝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理藩院）的心態，從來不承認近代世界普遍認可的西伐利亞民族國家體系。所以，才有戰狼外交，才有中共駐各國大使的出格言行，外交部成了喊打喊殺的國防部。

習近平說，中共不輸出革命，習近平卻隱藏了後面半句話——中國輸出了形形色色的中國病毒，除了武漢肺炎病毒之外，更包括隱形病毒、精神病毒：以大學而論，中國捐款和中國留學生的湧入、孔子學院的設立，使美國大學尤其是常春藤名校淪為中國的殖民飛地，中國輕而易舉地箝制了美國大學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美國名校的課堂上，師生畏懼中國的國安法，居然以編號替代真名提交報告；以媒體而論，美國和西方的主流媒體吹捧中國不遺餘力，就連美國政府支持的、用美國納稅人稅金創辦的、傳播美國價值的《美國之音》，也被中共嚴重滲透，淪為反對美國政府的《中國之音》；以企業而論，NBA和蘋果公司為打開中國市場，對中國卑躬屈膝，乃至實施自我審查；以國際組織而論，世界衛生組織成為中國衛生部的下屬機構，其總幹事譚德塞宛如打入敵營的地下黨員……中國搭上全球化的快車，卻不願買車票，不僅不買車票，還要陰謀讓火車出軌，讓後自己跳車，重建一條新鐵軌取代原來的火車。中國成功地實現了柯林頓認為其不可能辦到的事情——控制互聯網如同「將果凍釘在牆上」，用淘寶網、支付寶、微信、抖音、百度，輕而易舉地打造了一個《一九八四》的世界；中共不僅讓其控制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和十三億人道路以目、沉默是金，還企圖將言論審查機制擴展到全球，一旦華為控制全球基礎通訊，就等於扼住全世界的喉嚨。

作者認為，習近平是「大脫鉤戰略」的「總加速師」而非始作俑者。早在毛澤東時代就開始精心策劃。當年，鄧小平做為毛澤東的特使，赴莫斯科訪問，促使蘇聯出兵鎮壓東歐諸國民主運動。左起：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圖／擷自維基百科，民報合成
自以為「崛起」的中國，以「一帶一路」展開其來勢洶洶的新殖民主義政策。太平洋被其圈為內海（東海、南海自不在話下），國際海事法院的判決書被其視為「一張廢紙」。亞洲大陸被當作其獨霸的大陸，湄公河成為其內河，北韓、柬埔寨及中亞若干「斯坦」國都靠其經援續命——白俄羅斯發生新版的天安門大鎮壓，數千人被捕，數百人被毒打得遍體鱗傷，習近平卻迫不及待地趕在普丁之前，向掌權二十六年之久的獨裁者盧卡申科發出承認其再次當選的賀電。獨裁者身上都有相同的氣味。
中國從未安於當老二。一場「超限戰」或「隱形戰」早已開打。
西方的覺醒：從「擁抱熊貓」到「辣手屠龍」

2016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美國迎來一位有堅強意志力對抗中國的領袖。川普逐漸淘汰親中派既得利益集團之代理人，任命「華盛頓沼澤」（「深層政府」）之外的得力幹將出掌各重要部門，新的對華政策逐漸成型。

2020年春，武漢肺炎病毒肆虐世界，意想不到地成為美國及西方與中國脫鉤的轉捩點：過去，西方貪戀中國生產的廉價商品，對中國有求必應、百依百順；如今，西方發現付出的代價是淪為中國的殖民地乃至被中國病毒害到亡國滅種的邊緣，此前數十年得自中國的經濟貿易利益被這場史無前例的瘟疫歸零，豈能不大夢猛醒？

中國人以「集權效率高」、「人多力量大」而洋洋自得，嘲笑西方民主制度的權力分散、效率低下的後遺症。然而，每每當獨裁與民主兩種制度對壘之際，民主國家初期處於下風，但很快就充分發揮和調度民眾的創造力與想像力，站穩腳跟，發動反擊——而且是雷霆萬鈞、不達勝利絕不罷休的反擊。過去一百年間，無論是納粹德國、法西斯日本、共產黨蘇聯還是伊斯蘭恐怖分子，對此大概都深有體會。

2020年5月，白宮發表長達十六頁的報告《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方針》，標誌著與中國的大脫鉤拉開序幕。該報告承認過去四十年來美國對中國「和平演變」政策徹底失敗，中國被定位為美國的首要戰略敵人：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與世界接觸的增多，並沒有像美國所希望的那樣，使其能與以公民為中心的自由開放秩序接軌。中共反而選擇了對基於自由開放規則的秩序加以利用，並試圖重塑有利於自己的國際體系。北京公開承認，它尋求改造國際秩序，使之符合中共的利益和意識形態。中共越來越多地利用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來強迫來自於民族國家的默許，這損害了美國的重大利益，也侵蝕了世界各國與個人的自主權和尊嚴。

