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東海大學曾經是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的重鎮

大度山原名「大肚山」。1955 年東海大學創校，曾約農校長「要東海學生都是雍容大度，不是大腹便便」， 才改名大度山。不過，祁樂同老師說：「曾校長認為大肚山這個名稱不雅，太俗氣。其實庶民的語言，有什麼不好?」 我也是比較喜歡「大肚山」這個名稱，因為本土庶民的用語比較真實、自然、親切、又有詩意。當地人稱「大肚山」為tua to suaⁿ.

曾校長高深的學問、辦事的魄力，備受師生敬佩。他以高薪延攬優秀的教授來東海執教。祁樂同教授回憶，1956年「國立大學教授薪水，大約一千元，東海教授薪水，大約是國立大學的三倍」（見《曾約農校長紀念專輯新編》，頁262）。

從1949到1987年的三十八年間，中國國民黨政權來台灣强制執行軍事戒嚴。然而，相較于其他院校，東海校園享有稍許學術自由，難能可貴。1957年吳德耀校長繼任，仍然維護自由的校風。吳校長曾在《中華日報》（1953/11/20）發表文章，表示：「在 『唯我獨尊』 的學術界，在 『人言皆非』的政治舞場上，在言論逐漸陷入不自由的地步的今日」，「民主精神… 就是容忍並且能尊敬別人與我不同的意見。」

在當時離世偏遠的大肚山上，我們呼吸稍微自由清新的空氣。我們很少看到「反共抗俄，殺朱拔毛，反攻大陸，解救大陸同胞」、「領袖、主義、國家」、「蔣總統萬歲!」之類的標語。記得當時大多數的台灣本地同學，厭惡這些八股標語，但覺無奈；因為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記憶猶新，創傷猶在。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女同學（林詠梅）的父親，是傑出的學者（林茂生博士，1887〜1947），卻在事件當中受害。大家都對這位文靜、穩重的同學，默默地心懷同情，默默地在心底給她祝福。在那個悲傷的年代，台灣社會失去了一批菁英的知識份子，於是東海校園就很少看到台灣籍老師的足跡。

大肚臺地東麓的臺灣大道。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當時大多數跟隨國民黨來台的中國大陸知識份子，也贊同反共抗俄。但是他們當中有些自由派的學者，對國民黨政府的法西斯主義行為，深不以為然。東海校園自由主義的老師，有的公開表示政治立場，但大多含蓄沉默。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不僅針對「台獨份子」, 也針對外省人的「左傾份子」與自由主義的異議人士，認為他/她們都是「共匪的同路人」。國民黨一黨獨裁的「黨國體制」，跟共產黨是一丘之貉，對台灣社會滲透控制，無孔不入。東海校園也有軍事教官駐校，也有老師教三民主義，只是在一般師生的眼裡，他們並不重要。

儘管東海的開架式圖書館，讓學生自行選取借書（這與榮譽制度丶勞作制度丶通才教育丶上課小班制丶必修兩年英文課程，都是東海在台灣的獨特創舉 ），但有些禁書被鎖在一個小橱裡，必須由老師擔保才准借閲。自由思想的老師當然樂意擔保。什麼是禁書? 凡是 共匪大陸出版的，管它學術不學術，都是禁書：包括魯迅、巴金、老舍、聞一多、馮友蘭、郭沫若、侯外盧、湯用彤、顧頡剛、羅爾剛……等人的著作，統統都是禁書。1977年警備總部出版的 《查禁圖書目錄》, 猶如歐洲歷史上，天主教皇頒佈的禁書目錄（Index of Prohibited Books），嚴禁異端，控制思想。這就是一直到1987年，國民黨戒嚴時期的台灣。今天的大學生，都是1987年以後才出生，我們有責任和義務告訴他/她們戒嚴的實情，讓他/她們知道自由得來不易，必須守護與珍惜。

1950 年代，在窒息沉悶的政治氛圍裡，大肚山上清風徐徐。東海校訓是「求真、篤信、力行」。為了求真，就必須挑戰教條與權威。學術自由的理想是：無論是政治、學術、宗教、道德、輿論、科學的權威，都可以挑戰，因為真理必須接受考驗，在言論自由的市場上，真理越辯越明。

