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努力失效：自卑且無力的厭世代
8月主企1-2
「我的努力真的有用嗎？」
當代青年的問題不是不夠努力，
而是失去成功信仰的同時，也失去了向上的動機。
撰文／游家權
當代青年憂鬱、厭世的情形漸趨嚴重。根據調查，兩成左右的國高中生曾認真考慮自殺[1][2]，13%到25%的大學生已達憂鬱症標準[3]。而主流輿論常將青年憂鬱的原因，歸咎於抗壓性低、脆弱、不知足、自溺、太敏感等表面標籤。除了「草莓族」外，1995年後出生的「Z世代」，還被稱為「玻璃心世代」[4]、「雪花世代」。
然而，上述說法忽略了年輕世代所面對的嚴峻結構性問題，以及日益艱困的心理發展課題。以下將從社會學與心理學的角度，分析臺灣青年為何憂鬱、自卑、迷惘與無動力，並探討：當光靠努力已難以達到主流成功標準──百萬年薪、買房[5]──厭世青年們該如何看待「成功」？
青年為何厭世？透視致鬱的結構困境
首先是經濟議題。《崩世代》指出，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發展下，產生了貧富差距惡化、少子女化、文憑貶值等問題，以及由此而生的青年貧窮化[6]。《新資本主義的文化》也提到，全球化下的資本主義使許多傳統大型企業讓位給較靈活創新的柔性企業，就業環境與職涯變得較不穩定，技能迅速汰舊換新，換工作是家常便飯，非典型就業比例也逐年上升[7]。於是淪為無用或落伍之人的恐懼和焦慮，便與當代人形影不離，是對正準備踏入職場，卻要面對學歷貶值、學非所用是常態、有學貸與高房租壓力等諸多劣勢的青年而言，尤其如此。
《照亮憂鬱黑洞的一束光》便提到，處在貧富懸殊、機會不平等、「與充滿希望和安全感的未來脫節」的社會，正是憂鬱症的部分成因。另一方面，臺灣青年多半已將窮忙視為難以扭轉的現實，他們憂鬱、自卑的原因，還來自身處變化迅速且極度競爭的當代，卻不知道自己是誰、能做什麼的焦慮和迷惘。
「我就爛」：為何青年的自我價值與動機低落？
1. 憂鬱的生理、心理與社會因子
當代青年在網路上常以厭世狀態與「我就爛」自況。除了前述的結構性因素外，自卑與憂鬱的成因還有哪些？《動力取向精神醫學》提到，憂鬱症約有四成可歸於遺傳，六成為環境因素──包含各式創傷、壓力事件。其中，「神經質」傾向（近年常稱作高敏感性格）也是頗具影響的因子。而《第一本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自我療癒聖經》指出，除了失去父母、遭虐待與家暴等重大創傷外，若童年受到長期貶低、辱罵與情緒不被重視，也會使人自認無價值、不值得被愛，較易自責與陷入憂鬱。
2. 控制／保護型教育下的無力世代
為什麼社會朝向多元開放，教育內容持續翻新，許多學生的內心卻近乎枯竭，容易無聊、動機低落？有近十年輔導教師經歷的陳志恆諮商心理師在《受傷的孩子和壞掉的大人》指出，依舊沉重的課業與各種不得不做的活動，讓青年沒有機會探索自我，對生活的支配感也被剝奪殆盡，於是關閉好奇心和主動性。他也指出，苦過來的上一輩常用「恐懼教育」鞭策孩子，孩子做事的動機只剩避免被責備或失敗，自然喪失對生活的熱情、期待和信心，成了「無力世代」[8]。
而許多憂鬱青年的易焦慮、無方向感等特質，也跟管教甚嚴、不把孩子視為獨立個體的教養方式有關。羅洛‧梅在《焦慮的意義》提到，佛洛伊德、蘇利文和霍妮等精神分析師的研究顯示，神經性焦慮源於早年親子關係的心理衝突；心理學家特溫格在《i世代報告》寫道，會監督孩子一舉一動、不讓他們獨自解決事情的直升機父母，其孩子的幸福感、獨立性均較低，而且較可能服藥治療焦慮和憂鬱症。而在少子女化與社會競爭日益激烈下，家長的求好心切、教師的過度栽培與介入，則加重了這些問題。青年的憂鬱、徬徨，源自一直為他人的期待而活，沒有長出自我的空間與心力。
3. 競爭性個人主義與外在動機的侵蝕
自卑和無動力的成因，跟自信與動機的來源密切相關。林肇賢臨床心理師在《今天學心理學了沒？》寫道，不穩定且脆弱的自信來自外在肯定與比較，例如追求學歷、外貌、收入、職稱等外在成就贏過他人，而非自我挑戰。但是即便考上臺大或達到百萬年薪，仍舊人外有人，一經向上比較，自信便隨之瓦解。而這種迷戀外在成就的文化，源自個人主義的興起。
《焦慮的意義》提到，文藝復興和資本主義出現後，強調競爭的個人主義隨之興起，個人成功被視為美德，整個文化旨在獎勵勝過他人。當主流目標是競逐個人功成名就──讀名校、做體面高薪工作、買名車買房，這些便成了許多人的自尊與焦慮來源。而競爭性個人主義的負面影響，包括以名利、薪水和懲罰機制所組成的「外在動機」，及驅趕了人因著好奇、自主性、勝任感、有意義而做某事的「內在動機」。外在動機的時效短、容易空虛，且需不斷增強獎懲才能達到原本的效果。內在動機則相反。而這便是前述「無力世代」的主要成因──以各式外在手段逼迫學生做「正事」，也是厭世潮的禍首。探究憂鬱症的專書《照亮憂鬱黑洞的一束光》寫道，「有22項研究發現，愈被物質和外在動機影響就愈可能沮喪；有12個研究指出，愈受物質和外在動機影響，人就愈容易焦慮。」該書作者認為，物質主義價值觀是心靈的垃圾食物，使人越吃越上癮，也越吃越憂鬱與乏力。
