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井一二三番外篇】外國月亮並沒有比較圓

從大學階段，新井一二三跑去中國留學，畢了業，又移民加拿大、旅居香港，長達12年的時間飄泊在海外。一方面是逃離原生家庭的束縛，「童年的我要走出現實生活，逃到另一個世界去，因為只要我和母親單獨在家，在我視野一角的她一定很不高興，而且從她嘴裡出來的話，要不是辣的就是苦的或者酸的。」

另一方面則是「對於日本社會長期覺得規矩太多了，喘不過氣，想要去遠處自由地呼吸。」又說：「我從小性情乖僻，不愛雷同，愛走人少的路。結果，在強調『和』，標榜集體主義的『大和民族』社會，經常被扣上『協調性不足』的帽子。」

大學畢業，她擔任《朝日新聞》仙台特派記者。日本1980年代的職業女性還很罕見，女記者更是少之又少，男性主導的團體裡，缺乏與女性共事的經驗，「記者工作很忙嘛，公司裡面有沙發，還有些床，晚上累了可以休息。我一去上班，上司就告訴我：『這沙發你可以坐，但不可以躺下來，那裡的床你當然不能睡，連進那個房間也不可以。』因為他很怕把女記者跟男記者放在一起，會發生不應該發生的情況。我時常工作很長時間，早上7點鐘到晚上12點，那麼長時間工作，而且剛開始六個星期沒有一天放假，我都很累，男記者可以躺下來休息，我沒有地方可以休息，怎麼活呀！」

職場性別歧視不僅在公司內部，出外跑新聞也不例外。「我第一次去警察局跑新聞的那一天，穿著高跟鞋卡答卡答走進去，副局長跟我說：『哇！真像是電視裡面的女記者啊，你從頭再走一次讓我看看。』我就真的走出門口，從頭走一次給他看。很多這種麻煩事。」

更糟糕的是，上司因為她是女性，直截了當對她說：「我絕對不讓你去中國當特派員。」為什麼他這樣講？「記者本來是男人的世界，有一個女記者進來，而且是從外國留學回來，會講外語，他真的看不順眼。我當記者的目的，就是去中國做特派員，如果繼續待下去，我可能一輩子都沒有機會去了。」跟她同期進入《朝日》的女記者們，沒有一個離開日本派駐國外。「在日本，不論是在家庭或在職場，都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就是對女性的壓抑和歧視。如果我是男孩子，處境可能很不一樣。」

於是只幹了5個月記者，她便毅然辭職。很多人告訴她，加拿大有各國來的移民，英語環境很好，也有獎學金可以申請，那年她25歲，想說乾脆去闖看看，能不能開創一番新人生。

沒料到事與願違。「小時候看電視，以為講英語的人都活得很快樂，到了那邊才發現，從不同地方來的移民之間，按照皮膚顏色分成明顯的層次，在當地人眼裡，誰高誰低大家心底有數。」有一回，一位男作家邀請她參加舞會，中途先繞道去另一位友人家，門一開，馬上被質問：「Are you the babysitter of the night？」她被刻板印象當作褓姆，尷尬得要命。還有一回，一位來自波蘭的女孩子對她說：「我生的孩子將來會成為一個白種加拿大人，你的孩子永遠是一個弱勢族群。」她忍不住心想，這到底是什麼樣的地方？連孩子都擺脫不了種族和階級的歧視？

回憶過往，新井一二三倒是看得很開，「加拿大跟很多國家比起來，已經算是很好了。現在加拿大總統也是很開明的女性主義者，挺好的嘛，但是你去那裡生活以後會發現，只要是人生活的地方，家家都有一本難唸的經，真的是那樣子。外國的月亮從遠處看來是比較圓，但是到了那裡，其實跟日本的月亮是一樣的。」

又說：「在日本直到今天，很多人對西方對歐美仍有很不現實的幻想，而且產生自卑感，總覺得自己不如白人，真的很浪費生命，這跟我對父母感到的自卑感、劣等感很像。我在海外12年，雖然不是過得非常快樂，但是學到很多東西，尤其把英語學好最棒的地方就是，看見了講英語的人也不必覺得自卑，知道自己並不比他們差，大家是一樣的等級，這相當重要。別人聽我說話以後，就知道我是有一個水平的人，他們會看得起我，所以我逐漸累積出了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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