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報書摘】文明的野獸──從圓山動物園解讀近代台灣動物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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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表演與動物園
1930到50年代，是世界上許多動物園界利用動物表演的高峰期，而臺灣則盛行於1950到70年代間。戰前國際上的動物園與馬戲團之間即常進行動物交易，有些馬戲團將老邁的動物送往動物園，讓牠們在園內持續娛樂民眾以至老死。最流行的動物表演是利用靈長類動物，訓練牠們盛裝在餐桌旁演出吃西餐等節目，除靈長類外，能講人語的鳥類也很受歡迎。以上兩種演出，是動物園藉動物表演滿足城市中產階級文明想像的一面，也有馴服動物野性的意味，讓動物作出人的行為，例如「可愛的」小動物像孩子般與遊客親吻，甚至讓動物溫順地從人的手中食用餅乾或加工食餌，都能讓大眾產生「好可愛」的滿足感。有學者認為，人們喜歡觀看動物──如熊、狗──以兩足站立，或許與這種站立姿態和人類相像有關；而直立式的鳥類，如鸚鵡會人語，貓頭鷹是智慧的象徵，也都因擬似人類而受喜愛，1950年代澳洲的動物園利用當地鸚鵡表演抽菸或口銜水盆要遊客洗手，是直立式動物擬人化的極端例子。事實上，馴化動物，使野生動物能適應被飼育的狀態，並利用一定方式調教與訓練，讓牠們在人為的社會中穩固下來，減少與人們的衝突感，也一直是動物園的重要課題，這其實亦是一種人對自然進行的擬人化過程。這種人類覺得有趣的表演，往往極端發展為讓動物配合人類的社會秩序觀，包括一夫一妻等核心家庭運作模式，加上為動物配置人類的文化聯想，如以印度寺廟圖樣搭配大象、非洲茅屋搭配河馬等。

在殖民地動物園中，由被圈養的動物講出殖民者的語言，也是一項受歡迎的表演節目，如上述，這同樣是一種「文明」想像的呈現與滿足，並讓觀者產生觀看不常見事物的新奇感。圓山動物園於1930年夏季夜間開放時，曾有能講「國語」（日語）的八哥出場，但訓練者是園外的臺北市民，且是不定期活動。當時日本帝國的動物園中最早的動物表演紀錄，是1933年大阪天王寺動物園以黑猩猩「麗塔」（リタ）為主的表演，節目包括上述的吃西餐以及騎腳踏車、穿和服、戴假髮等，後來進入戰爭時期，也有著軍裝、揹槍枝的打扮。自從舉行動物表演後，天王寺動物園入園人次大增，從1931年的一百零六萬人，到1933年增為兩百五十萬人，成長逾倍，當時號稱日本第一。而戰前臺灣的動物園是否常有動物表演，雖無詳細資料可尋，但從慰靈祭時大象跪拜代表動物主祭，以及兒童騎乘大象的報導，可知當時已有動物訓練；另在1941年的戰爭時期，也曾見過一次圓山動物園內以酬謝為名義的猴子騎單車演出報導。