自由的環境，是求真的先決條件。歷史系裡的自由學習氣氛，當歸功於老師們的身教示範。教秦漢史的祁樂同教授，善於批評周遭事物。而他自己也光明開放，接受他人意見。當同學提出漢朝與同時代歐洲之關係的問題，他下次上課即分發有關漢朝與羅馬的英文史料。教中國近代史的梁嘉彬老師，著有《廣東十三行考》 等書；他為人開明風趣，講課認真投入，有時居然忘掉自己是老師的身分，跟學生稱兄道弟。赤子之心，就是這麼可愛。理學院的同學李續元、柯炯輝、盧伯峰選他的課，特別讚賞。宿儒藍文徵 教授為人謙遜客氣，題字給學生留念，自稱 「愚小兄」。

教美國史的外籍教授馬倫博士（Dr. Carroll B. Malone）人人敬愛。他快讀李福登的名字成 「牛頓」（Newton）。 他欣賞王華玲用功成績好；吳椒棽、徐一凡、高佩華亦然。有一次我跟他談政治，我說蔣介石 （ 1886〜1975 ）總統應該不會違憲連任，因為連任後他的形象會更壞。他說我說的對。 結果師生兩人都不對，蔣總統不僅連任，而且一再連任，終身連任，一直到死才不能連任，只好由他的兒子蔣經國 （ 1910〜1988 ）來連任，以延續蔣家的總統連任朝代。

楊紹震 教授讚揚希臘羅馬時代與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他分發的講義都取自經典學術著作，譬如Alfred Zimmern, The Greek Commonwealth: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Fifth-Century Athens（1931）（齊默恩著《希臘聯邦：五世紀雅典的政治與經濟》），強調Cleisthenes（克里斯提尼）和 Pericles （伯里克里斯）建立主權在民的雅典，是民主政治的典範。希臘的文學與哲學經典，充分流露人文主義思想。

暑假期間，跑到臺北「文星書店」，購買盜版的英文書籍（當時許多盜版書籍價格便宜）：Plato（柏拉圖）的 The Republic（《理想國》）; Homer（荷馬）的Iliad （《伊里亞德》）和Odyssey （《奧德賽》）; Aeschylus（艾斯奇勒斯）、Sophocles（索福克勒斯）與 Euripides（歐里庇得斯）的悲劇，和Aristophanes （阿里斯托芬）的喜劇。另外還買了Hayes and Moon, 和Grant and Temperley 歐洲近代史的著作；還有Goethe（歌德）的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少年維特的煩惱》）。我當時年輕迷糊、缺乏紀律，明明期末考試在即，還陶醉於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那種對理性思考沒有幫助的課外讀物裡。不過，歌德的Faust（《浮士德》）則是必讀的經典。
大學的四年很快就過去，所能學到的很有限。只不過，養成對自由人文主義 （ liberal humanism ）、心靈價值的興趣與關注，則值得永遠珍惜。

在那個思想禁錮，文化荒蕪的1950年代，東海是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的重鎮。文學院長張佛泉倡導自由與人權，不遺餘力。他多次强調基本人權是每個人「不可剝奪的權利 （ “inalienable rights” ）」。他在哲學概論課堂上，介紹Samuel I. Hayakawa（早川）的著作 Language in Thought and Action （1949，《語言與人生》），說專制政權常用情緒字眼如 「愛國」等字樣，來煽動人民，以達到專制的目的；法西斯即是一例。 張佛泉的 「諸權利即諸自由」英、美經驗主義式論述 （ 源自John Locke約翰 洛克, Thomas Jefferson湯瑪斯 傑弗遜, David Hume大衛 休姆, John Stuart Mill約翰 彌爾, Thomas Hill Green托馬斯 格林 等），引起徐復觀 與牟宗三 教授的批判；他們強調自由的道德意涵。

