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邱妙津自傳體小說《鱷魚手記》，析論台灣同性戀菁英的雙重意識

文：陳鈺欣

台灣同志公民的雙重意識：既是台灣人，也是同性戀

這一系列刊在《關鍵評論網》的文章，或可稱之為「五年級同學會」，是舊書重讀的同志研究工程。是步入中年的我，對過往青春的重新檢視，剖入最深的自己，看時間之流鑿刻的痕跡。尚未成為朝九晚六出版產業上班族前，亦忝為一個同志運動者。無知年少，舉著同志諮詢熱線的牌子走上西門町街頭，是為二○○三年第一屆台灣同志遊行。

本文討論台灣同志公民的雙重意識：既是台灣人，也是同性戀。「同志」一詞是「同性戀」走入身分認同政治的用法，而同性戀則依然飽受汙名。這個用法，於我和王穎來說，始自二○○三年翻譯澳洲文化研究學者馬嘉蘭老師的一篇論文：〈揭下面具的鱷魚：邁向一個現身的理論〉（The Crocodile Unmasked: towards a Theory of Xianshen）。

熟習中文的Fran老師，以拼音拼出中文現身（xianshen）、同性戀（tongxinglian）、同志（tongzhi）等詞，以脈絡化、畛域化一九九○年代以來的台灣同志自我命名與運動，與西方（歐美、澳洲）為主的酷兒運動（queer movement）區別。「雙重意識」一詞，我借用自歷史上第一位取得哈佛博士學位的非裔美國人杜博依斯，其經典著作《黑人的靈魂》（1903）。

美國並未賦予他真正的自我意識，只讓他透過另一世界的啟示看到自己。這個雙重意識乃是一種奇特的感覺，總是透過他人的眼光觀照自我，利用白人世界的捲尺衡量自己的靈魂，白人覺得好玩之餘，面帶輕視和憐憫的神情旁觀著。黑人總是感受到自己的雙重性─既是美國人，又是黑人；兩種靈魂、兩種思想、兩樣無法調和的奮戰；兩種交戰的理想在一黝黑的軀體裡，但憑其頑強力量才不至於被撕裂。

杜博依斯的「雙重意識」一詞，意指美國並未真正接納「黑人」，非裔美國人內化白人的眼光，以白人的觀點審視自己，因而產生意識衝突或認同分裂。在此，我主張台灣當下的同志公民，亦存在著既是台灣人，也是同性戀的雙重意識。

二○二三年，第二十一屆台灣同志遊行「與多元同行 （Stand with Diversity）」18萬人走上街頭，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率黨工加入，步行1公里餘，宣稱「婚姻平權只是起點」。日前，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與彩虹平權大平台協會，攜手發布「2023年台灣同志職場友善指標」評選結果，不乏美光等科技大廠與醫藥龍頭。

除了婚姻權，還有工作權，同志運動二十年走來篳路藍縷，對於同志的國族想像，亦有別於「同志無祖國」的口號，具體落實為「台灣同志」。翻讀昔日文獻，同志研究學者早已真知灼見，預料今日發展。以下我將重新檢視學者朱偉誠2003年所發表，對於台灣同運的公民轉向論述。

前行政院長蘇貞昌執政團隊的全紀錄《護國四年：會做事的團隊，盼台灣成為幸福之地》，在年底選戰喧囂中出版，首章即為「婚姻平權」。我們若沒有遺忘，行政院長蘇貞昌曾於2019年2月20日，於反同論述沸沸揚揚之際，親上火線宣導同性婚姻專法（「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影片中的他，懇切地一字一句唸著親筆寫下的說帖：

無論你是異性戀或同性戀，我們都是同一國的，都一起生活在這塊土地上，都在同一個天地之間，我由衷的期待大家，包容的接受不同，和善的對待彼此，使台灣成為一個相互尊重，彼此友善的國家。

作為出生在一九七○年代、經歷過愛滋天譴說汙名的台灣同志，不得不說，我很感動。曾經被排除的二等公民，終於被國家所看見。但冷靜思索，這其實不脫朱偉誠在馬英九任台北市長時，便曾經拋出的問題：台灣同志公民運動的歷史意義？國族還是民主？

在《同志・台灣：性公民、國族建構或公民社會》這篇論文中，他借用歐美同運的公民路線論爭，直白地分析：台灣的首善之都在國民黨籍市長馬英九任內，因著兩黨政治菁英對於民主進步的競爭，而舉辦了「台灣同志公民運動：台北同玩節」。九○年代臺灣同志運動的種種曝光，其實僅是一種文化形貌的轉型：同志身影曝光在電視螢幕上，進入家庭日常中。