由此，美國的對華政策回到「冷戰之父」喬治·肯楠（George F. Kennan）當年的規劃上，只是針對對象由蘇俄變成中國，美國對待中國的方式只能像當年對待蘇俄那樣——不再是接觸、妥協，而是強力遏制、擊潰，正如國務卿蓬佩奧在捷克參議院的演講中談到中國威脅時所說：「我們看到威權主義並沒有在1989年或者1991年死亡。風暴還在那裡，就在地平線上。我們在為那類政權撰寫墓誌銘的時候才意識到，這有些過早。」他指出，中國現階段的擴張沒有用坦克和槍砲，而是通過「經濟力量」，中國與美國的在經濟、政治、社會等多方面交織在一起，在這方面，與蘇聯有著根本的不同，因此更難應對。

左派學者的「中美國」幻想已然破滅，即便昔日昂首走在中國鋪就的紅地毯上的「擁抱熊貓派」，如左派旗手杭士基（Noam Chomsky），也後知後覺地轉向「屠龍派」，公開譴責中共在香港的暴政，且私下裡數算中共還剩多少時間。西方各國政要紛紛覺醒：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拒絕成為「黏在中國鞋底的口香糖」，誓言與美軍並肩作戰，捍衛印太海洋的和平；加拿大總理札斯廷·特魯多（Justin Trudeau）拒絕用孟晚舟交換被中國綁架的人質——只要跟綁匪做一次交易，你就永遠被鎖定；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表示不再被歷史包袱壓彎腰，努力推動修憲，願意承擔對東亞安全的責任，日本將成為「五眼聯盟」第六個成員；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發現最大的敵人不是巴基斯坦，而是巴基斯坦背後的中國，遂積極配合美國的「印太戰略」。

風向變了，昔日如同香餑餑般人見人愛的中國如今淪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二十二歲的瑞典流行歌后莎拉萊森（Zara Larsson）宣布解除與華為的合約，不再為其代言，並說出心裡話：「中國不是一個友善的國家，我不支持中國正在做的事。」諸多歐美著名城市與中國城市解除「姊妹城市」關係，國家層面自欺欺人的「友好」不復存在，城市層面粉飾太平的「友好」必定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就連一向標榜中立、其銀行「金錢不問來處」的瑞士也表示，要重新檢討銀行政策，將就是否限制瑞士公司與侵犯人權的個體、企業或國家開展生意往來舉行全民公投。台灣政府不再忍氣吞聲，禁止愛奇藝等中國視頻網站暗度陳倉進入台灣的違法經營行為。若干西方各國清理四處招展的五星紅旗，這面旗幟真的是用人血染紅的，但不是中共「烈士」的血，而是無辜者的血—天安門受難者的血、圖博人的血、維吾爾人的血以及香港抗爭者的血。

余杰新書《大脫鉤》。圖／林冠妙，亞太政治哲學文化，民報合成
「大脫鉤」當然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完成，但方向與目標都已十分清晰。大脫鉤的重要表現，在政治上是全球反中聯盟逐漸成型，在經濟上是全球供應鏈的重大調整——全球供應鏈要與價值鏈平行。二戰前後成型的「五眼聯盟」在冷戰結束後一度沉寂，如今正在以中國為對手，在原有的軍事和情報同盟的基礎上建構經濟同盟，一旦中國以商逼政，例如進行人質外交、強制企業道歉或是貿易與投資報復五眼中任何一國，將之視為對五眼的共同挑釁，也將觸發五眼的聯合行動。而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及日本等西方七國集團，也正在考慮建立更緊密的供應鏈與貿易聯盟。未來吸納印度、南韓與澳大利亞，成為十國集團，形成民主國家的自由貿易與供應鏈合作網絡。在野的加拿大保守黨黨魁Erin O’Toole表示，如果當選，會在七國集團或十國集團內推動，禁止中國政府控制的企業進入資本市場，並在全球價值鏈上與這些企業脫鉤，轉而與民主自由的國家合作，促進資本市場與全球價值鏈的分工與整合。美國、台灣、歐盟、日本也在台北共同舉辦「重組供應鏈：促進理念相近夥伴間之韌性論壇」。被中國擾亂的聯合國和世貿組織的邊緣化明明可見，中國只能回到牆內靠「內循環」苟延殘喘。

對於海外華人來說，這是一個必須選邊站的歷史時刻。與其擔憂各國下一步展開「排華」，不如自己率先行動，公開唾棄並反抗共產黨中國，此乃唯一之救贖。

那麼，在這個舊世界終結、新世界重組的歷史時刻，台灣如何確立自己的位置？我期盼這本書成為台灣人做出堂堂正正的決定和選擇之前的參考資料。這是一個常識和事實：與中國脫鉤的明天乃至沒有中國的明天，將更美好更安全，對台灣如是，對美國如是，對世界如是，對每一個愛自由的人亦如是。
※本文轉載自《大脫鉤：中國是文明海洋中的孤島》（余杰著，2020.12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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