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會友

《風傳媒》、《臉書》(Facebook)、《信使者》(Messenger),三様新科技都幫助了我,以文會友,結識了兩位教授,曾建元和倪孟安。他們倆分別在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從事客家文化研究,因為《風傳媒》刊登了我一篇觀點投書,我轉䀡上《臉書》,引起他們的留言,於是,進一步再利用《信使者》交流意見。 以文會友因果循環 不打不相識,也許可以用作為筆者劉錫輝和曾建元教授認識的寫照。其前因後果說來話長,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遠在2013年,筆者偶然在一個讀書會認識了馬忠良教授,促成了我將回憶錄《大變動時代的滄海一粟:劉錫輝回憶錄》出版。 2014年是讓我很沮喪的一年。因為在回憶錄中敘述1949年胡璉第十二兵團部隊敗退經過我廣東省興寧縣水口鎮水洋村老家時,用手榴彈丟入池塘炸魚,父親劉展文只是口頭抗議,竟當場慘遭槍殺。此事因為出版回憶錄而公開,已經結疤的傷痕再度被打閞,傷痛不已,乃將事件發生經過向馬英九總統陳情,要求政府向我家族表達歉意,撫平傷痕。此事由總統府轉給行政院交辦,雖然內政部表示可以依照〈國軍軍事勤務致人民傷亡條例〉處理,國防部卻以該部為行政機關無法審理為由推卸責任,真正是求助無門。遂寄希望於媒體,向報社投稿,也被拒絕刊登。 2015年,《旺報》《兩岸史話》專欄,刊登了拙文〈金門島兩次戰役拾遺〉,文中披露了胡璉部隊殘殺先父的經過,雖然於事無補,但可稍微舒解一些胸中鬱悶。 2016年,《旺報》原定刊出的另一拙稿,因為主筆更換而擱置,8月間刊出曾建元教授的〈忠義護國的胡璉將軍〉,讀後感觸深沉,覺得該篇文章有些不足之處,於是寫了讀後感投寄《旺報》,下落不明後將稿子修改,以〈紀念古寧頭大捷,還湯恩伯將軍榮耀,還老兵公道〉為題,改投《風傳媒》並蒙刋出。該文敘述重點在於胡璉將軍獨攬了古寧頭大捷的戰果,漠視了湯恩伯將軍的戰功。胡璉部隊大陸敗退時軍紀敗壞,造成許多家庭的悲劇。建設金門島利用士兵形同奴工,老兵未能得到社會的尊重。也許是年代久遠,社會上沒有什麼反應。臺灣只是需要一個「金門王」作為「門神」,姓「湯」姓「胡」,有誰會在乎呢? 曾建元教授在《風傳媒》刋出我的文稿後,除了留言表達善意之外,再轉貼拙文到他的《臉書》上,讓我對他的雅量感到敬佩,經由《信使者》交換意見後,感到機緣難得,於是有相約在臺大校友會館見面的機會。 曾教授曾經在《信使者》交換意見時,表示對客家文化研究有興趣,而且特別詢問末代興寧縣長兼保安團團長謝海籌先生殉國的事蹟。真的很湊巧,2012年由謝海籌先生二公子天霖,贈我一册《謝海籌烈士紀念輯》,遂於見面時將該紀念輯轉贈曾教授,當時他忙著應酬,未及多談。 第二天早上我心血來潮,回憶起在2014年,北美《世界周刊》有篇〈紅色特工身後六十年〉的文章,敘述紅色特工朱楓被以匪徒處決,後來骨骸遷葬大陸成為烈士。我看到該文後,將謝海籌在大陸受難的事蹟,再加上朱楓的故事,寫成一文。兩位都是曾經被判為匪徒,後來又變成烈士。有感於在那個荒謬年代,同一個人竟然會有「烈士」或「匪徒」截然不同的評價。其實,從歷史長河中來檢視,「烈士」或「匪徒」都不適當,無妨用比較中性的「政治受難人」稱之。寫下〈烈士與匪徒〉一文刊登在《世界周刊。許業武先生看到後,在《世界周刋》發表〈誰是烈士?誰是叛徒?〉。 於是,我乃將許業武文章傳給曾教授參考。奇蹟發生了,他立即覆我一篇她刊登在《縦覽中國》的文章〈六張犁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的歷史意義〉。他特別提及,關於六張犁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他另在《大紀元》發表過〈但開風氣不為師,客家老大邱榮舉〉一文,寫到國軍草菅人命,把墓主季澐名字寫錯成「李雲」,讓家人半世紀找不到遺塚,最後被邱榮舉教授發現這一錯誤。因為這篇文章的啟發,朱楓家屬才能循線,判斷「朱湛文」就是朱諶之,朱諶之就是朱楓。朱楓遺骸因之找到歸葬大陸。這個故事的結局,可稱得上「因果循環」。 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曾教授邀我參加11月19日在新北新店舉行的胡璉論壇,猜測有人倡議將胡璉故居改為紀念館,以謀胡璉故居產權爭議之解決,相信出席者多為胡璉的支持者,我若出席表達異見,似乎不宜;若是出席而沈寂不語,則將對不起先父在天之靈。因此遵從聖嚴法師開示,「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對於胡璉的是非功過不再過問,決定不出席胡璉論壇。此次意外的「以文會友」,能夠徹底地解脫我人生旅途上所揹著的精神負擔,真正做到「放下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