而《動力取向精神醫學》寫道，如果壓力源跟當事人的自我定位有關，將更容易誘發憂鬱症。因此，無論是否達標，曾經努力追求表面成功並以此自許的青年，最後產生的多半是經比較而來的相對剝奪感，以及自覺不如人的痛苦與自卑。
4. 負面情緒擴大器
除了社會日益競爭與結構困境外，憂鬱青年比例攀升的當代因素為何？分析四份橫跨數十年的調查與眾多實驗的《i世代報告》指出，社群媒體和智慧型手機普及是關鍵。使用社群媒體的時間增加，會使親身人際互動和睡眠減少；在意讚數、訊息往來、網路霸凌、形象壓力等因素，也會提升焦慮、憂鬱和寂寞感。「認真考慮過自殺的大學生，從2011到2016年增加了六成。」
青年如何看待成功與未來？改善之道為何？
多數青年們心目中的成功為何？根據《i世代報告》裡的研究：1995年後出生的i世代，「重視富裕的程度持續增加，重視人生意義的程度則不斷下降。i世代對賺大錢的重視程度，甚至超越了前面的千禧世代。」[9]早早認清與承受前述諸多社會、心理困境的青年，一來較為自卑、無力與憂鬱，二來則是比前幾個世代都務實[10]。青年們清楚若不努力，將難以在競爭日趨激烈的世界生存，而他們也沒有把握未來能從事自己嚮往的工作。
這些問題該怎麼處理？首先，試著奪回人生的自主權並改善異化狀態是關鍵之一。馬斯洛在《動機與人格》寫道，當社會環境「能夠提供必要原料，然後就站到一邊」，並「讓人有所選擇、能自主決定的模式」，對人的心理與社會處境最為有利。而這牽涉到經濟層面的改善。《崩世代》提議：政府須轉型成「創新福利國」，以本土優勢產業支撐社會需求，像是透過新的產業政策，協助社福產業並擴大內需，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並改革加重貧富差距的現行稅制、強化工會的協商能力、適度管制資本外移，以及改善工作貧窮等問題。[11]
再來是重建「希望政治」。香港學者許寶強在《情感政治》提到，人類學家Ghassan Hage曾指出「希望」有不同種類。例如，當代資本主義為多數人提供的希望是分配不均的機會，以及難以達致的單一向上流動路徑。而Ghassan Hage認為有另一種希望：「即肯定當下的愉悅和喜樂，尋求不斷增長自身的能動力，讓生命變得更有活力和能量。這種希望要的並非是一種靜止的完美狀態，而是不斷生成的過程，持續積累生命的存在意義。」此外，許寶強認為我們需要創造有利於改革的文化脈絡和話語系統，像是：「發展一種可以令希望──欲求更美好生活──滋長的語言。」
而希望的重建可以從加強理解與去汙名行動開始。由於社會對憂鬱症的汙名仍重，當青年情緒狀態不佳時，只有不到兩成願意主動求助[12]。因此，以更具「生理－心理－社會」觀點的理解，來消弭過度個人歸因和譴責受害者的論點與誤解，才能讓憂鬱者更願意向外求助，並減少憂鬱者對自身的自我汙名。
游家權
曾就讀社會系與心理系，現為社會所研究生，同時在關鍵評論網兼職。喜歡閱讀報導文學和民族誌，主要關注當代青年處境、階級與社會不平等。
參考文獻
古允文，2017，〈青年貧窮與低薪：現象與對策〉。 《新社會政策》52: 17-22。
林宗弘等，2011，《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台北：台灣勞工陣線。
林肇賢，2013，《今天學心理學了沒？》。台北：商周。
張虹雯，2011，《憂鬱情緒、求助態度、自我污名化、社會污名化與自我隱藏對求助行為及求助延宕影響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博士論文。
許寶強，2018，《情感政治》。香港：天窗。
陳志恆，2017，《受傷的孩子和壞掉的大人》。台北：圓神。
游家權，2019，〈不只是貧窮：淺談厭世的幾種成因〉。論文發表於「又窮又厭世」徵文活動，新竹：《文化研究》學刊。
Gabbard, Glen O. 著、李宇宙等譯，2007，《動力取向精神醫學：臨床應用與實務》 。台北：心靈工坊。（Gabbard, Glen O. 2005. Psychodynamic Psychiatry in Clinical Practice(Fourth Edition). Washington DC: Amer Psychiatric Pub.）
Hari, Johann 著、陳依辰譯，2019，《照亮憂鬱黑洞的一束光：重新與世界連結 走出藍色深海》台北：天下生活。（Hari, Johann. 2018. Lost Connections: Uncovering the Real Causes of Depression – and the Unexpected Solutions. London, UK: Bloomsbury.）
May, Rollo 著、朱侃如譯，2019。《焦慮的意義：羅洛．梅經典（2019年版）》。台北：立緒文化。（May, Rollo. 1996 [1950]. The Meaning of Anxiety. New York: W.W. Norton.）