作者說1950年代，東海的老師，教我們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觀念。東海大學校門。圖／擷自東海大學官網
張佛泉則指出自由有兩種意義：1，具體的丶屬於政治法侓層面的自由制度，諸如人身、財產、 思想、言論、集會、居住自由等基本人權。2，抽象的、道德倫理層面的內心自由，主感自由 （ subjective freedom ）。至於兩個層面的自由之關聯與涵義，三位同事學者則有爭論。總之，張佛泉整合英美自由觀念與歐洲大陸學者如盧梭、康德、黑格爾等人的學說，完成他的經典著作《自由與人權》（1955），奠定了台灣自由民主理念論述的根基。三年後1958年，Isaiah Berlin （ 以賽亞 柏林，1909-1997）在牛津大學（Oxford ） 發表著名的“Two Concepts of Liberty”（＜兩種自由概念＞），也就是積極（positive） 和消極（negative）。

政治系還有沈乃正和徐道鄰兩位自由主義大師。筆者曾經旁聽沈老師 講解英國內閣制，講到重點就重複說明；講到激動處，他滿面通紅。宋朝昇、謝善元、謝家進、楊弘毅很用功上他的課。李福登亦然，所以後來當上總統府國策顧問。

徐復觀與牟宗三是新儒家大師，同樣崇尚自由民主主義。不過，他們認為現代化與民主化必須結合中國傳統文化。他們推崇儒家觀念，諸如內聖外王，天下為公，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為本、君為輕的孟子民本思想。他們整合東方與西方（如盧梭、 康德、黑格爾 ）的學理，而成一家之言，認為民主政治必須建立在道德理想的基礎上。

徐復觀老師推薦日文書籍，如《東洋人之思維方式》。他很欣賞蕭欣義、沈榮嘉和鄭欽仁的作文。可是，我的作文提到離開家鄉、來到與世隔絕的大肚山上住校，覺得寂寞想家。徐老師寫評語說：「讀書就不會想家！」 說實話，我任性好玩，擅長作白日夢，沒有時間認真讀書。 當時我們都是剛從高中畢業，單純無知的小孩。反而是齊錫生很用功，縱使清晨很冷，也還是跑上山背誦＜論語＞和＜孟子＞。 徐復觀老師治學嚴謹，正派正經。有一次學校邀請到享譽海內外的作家林語堂 （ 1895〜1976 ）博士來演講，徐老師坐在前排。 林博士開口說演講題目是 「如何學習英語」，徐老師一聽，即刻當著眾多師生面前，掉頭就走。他沒有時間聽那瑣屑的話題。他的兩位得意門生：鄭欽仁後來也當上總統府國策顧問；江樹生則榮獲總統文化獎。我多位好友是總統級人物!

牟宗三老師崇尚老莊哲學，逍遙自在，不拘小節，走路飄然。曾看到他穿著睡衣，邊走路邊吃花生，走到位在學生宿舍樓下的郵局，收取郵件。他和徐老師跟張佛泉老師的論述，時常論及黑格爾 （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與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我一知半解，不過，至今還是特別欣賞康德的哲學。

康德堅持公平正義的原則，認為必須結合自由與法治，建立民主憲政體制；代議制度是最好的政府形式。浪漫自由主義哲學家盧梭 （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對他影響至深，特別是兩個要點：
1, 人的 「內心經驗」 （ inner experience ），如道德良心、直覺、信仰、情感。這直接挑戰十八世紀歐洲知識份子過度執迷的理性主義。
2, 每一個人的尊嚴與自由（“Man is his own last end”；“the common humanity of all men.”）這是康德自由民主思想的根基。康德延伸這兩個重點，再結合理性主義思想，建立了一個哲學系統；整合兼容（ synthesizes ）歐洲十八世紀 啓蒙時代（Enlightenment）和反啓蒙（Counter-Enlightenment ）的文化傳統。

康德終極關注的是：每一個人的自由與尊嚴，以及世界的和平。這位世界主義者鄙視狹窄的民族國家主義。然而有趣的是，康德終身不曾離開過他生長的德國城市柯尼斯堡（Koenigsberg）。 一般而言，出國觀摩可以令人廣開眼界與心胸，培養國際觀。不過，康德不出門，卻能擁抱國際主義及自由、民主 、法治、人權的普世價值，為人類福祉而講學著作。