也因此，當文化展演的同志運動漸趨沉寂之際，2000年9月起由台北市舉辦的「台灣同志公民運動」，不但是台灣第一個官方編列預算舉辦的同志活動，也對彼時台北的同志研究社群、同志運動圈，激起了不小漣漪。官方編列預算杯水車薪，以試水溫的方式探測民眾對於同志的態度，其背後的考量不脫選票。缺乏社群凝聚、同志尚未具備真正政治實力，無怪乎以同志研究為本位的學者朱偉誠，必須直面自己提出的問題：

台灣同志公民運動的歷史意義？國族還是民主？

在此，其筆下的「同志」一詞，不僅只是中港台三地所用，來自香港作家邁克所挪用、去同性戀汙名的性相；毋寧更是全球化串連的global queer。論文名稱抬舉「同志」與「台灣」並列，而非尋常用法中的「台灣同志」，其實已經揭示了全球化同志與台灣主體分庭抗禮。時序進入二十一世紀第三個十年，台灣同志遊行年年近達二十萬人，高喊「同志無祖國」的全球化酷兒成為少數學院派，取而代之的是「台灣同志」：既是台灣人、也是同性戀。

「台灣同志」並非時代新興產物，但台灣真的接納同志作為公民了嗎？台灣這塊土地，是否賦予同志真正的自我意識？為了析論台灣同志如何內化了台灣人對於同性戀的觀點，我將重讀邱妙津寫於一九九○年代的自傳體小說《鱷魚手記》，讀出其中本島同性戀菁英的雙重意識。

重讀《鱷魚手記》

為什麼時至今日，我們還要重讀三十年前的青春同志悲歌？若我們不能深入台灣本土的地理風土，探看個體同志的生活處境，就無法真正改善整體同志權益。因之，我讀邱妙津，並無致敬之意，而是做為寫實作品來觀察。在論及《鱷魚手記》小說人物小凡的文章中，我重新定調這部作品，是解嚴前的文化女菁英校園文本。

解嚴啟動的不但是島上民主機制的重新運轉，亦是透過諸如野百合學運、婦女運動、農民運動等各種民間運動的權力重新部署，更是菁英階序的重新排列，並且在部分鬆動後更加穩固的過程，是台灣作為一個在文化、政治上宗主國紛雜的殖民地所進行的脫殖民、後殖民過程，是本島菁英取得權力之際。

成長於一九八○、台灣解嚴前的文化女菁英校園文本，而吞吞、至柔、拉子、水伶間的相處，則可看成大學校園女同志社群前身，並更精確地鎖定為北一女畢業進入台大的校園女同志。在這本自傳體小說中，邱妙津相當完整地呈現一個文化菁英對於尚屬禁忌的同性愛欲的辯證與困境、掙扎。

澳洲學者韓瑞，二○一七年在台灣同性婚姻釋憲案審議之際，於美國洛杉磯時報為文〈想想鱷魚：邱妙津的女同志寓言〉（Consider the Crocodile: Qiu Miaojin’s Lesbian Bestiary）給予小說本身高度評價，他評析《鱷魚手記》拉子與鱷魚兩條敘事軸線正反進行，最後疊合在「我無話可說」落幕，像是雙螺旋。就寫作策略來論小說，架構精妙；在描述台北地景時，有電影般的手法。

因描寫彰化原鄉《鬼地方》獲金典獎、金鼎獎的作家陳思宏，提及台北之於他，最大的衝擊就是「文化」：

18歲到台北，最大的衝擊就是「文化」，我貪婪享受台北的城市文化資源，貪看金馬影展，勤跑劇場，在夜店跳一整晚的舞，終於戀愛了，這一切，彰化永靖都沒有。

作為邱妙津的彰化同鄉與讀者，陳思宏在幾次公開受訪中均惋惜地提及邱妙津，因為她的筆下沒有彰化，沒有原鄉。我曾分析《鱷魚手記》當中的愛戀執迷，認為糾結點在於同性關係，沒有婚姻作為期盼。但這次重讀，擊中我的刺點，卻是一個懷舊物件：中興號。是的，昔日公路運輸巴士中興號，出現在主人翁拉子自況負笈北上，離開原生家庭的段落，這是整本小說中少數非台北地景的段落：