Pink, Daniel H. 著、席玉蘋譯，2010，《動機，單純的力量：把工作做得像投入嗜好一樣有最單純的動機，才有最棒的表現》。台北：大塊文化。（Pink, Daniel H. 2009. Drive: The Surprising Truth About What Motivates Us. New York, NY: Riverhead Books）
Sennett, Richard 著、李繼宏譯，2017，《新資本主義文化》。上海：上海譯文。（Sennett, Richard. 2006. 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Twenge, Jean M. 著、林哲安, 程道民譯，2020，《i世代報告：更包容、沒有叛逆期，卻也更憂鬱不安，且遲遲無法長大的一代》。新北：大家。（Twenge, Jean M. 2017. iGen: Why Today's Super-Connected Kids Are Growing Up Less Rebellious, More Tolerant, Less Happy--and Completely Unprepared for Adulthood--and What That Means for the Rest of Us. New York: Atria Books,）
Walker, Pete 著、陳思含譯，2020，《第一本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自我療癒聖經：在童年創傷中求生到茁壯的恢復指南》。台北：柿子文化。（Walker, Pete. 2013. Complex PTSD: From Surviving to Thriving: A Guide and Map for Recovering from Childhood Trauma.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1] 105年「國中學生健康行為調查報告」，2017，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257&pid=7925，取用日期：2020年6月15日）。
[2] 104年「高中、高職、五專學生健康行為調查報告」，2018，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257&pid=8670，取用日期：2020年6月15日）。
[3] 張虹雯，2011，《憂鬱情緒、求助態度、自我污名化、社會污名化與自我隱藏對求助行為及求助延宕影響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博士論文。
[4] 引自此書名：《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Jonathan Haidt, Greg Lukianoff 著）。
[5] 李秉芳，2019，〈無殼蝸牛運動30年：台北房價所得比20年飆升240％，青年薪資僅成長15%〉。關鍵評論網，8月26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3946，取用日期：2020年6月14日）。
[6] 古允文，2017，〈青年貧窮與低薪：現象與對策〉。 《新社會政策》52: 17-22。
[7] 鄭琪芳，2019，〈非典型就業81.4萬人 再創新高〉。自由時報，3月4日（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271536，取用日期：2020年6月15日）。
[8] 美國的相關數據與分析可參考《i世代報告》第六章，該國學生的求學動機在近幾年也大幅下滑。
[9] 依據《i世代報告》的數據，美國i世代還是以物質主義價值觀為主。
[10] 參見《i世代報告》第七章。
[11] 至於其他頗具解放性的替代方案，可參考社會學家Erik Olin Wright的《真實烏托邦》、《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
[12] 林芷湲，2019，〈上網時數越高越憂鬱！董氏調查：逾3成青少年經常感到有壓力〉。新頭殼，12月4日（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12-04/335831，取用日期：2020年6月20日）；賓靜蓀，2019，〈青少年憂鬱風暴來襲 兩成國、高中生，曾認真想過要自殺〉。親子天下，11月29日（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78313-/?page=2，取用日期：2020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