反觀今日某些中國和台灣留學生，儘管進入哈佛和哥倫比亞，始終擺脫不了狹窄民族主義的糾纏。不管歷史環境如何改變，不顧當地人民什麼意願，他們始終堅持：「我們都是炎黃子孫」;「西藏和台灣自古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一匹馬跑到美國遊一趟，再回國還是馬，不會變成不是馬。子曰: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嘆道: 「民族主義是人類的幼稚病」（“Nationalism is an infantile disease, the measles of mankind”）。

其實，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好壞，視情況而定。它可以跟不同的政治理念結合： 自由、民主、保守、 反動、種族、或集權等理念。排他性、侵略性的愛國主義，就成為非理性的沙文主義（chauvinism ）。美學藝術學者傅雷（ 1908〜1966 ）寫信給在國外的兒子（傅聰）說: 「你的中國人的自豪感使我為你自豪。你善於賞識別的民族與廣大人民的優點使我感到寬慰。唯有民族自豪與賞識別人兩者結合起來，才不致淪為狹窄的沙文主義。在個人也不致陷於自大狂、自溺狂；而且這是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真正的交融。」
1950年代，東海的老師，教我們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觀念。徐復觀和牟宗三主要投稿香港 《民主評論》雜誌，張佛泉則以《自由中國》雜誌為主；這雜誌的主要創辦人是胡適、雷震、張佛泉、殷海光、毛子水 、夏道平 等自由主義學者。（ 謝善元在東海校園推銷這雜誌；在我的印象中，喜愛的讀者包括蕭欣義、鄭欽仁、沈榮嘉、謝水發、謝家進、郭永助、陳瑞洲等等多位同學。2011年，我向謝善元提起他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竟然有勇氣和見識推銷 《自由中國》雜誌。而他則謙稱當時自己是 「初生之犢不畏虎」）。這兩種雜誌，都從各方面批判國民黨黨國不分的獨裁體制，都倡導自由民主主義。但兩個陣營之間，在民主政治的道德基礎論說，則有爭論。在一場中西文化論戰中，胡秋原與徐復觀 對上胡適（ 中央研究院院長 ），淪為意氣之爭。1958年5月7日 胡適到東海大學參加吳德耀校長為他舉辦的茶會，當面對徐復觀說: 「你們講中國文化，只是被政治反動份子所利用。」 徐復觀生氣地回答說: 「反動份子把官給胡先生做，但並未給我們做。」

史家認為「蔣介石可以容忍一群孤立的外省籍知識份子批評他」，但當他們試圖結合台灣籍的政治人物組織政黨時，就「越過了蔣介石的紅線」。反動的國民黨獨裁政府，於1960年關閉 《自由中國》 雜誌，其靈魂人物雷震 下獄，嚴判十年，罪名是「包庇匪諜」。這一段悲慘的台灣歷史，請參看 陳翠蓮、吳乃德、胡慧玲著《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二，2014）。另外Mikael Mattlin, Politicized Society: The Long Shadow of Taiwan’s One-Party Legacy （Copenhagen, Denmark: 2011。馬特林著《政治社會：台灣一黨專制的長長陰影》），則揭示國民黨「黨國體制」的餘孽， 仍然纏擾今日的台灣。如何將其鏟除，以推行政經、司法、社會、文化、學術、教育各方面之「轉型正義」，是今日台灣的一大挑戰。

1950〜1960年代的東海， 曾經是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的園地， 因此享有響亮的校譽。後來，東海「求真」的校訓， 漸被遺忘， 被升國旗典禮與「蔣公銅像」所取代。權威取代「求真」，於是昔日聲譽不再。我們愛東海， 必須思考這最根本的問題。

然而，值得慶幸的是，創校六十五周年之後的今日東海大學，仍然是優良的大學，有許多優秀認真的老師，聰明好學的同學。2020年英國泰晤士報特刊「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 University Impact Rankings ）將東海大學與國立台灣大學並列全球縂排名101—200之内，台灣私校第一，全國第三。況且至今，有十一位東海大學畢業校友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全國私立大學中擁有最多院士校友的大學。此外，台灣最優美的大學校園就在東海大學。
※本文轉載自蔡榮芳著《從宗教到政治：黃彰輝牧師普世神學的實踐》（玉山社，2020年）。本文稍加更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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