戰後，圓山動物園因為較大型的動物，如大象、駱駝等逐漸凋零，遊客一度減少到每年二十萬人次以下，比戰爭時期的約三十萬人次少了三分之一。為吸引遊客，動物園開始訓練「小美麗狗博士」、「猴和尚」等節目，從1951年至1977年，假日均有定期的動物表演活動，一時帶來不少觀覽的人潮。從動物園的每年遊客人數來看，1951至1952年倍增，從二十萬三九一八人次成長為四十二萬八○九五人次，此後遊客持續微幅增加，但大致維持在一百萬人次左右而形成瓶頸。另一波較大幅的成長，還是要到1960年代末、70年代初動物園整頓擴建，並增加河馬等當時罕見動物後，觀覽人數才大增為兩百餘萬人次，並隨著遷入木柵新園而大舉突破四百萬人次。
臺北動物園的動物表演主要利用園內的圓形大鳥籠，動物與飼養人員在內，遊客在籠外圍繞觀賞。表演的動物種類包括猴、羊、獅子、老虎、鸚鵡、熊等，節目是獅子跳火圈、羊猴坐蹺蹺板、猴渡繩、踩高蹺、吃西餐、挽二輪車、駕摩托車、跳草裙舞、讀報、抽菸、舞獅、狗扮人牽猴（或猴牽狗）、羊滾桶、鳥升旗、狗算數等。依1970年初臺北市官方報告，該園「經常辦理動物技藝訓練，每星期舉行動物技藝表演」「以娛觀眾」。除了星期例假日為遊客娛樂演出，動物園的動物也偶或外借供拍攝電影，如大象馬蘭，牠會聽令作出跪下、站立的動作。另一種動物表演是競技性質的演出，主要是承繼戰爭時期軍犬與軍鴿表演的遺緒，犬類的表演是由狼狗等作出高飛、招呼、襲擊、拒食、伏臥、持物、搜索等行動，多是擔任軍警工作時所需的技巧。
動物表演時，背景會搭配民間習以為常的流行歌曲，與馬戲團娛樂觀眾的方式完全相同。1963年，一位住在圓山動物園旁的遊客，記下自己帶孩子觀看動物表演的情形：
「表演開始，先是猴子和山羊的『墊臺戲』，高掛在籠頂的擴音器裡，也只播放些『午夜香吻』和『少年的我』等無關緊要的靡靡之音，直到黑熊出場的時候，才果然改放了那隻我曾經在家裡被迫聆聽過千百遍的『風流寡婦』。我立刻在人叢裡伸長了頸子，聚精會神的去欣賞黑熊的舞步，滿以為牠會隨著這隻沙啞的老調子，跳出熟練的華爾滋舞步來，誰知道牠只是在那裡進進退退的亂扭一陣而已。牠那種蠢笨而單調的步伐，也許有點兒類似時下最風行的阿哥哥舞，卻與伴奏的風流寡婦完全扯不上關係。」
這位遊客的情緒及觀看角度，完全將人類社會生活的觀感嫁接在動物身上，而絲毫未觸及動物的情感或本能，以及其與生態環境關係的意義。
其實早自1952年，也就是開始舉行動物表演的次年起，臺北動物園即遭受「虐待動物」的批評，官方的回應是：「該園訓練動物表演，其目的有二：一為助長動物的健康，藉資延長其壽命。另一為引起觀眾興趣，理解動物的知能技藝。據動物學界研究結果，凡是動物經過訓練的，可以增進其健康，並可延長其壽命，這與人類需要作體育運動，以助身體健康是同一原理。尤其現在收容於動物園狹隘鐵欄內的各項禽類，都因缺乏運動，失去走動與飛翔的自由，對其健康及壽命大有損害。因此施以各種訓練，促進其健康，延長壽命，確屬必要。而且動物的表演也不過是其訓練結果的表現，這也與人們舉行的體育表演會，運動會或其他各種競賽會等意義完全相同。」該園並強調「訓練動物時，曾十分注意動物的習性，絕無虐待動物之行為，亦可保證，並無違反愛護動物的宗旨」。這一套說詞中對訓練動物表演的看法，也反映1950年代臺灣動物園界所謂的「愛護動物」觀。
蔡清枝是主持圓山動物園動物表演的關鍵人物，也是1950至70年代初期掌握動物園實際營運的代表性人物。他畢業自日治時期的公學校，戰前曾在日本廣島縣尾道市受過「動物訓練」，並在兵庫縣甲子園及韓國京城（今首爾）動物園工作，因此習得馴獸技巧，於1948年返臺進入動物園工作。
動物訓練者通常強調自身的勇氣與耐性，將馴獸法稱為「降龍伏虎絕技」；同時他們也多自認是愛護動物人士，「是牠們最忠實的朋友」。這是動物表演時代的普遍看法，1970年代中期之前，蔡清枝甚至是臺灣推展愛護動物觀念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在1971年受中華民國保護牲畜協會頒獎表揚，事蹟是「早（朝）夕與獸和睦相處，而以發自內心的愛護動物的言論，宣揚推展愛護動物運動」。當時對於動物表演的典型看法，可以1967年該協會在臺北市動物園發表有關長頸鹿「鹿鳴」、「長春」命名典禮的賀辭為例：「小朋友們最喜歡看馬戲團的表演，因為馬戲團裡的獅子、老虎、大象都會演戲，……為什麼這些野獸，會聽懂人的指揮來表演呢？實在是因為馬戲團裡的人，懂得這些野獸的脾氣，和這些野獸做了好朋友……為什麼蔡園長能夠和這些動物做朋友呢？……他有無比的勇氣，他不怕野獸，可是最重要的，是蔡園長很愛護這些動物，好像爸爸對待兒子一樣。」

事實上在動物訓練之際，食物是重要的工具。蔡清枝說明他的訓練方法，表示訓練前須減少給動物的食物量，由訓練者親自餵食，與動物多接觸，建立熟悉感，「用少許牠們喜愛吃的食物引牠們作各種簡易技藝的動作」，訓練完畢後再予充分的食物並讓牠們休息。此外，重複訓練也是訣竅，「不斷的循環訓練，（就）變成了馴服可愛會耍把戲的動物了」。飼養員陳德和是蔡清枝動物訓練的傳人，1977年受訪時，他說明馴獸的訣竅是「用觀察代替鞭撻，用耐心克服野性」，選擇動物的標準則是：「目光呆滯的走獸都不堪大用，而那些黑溜溜的眼珠嘰哩咕嚕不停打轉的搗蛋傢伙，往往可以調教成材，成為跳躍在掌聲中的『明星』。」記者稱他為「創造快樂的人」，但採用的照片是他右手拿著細棍，站立督導老虎跳火圈。事實上，他也明白動物有其自然天性（即上述野性），隨時都可能有不受人類馴服的意外發生，因此訓練時他總會以一把椅子隔開人與動物，「是道具又可防身」。而馴獸師眼中的「搗蛋傢伙」，是否都可以「調教成材」也是有問題的，最明顯的例子是大象林旺與馬蘭，被調教從事表演的是較為馴服的後者，而非一直上著鎖鍊的前者。這種作法對照前述1967年中華民國保護牲畜協會的「馴獸師是動物的『好朋友』」之說，顯示出在動物表演上，對外修辭與實務間的差距。而研究精神作用的藥物流通史學家認為，藥物在人類馴養的動物中佔有一定的位置，人們為鎮定、役使、搬運被囚禁的動物，會為牠們準備藥物，包括鬥雞的主人用大麻混合洋蔥餵公雞，以加強其好鬥性，而吃了鴉片的馬與駱駝比較溫馴等，雖沒有明確資料說明臺灣動物園的馴獸者曾在獸醫協助下對表演動物用藥，但這仍是一種可能的控制方式。

作者介紹
鄭麗榕 1962年出生於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政治大學歷史所碩博士，現任教於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興趣為動物文化史、家族史、臺灣近代史。思考人類與其他動物的倫理關係，幫助自己更認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