唉，想當年我十六歲就被騙離開家。那時候我老媽送我到車站，同鎮和我一起要到台北念高中的要一起搭中興號，我老媽站在剪票口笑著跟我揮手，車要開了，突然間她在人潮間擠著，眼眶裡迅速湧滿淚，擠到剪票口前，像小孩般無助地哭著，那時我不明白她怎麼這樣，只是很心疼，好多年後才明白。

與其說小凡與拉子，同是天涯淪落人相偎相依，不如更精確地說她們都不是土生土長台北人。作為台灣大學的校園女同志，長期處在擠身台灣未來菁英，又是女同性戀的情境中，其間的矛盾、困惑，與自我交戰，我稱之為九○年代台灣同志的雙重意識，雖然是台灣人，但內化了台灣人對於同性戀的觀點，在其間擺盪與衝突。

我是一個會愛女人的女人。眼淚泉源，像蛋蜜塗滿臉。時間浸在眼淚裡。全世界都愛我，沒有用，自己恨自己。〔…〕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被某種東西釘死，你將永遠活在某種感覺裡，任何人任何辦法都沒有用，在那裡面只有你自己，那種東西把你和其他人類都隔開，無期的監禁。並且，人類說我是最幸福的，我脖子上掛滿最高級的幸福名牌，如果我不對著鏡頭做滿足式的表情，他們會傷心。

關於菁英的龐大細微比較是拉子內化的，她時時刻刻以觀奇的目光窺視同性戀的自己（像鱷魚般的怪物）。這使得拉子在跟自己奮戰，自己逼自己一步步踩著階梯向上爬，以致當有一部份稍稍滑落時，就像一個永遠彌補不了的缺口。正是拉子內化了在性別弱勢的困苦與污名，使得拉子遠比她身邊的人都急於動用她在文化階級上的優勢，某種匱乏、自卑不斷地提醒她想要反抗又無力，形成了以某部分的發達來對抗某部分的殘弱、殘破。

使她的行事風格聞來有一種透過文化品味極力「偽造出身」的「漂白」味道。拉子將自己的同性愛欲時時放入巨大且細微的象徵系統作比較並且挫敗，因為同性情慾在以異性戀為中心的菁英序列裡本是一種滑落。這樣的挫敗滑落，卻也使得拉子發展出一種自我標舉精神上的溝通瞭解以勝過愛欲與現實的方式，透過操作精神／愛欲對立的方式，成為文明的繼承人，文學事業的舵手，重新恢復了文化菁英的自信心。

重讀《鱷魚手記》，發現作者邱妙津對於校園外的職業生活與工作，欠缺實證與觀察，例如她筆下的人物小凡，設定是一個救國團的職員，邱妙津寥寥數句「她永遠有做不完的工作」便打發了。偷看一下《邱妙津日記》，關於「放棄出國」的主題：

放棄出國到底代表什麼呢？代表我放棄走一條人人羨慕，在這個社會上會被標定在最高貴、最有價值位置的路。也是把我的前進送上「金童」的全壘打壘包，在最短的時間內作最緊湊的安排，是這個社會裡能有的最精彩最輝煌的安排。從這樣的安排中鬆弛下來，彷彿就要被從「金童」打落谷底變成凡夫俗子。但我一向的「金童」標誌是假象，不是嗎？我是個內在殘缺空虛的「金童」。

這樣對出國留學賦予高度想像，不正是雙重意識帶來的失落？兩種靈魂、兩種思想、兩樣無法調和的奮戰；兩種交戰的理想在一個軀體裡，終究是被撕裂了。

鱷魚有淚，同志悲歌暫歇，二○二三年中生代女同志作家李屏瑤，於兩廳院駐館期間，在兩廳院圖書館舉辦一場專屬女同志的老派趴踢「沒有名字的鱷魚」，回顧解嚴後的性別運動，向九〇年代致敬。李屏瑤著有《向光植物》（2016），以提倡要寫「女同志不自殺」的故事聞名次文化中。

但在她的回顧裡：綠色的鱷魚、「拉子」成為女同志的代名詞，忘卻不掉也揮之不去的《鱷魚手記》，以及電視偷拍偷窺，便成為女同志族群的『美好往日』，而這份美好，是要加上引號的。無獨有偶，美國影集天才老爹寇斯比（Bill Cosby）曾說：「只有一個族群從來沒有『美好往日』，那就是美國黑人。」

現任台北市議員苗博雅亦屬於青壯世代女同志，因參選立委飽受性別攻擊，當台灣還存在著任何一個黨派、媒體，或任何一個人，可以公開對他者展開性別攻擊，同志族群就不可能存在著美好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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