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袋裡有間諜」幕後，阿里巴巴、騰訊因這公司被清算

那是個霧氣濃重的秋日。數十名中央政治局和政法委員會（共產黨裡負責監管警察和法院的強大機構，一般簡稱政法委）的高層官員，聚集在北京會堂裡，聽取演說。

這場演說，目的是讓黨員跟上執法的最新趨勢，是第一次有講者來自政府部門之外。

穿著俐落藍領襯衫和黑色長褲的講者走向講台。在中國，幾乎所有人都認得出來，這位講者就是馬雲。

演講的主題是大數據。他告訴聽眾，像阿里巴巴這樣的公司，正在改動社會的方方面面。執法方面也不例外。

他告訴那些官員們，「只要擁有足夠的資料和運算能力，就能預測問題、預測未來，和判斷未來。」他說。

「壞人根本走不進廣場。」我們不確定馬雲所說的「廣場」指的是否就是天安門廣場，但他傳達出的訊息非常明確：阿里巴巴的數據可協助共產黨，避免他們的權力受到威脅。

八個月後，政法委又舉行了一場演講，這次講者是另一位企業家：馬化騰。

他是騰訊控股創辦人，該公司最受歡迎的產品是微信，這是款涵蓋所有功能的應用程式，就像WhatsApp、Instagram和Apple Pay的混合體。微信擁有近十億用戶，其中大多數人幾乎每天都會使用它。

中國的科技巨頭十分特別，他們都是在有高牆保護的花園裡成長茁壯的。和矽谷相比，中國的科技公司和國家間的關係也更加密切，仰賴政府對公司發展和存續的支持。

與此同時，和全球資本主義的企業一樣，他們也被對利潤的強烈渴望所驅動，而這種渴望未必和國家利益一致。對於共產黨來說，這讓他們既是無價的資產，也是焦慮的來源。

在防火長城內，共產黨賦予科技公司驚人的空間。只要遵守審查制度，網路公司基本上就能為所欲為──這個現象和能源、交通等其他經濟領域形成鮮明對比。

阿里巴巴和騰訊將創造力和無情的商業敏銳度融為一體，最終在競賽場上取得了主導地位。隨著兩家公司都將各自的帝國擴展到新領域，競爭也變得更激烈。最後，兩家公司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場鬥爭，目的只是為了爭奪一種資源，便是用戶數據。

今日的中國，無論在城鎮還是鄉村，幾乎每一個人都是透過支付寶或微信來處理一切交易，不論是小吃、訂機票，還是投資貨幣市場基金。

儘管這項技術對中國經濟非常有價值，但它對監控的貢獻可能更大。若想了解人們，他們花錢的方式就是最可靠、最能揭示洞見的窗口。

在美國，即便是亞馬遜，也只能看到消費者在自己平台上的消費樣態。與此同時，騰訊和阿里巴巴則可以看到中國各地用戶的消費情況。這些關於行為模式的洞察力，就其廣度和清晰程度來說都十分驚人。

阿里巴巴總部位於杭州，當地居民馮伊森說明了中國網路巨頭對人民帶來的巨大影響。他說，「很多人無法理解隱私的概念；如果你不理解，當然就不太會生氣。」

北京大學一位中國大數據研究者曾表示：「私部門掌握的數據，遠超過政府能獲取的。」這位研究者匿名受訪，「這是網路時代國家治理的關鍵問題：如何與這些超級平台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因為政府認識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夠的。」

直到二○二一年開始大規模清除資料前，中國公開的法院數據庫裡還找得到數千份文件；這些文件顯示，檢察官會把行動支付的數據，及其他來自阿里巴巴和騰訊的訊息當作證據，來對人們進行定罪。

在有些案例裡，警方會直接從嫌犯手機裡提取數據。但在其他案例裡，數據的來源卻被含糊帶過。我們曾詢問幾個案件的辯護律師，他們沒有人知道警方是如何獲取這些數據。

就在報導持續進行時，我們偶然發現阿里巴巴一部影片，影片描述了一個名叫「神盾」的團隊。團隊會用演算法來掃描阿里巴巴網站，搜尋違禁品及其他可疑行為。

該團隊的現任和前任成員告訴我們，神盾會審查被演算法標記出來的物件，也會向警方通報。但並沒提及是如何與警方溝通的，接受採訪的員工也無法（或不願）談論這件事。

經過數週搜尋，我們收到阿里巴巴一位前員工的消息：該公司總部有個專門據點，警方會在那裡索取所需的數據。

我們也找到另一位前員工，他回憶自己曾被找去那個據點提供使用者資訊，協助調查「和恐怖主義相關」內容，而「和恐怖主義相關」就是中國用來指涉維吾爾分離主義的稱呼。

阿里巴巴後來證實，這個據點確實存在，並表示警方只會「偶爾」到訪。

中國警方確實須提交類似搜查令的文件才能向網路公司索取數據，但和美國不同的是：他們不需要法官簽名，只要一位高階警官批准即可。不同的地方還有：中國企業沒有任何法律手段可抗拒這種要求。

中國《網絡安全法》就要求，在中國經營網路平台的公司都必須幫政府查出「危害國家安全、國家榮譽和利益」的內容，從自殺式炸彈威脅，到質疑共產黨的貼文，都可算在這裡。

另一個差異，體現在平台責任。中國法律規定，網路內容公司須監控其網站上發布的資訊，否則可能失去執照。「如果我用Gmail說了什麼非法的東西，要負責的人是我，而不是Google，」前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教授，曾任Google亞太區言論自由事務主管的徐洛文說，「在中國，剛好倒過來。」

從中國人權運動人士的經驗來看，騰訊在這件事情上，和阿里巴巴不相上下。其中一位運動人士──胡佳的經驗就是個例子。每到政治會議舉辦期間，胡佳就常被國安人員軟禁在家中，或被帶離北京。他接受採訪時回憶，「他們知道你買了什麼東西，也知道你是在哪花錢的。」胡佳說，現在每個人口袋裡都藏著一個間諜。

這種合作關係並不完美，且隨著數據的價值越明顯，關係也變得越複雜。出現抗拒的主因是競爭：這些數據是他們最有價值、最重要的資產。

基本上，這種摩擦會被隱藏，但偶爾也會呈現在公眾面前。比如中國人民銀行曾撤銷螞蟻集團及騰訊和其他公司發展信用評分系統的臨時執照。接著又成立一家由政府主導的信用評分公司，邀請他們貢獻數據。

阿里巴巴和騰訊都不願與這間新公司分享數據，因為這意味著必須和其他利害關係人共享。這件事最終導致中國科技業於二○二一年遭到清算。

然而與此同時，共產黨和中國科技巨頭仍找到其他合作方式，開始在沿海城市裡展示如何利用科技業的監控工具，來消除社會分歧與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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