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中國當局對社會穩定的焦慮

（德國之聲中文網）今年4月是習近平所謂國家總體安全觀提出10周年，前些天官媒進行了集中的報道和宣傳。然而，10年下來，靠高壓維持的社會穩定和安全到現在已難以為繼，民間的不滿越來越凸顯，近段時間就出現了多起包括學生跳樓自殺等在內的悲劇性事件和個體的抗爭。有權威學者透露，當局目前最關注的不是經濟問題，而是社會穩定，穩定問題越來越嚴重，甚至比經濟情況更嚴重。如果這個信息屬實，反映了當局對社會穩定的焦慮，說明當局已經預感到社會大變革正在迫近。

穩定問題對當局來說並不是個新問題，類似“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不知喊了多少年。過去，當局也重視穩定問題，並非只是喊喊口號，然而，只有在新時代，當局才將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捆綁在一起，穩定變成了一個國安問題，這說明當局真正意識到穩定問題處理不好，是會嚴重沖擊到中共統治，甚至導致中共垮台的。

“撫剿”並用的兩手策略

過去10年，當局采取撫（精准扶貧）剿（嚴厲打擊群體事件）並用的兩手策略，致使有規模的集體反抗行動比起江、胡時期大大減少，但隨著三年疫情封控導致的經濟下行和當局對平台經濟的整頓打壓，工廠倒閉和工人失業大量出現，勞工維權事件增多，民間集資事件頻發，互聯網金融詐騙蔓延，一些地方發生了有一定規模的群體抗議，低收入者生活壓力增大，邀約自殺和報復社會的個體極端事件不斷冒出，公務員群體也因大範圍減薪而抗議。

僅以勞工的集體抗爭為例，據總部設在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的不完全統計，2023年全年，中國發生的工人集體行動事件1794起，是2022年（831起）的2倍有余，超過以往三年的總和，遍及制造業、建築業、服務業、交通運輸業、教育業、采礦業等領域，每個省都有。在所有的集體抗議行動中，最受矚目的還是2022年11月爆發的蔓延全國多個城市的白紙運動。

表面看，“新時代”出現的這些群體事件和個體極端事件，除“白紙運動”外，總體上其抗議程度沒有超出以往的同類型事件，但這並不表示它們對政權的沖擊程度就會減少。相反，這些抗議行動所帶有的新的特點容易觸發社會大局不穩，讓當局絲毫不敢掉以輕心，尤其將“白紙運動”的政治性考慮進去。

原因在於，“新時代”的集體行動和個體極端事件，不是在中國經濟處於上升階段產生的，而是在中國歷經一段時期的高增長後，經濟進入下行通道產生的，又疊加中美對抗和國內政治高壓這兩個因素，因此，社會的信心極度低落。雖然多數事件的規模不大，但社會的情緒格外焦慮，事件的感染性強和對人們的心理沖擊大。像銀行擠兌招致的民眾抗議和由房產危機引發的業主停貸斷供，對金融和經濟會產生破壞性影響，由此可以理解當局為什麼非常重視金融的穩定，成立專門機構處理金融問題了。

此外，年輕人集體邀約自殺和公務員討薪等過去不曾或很少出現的現象，前者反映了中國社會底層長期以來承受的巨大生活壓力在經濟困難期雪上加霜，超過個體承受的臨界點，這類事情對人們的內心觸動極為強烈，也極易引發報復社會的惡性極端案件；後者的日子也不好過，經濟困難的加劇，讓政府財政收入銳減，公務員普遍減薪，甚至發不出工資，無疑打擊他們對當局的忠誠。

社會穩定的嚴峻問題

“新時代”這類社會的不滿和抗爭雖然多發生在近幾年，但當局早就明白其統治方式會使社會穩定成為一個嚴峻問題，於是有針對性地提出國家總體安全觀，把國家安全上升到民族復興的根基，社會穩定上升到國家強盛的前提。當局一方面從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包括文革的教訓深知，在不能改變統治方式下，沒有安全和穩定，一切無從談起；另一方面也從群眾尤其勞工群體的抗爭訴求和方式中認識到，需要將維穩嵌入於國家總體安全考量，因為勞工的抗爭訴求，已從過去相對單純的政策性措施和經濟利益，過渡到政治與社會權利層面的變革要求，抗爭方式也借助現代網絡技術的力量迅速擴散信息，擴大社會影響以爭取更多支持。但對官員來說，實際上缺乏有效解決社會沖突的制度化手段，更多還是剛性維穩，這就不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導致沖突產生的問題，反而往往會激化矛盾和沖突。

假如群體事件頻發，特別是反體制的維權集體行動，社會就不可能穩定，也就會挑戰、威脅中共統治。這是當局對穩定的認識邏輯。因此，中共要贏得人民對其統治的認可和支持，需要一個穩定的發展環境。習為加強自己一人統治的合法性，更為中國制定了一個中國式現代化的高目標，而這個目標要求全體國民在他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去實現，任何不穩定的風險都有可能導致目標實現不了。所以，相比他的前輩，習尤其看重穩定，但要達成全體國民的“團結一致”，在黨內不能只靠政治高壓，在社會只靠專政，否則，當局的維穩成本有增無減，在經濟下行的壓力下，這是不可承受的負擔，並將進一步阻礙經濟發展。

新時代的“楓橋經驗”

故他重提“楓橋經驗”，依靠新時代的“楓橋經驗”即群眾路線去解決社會矛盾，將矛盾化解在基層。然而，從“楓橋經驗”實際運行效果看，真的要有效運用，基層政府還是要有雄厚財力。因此 歸根到底，社會穩定問題要靠發展去解決。但在經濟困難加重的當下，這又談何容易，地方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不得不花很多時間去處理各種集體和個體的維權事件。從這個角度看，不排除當局通過強調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以此促使官員自覺重視社會穩定問題，積極主動而非被動去化解決各類矛盾和沖突。

社會穩定問題嚴重到沖擊其統治，是有可能在政策上做出調整，乃至修正其發展路線的。“白紙運動”迫使當局放棄清零政策，改弦易轍，就是一例。

雖然去年中國勞工的集體行動和社會抗議以及個體極端事件有所增加，然而，假設沒有發生2022年11月的白紙抗議運動，當局對這些事件的性質的判定就很可能和現在不一樣，不一定認為它們會沖擊到社會大局的穩定，威脅中共的統治特別是習近平的個人獨裁。

假如目前的情形延續下去，不排除當局接下來會破題分配體制，在這個方面是出台力度較大的政策，以縮小社會的兩極分化，當局在黨的文件中多次表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扎實推進共同富裕，是否會這樣去做，值得觀察。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志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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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鄧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